区块链神吐槽今年7月11日，是姚尧的37周岁生日。按照惯例，写篇文章来跟大家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进展和心路历程。
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上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我常想，人生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公平的，唯一公平的大概就是每人每天就只有二十四小时了吧？上天不会因为你贫穷，而每天剥夺你一小时抵债；也不会因为他富贵，而允许他每天花钱购买一小时。于是，每个人的人生，就在于如何安排这一天又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
我又常想，人的一天就像一个杯子，容积是固定的。一旦你选择装满红茶，就不可能再往里装绿茶、啤酒或者咖啡了。除非，你先将杯子里的东西倒出，才能腾出容积来装别的液体。自2015年初以来的五年十个月里，我绝大多数的时间精力都被《股市前瞻》的写作所占据，其间所获得的好处自不待言，而弊病就是我再也难以分出太多精力用于其他领域的学习和写作，甚至两鬓之斑白亦未必与此无关。所以，当我在去年十月底以一种情非得已的方式被迫停更《股市前瞻》后，突然就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难以言状的解脱感。我这杯子，之前一直是扭扭捏捏、犹犹豫豫、瞻前顾后、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把液体倒出去，却瞬间就这么一下子被强行清空了！那是一种多少年都未曾体验过、甚至都未敢想象过的“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觉今是而昨非”的舒适与闲暇。
然而，不知是幸运，抑或是不幸的是，我这杯子刚清空，时不时地就会有些新朋旧友要往我这倒茶、倒酒、倒咖啡。一方面，我很感谢朋友们的认可与厚爱；另一方面，我必须珍惜和捍卫这来之不易的写作自由。因此，这八个月来，我真正达成的合作事项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之前跟读者报告过的，应宁德时代之邀写一本解读《论语》的书。
这件事情，早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就在洽谈了。最初的想法，是安排我去宁德时代做几次关于《论语》的演讲。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对自己演讲效果的信心是极其有限的。我上一次在群众场合讲话，好像还是大二的时候参加辩论比赛，这算起来都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一直是以宅男的方式生活着，偶尔的交流也是与两三好友面谈，所以我不知道自己站在演讲台上是否会紧张，更不懂得演讲者该如何控场。于是，我们转为商量着写书。正如读者所知道的，姚尧一直将解读先秦诸子视为最重要的写作计划之一，目前已经连载了部分《姚尧精读道德经》和《姚尧精读商君书》。至于精读《论语》，这本就是迟早要做的事。既然朋友认为这是于企业文化有用的，那现在将写作日程提前又有何不可？
当时的想法确实也很简单：“《论语》，这书我很熟啊！平均三个月写一本，一整年写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于是，我在年初的时候连载了三集《姚尧精读论语》。可是，随着写作的深入，才发现这本书写起来要远比我想象的难得多。我想简单地跟读者分享一下我学习《论语》的过程。
我们读中学时，语文课本里都会摘取一些《论语》中的内容，但那也只是零星的片段而已。高考结束后，我终于有了学习的自由，不必每天去刷题了，于是到书店里买了一堆书，其中就有《论语》。只是当时也没顾得上读，后来就一起带到了大学。大学刚入学时，我觉得学校安排的课程宽松且无聊，于是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图书馆关门到宿舍熄灯，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我回到宿舍后就躺在上铺背《论语》，下铺则是同学们围在一起打牌。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同学眼里的形象，说得好听点是奇人，说得难听点是怪人，说得再难听点就是神经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场景，下铺的人在高声地问“要不要”，上铺的人在高声地背“子曰”，看起来确实是有点不太正常。
就这样，我平均每晚花上一个来小时，差不多一个月就把《论语》背下来了。之所以会去背诵，当然是因为喜欢，觉得孔夫子说的每句话都好有道理，不愧是万世师表。可是，我很快就有了新的疑问，既然孔夫子说得那么有道理，那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忠孝仁义不好么？难道秦始皇不希望自己的大臣是忠臣，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孝子么？不希望人与人之间充满仁义么？难道他喜欢乱臣贼子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统一天下，成为千古一帝呢？他理想中的世界，又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为此，我又去图书馆借《韩非子》来读，因为秦始皇最崇拜的就是韩非子。
这一读下去，当即给我以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看着韩非子批驳儒家的话，真是觉得字字都很犀利，句句都有道理。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任何一派学说，你都不能只读它的经典文献本身，还得读它的竞争对手是怎样批驳它，而它又是如何回击这些批驳的。于是，在之后二十年，每当我阅读文史书籍时，都会很注意探究这些英雄豪杰背后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而结果就是其思想源流皆不出于先秦诸子的辩论之中。因此，当我去年底决定写《姚尧精读论语》时，心里是非常有底气的。虽然我这些年没有系统地复习《论语》全书，但在研读其他文史书籍时，一直在比较儒家和非儒家之间的竞争合作，我自认为是能够解说清楚且言之有物的。可真等我连载几集后，才发现写作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与之前的写作计划被迫延期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我高估了自己，而是我低估了自己，低估了自己这二十年来的学识进步。二十年前，我读《论语》就只是读《论语》的文本而已，思考孔夫子的这句话对或者不对。二十年后，我再读《论语》时，已有太多太多的话想说。可当我准备将这些想法写出来时，才意识到许多我早已烂熟于心的事情，是绝大多数普通读者所不了解的，为此我得先做大量的背景知识介绍才行。可如果将这些背景知识介绍都堆积在一本书里，则不但将旷费时日，而且会冲淡主题。于是，我在今年3月15日推送了《近两年写作计划调整》一文，向读者报告了调整写作计划的思考。
简单来说，我未来几年的主要写作路径大致会是这样的：
- 一、先完成《中国战略通史·远古卷》（五帝至西周）和《中国战略通史·春秋卷》。
- 二、有了远古和春秋的历史知识作基础，我们就可以分析春秋时期最重要的三部经典《论语》《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了。
- 三、完成《中国战略通史·战国卷》，而后解读《吴子兵法》《商君书》《司马法》《尉缭子》等经典。
- 四、由于《资治通鉴》是从战国开始写起，故在完成《中国战略通史·战国卷》后，历史脉络便可与《姚尧精读资治通鉴》接续上。《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五册讲述的是西汉初期，拟定书名为《黄老之治》，故亦需《姚尧精读道德经》作为基础。
只是这样一来，《姚尧精读论语》的写作进程势必要后移，且全书字数少则四五十万，多则近百万，没有个三五年时间很难完稿，这在宁德时代那边就不好交差了。于是，我们商量着另外再出一本书，取名为《论语之道》，以《论语·学而》篇的十六章为导引，展开叙述《论语》的组织管理思想。我们摘取书中前言的部分内容如下：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宋史·赵普传》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名相赵普年轻时擅长处理政务，但学问比较欠缺，待其出任宰相后，宋太祖赵匡胤经常劝他多读书。赵普晚年读书手不释卷，每次回到家里就关上门，打开书箱整天读书。到了次日处理政务的时候，赵普的决断就如流水一般顺畅。等赵普去世后，其家人打开书箱一看，原来就只是《论语》二十篇而已。
这，应该就是后世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由来。虽然不少史学家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但无论其真伪如何，即便有演绎夸大的成分，世人愿意相信这种演绎夸大，总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宋史·赵普传》记载书箱里的是《论语》全本二十篇，为什么民间会流传只需半部《论语》即可平治天下呢？这半部《论语》，究竟是前半部，还是后半部，抑或是中间半部呢？
其实，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1]既然这个道是一以贯之的，则这半部和那半部原就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为了阐明道的。只要能懂得且躬行夫子之道，岂止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即便半章论语又何尝不能平治天下？
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馀自然易晓。（寿昌）
——《朱子语类·卷第二十·论语二》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便将二十篇全部逐字逐句讲完。诚如朱熹所言，《论语》二十篇中以第一篇《学而》最为重要，只要熟读明了《学而》篇，则其余各篇亦容易知晓。故本书重点围绕《学而》篇的十六章展开解析讨论，而在讲解《学而》篇的各章时，亦穿插引用其余十九篇中的内容。为便于读者查阅，随书附赠一本《论语》全书的小册子，书中各篇章皆予以编号。如第一篇第二章记作【1.2】，第三篇第二十六章记作【3.26】。
[1] 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
对于这本《论语之道》，宁德时代已经下了两万册的订单，我的预计是国庆节前后完稿，年底前出版，春节前送到客户手中。春节过后，我们会保留书中95%以上的内容，出版面向社会大众的版本。
这里顺便做个广告，读者中或许还有大型组织机构的负责人，是愿意大量购买姚尧所著书籍的。若能买到两千本以上，我们可以申请一个新的印次，在图书的扉页印上组织的标识和标语；若能买到一万本以上，我们可以申请一个新的书号，从封面到内页，为组织量身设计营销符号，以增强图书的宣传和社交效果。
就出版进度而言，今年下半年还会有三本书出版。预计八月下旬会出《姚尧精读声律启蒙 一》，国庆前后会出《笨蛋，问题在战略》第二版，四季度会出《姚尧精读声律启蒙 二》。其中，《笨蛋，问题在战略》第二版的售价预计为88元，较第一版增加10元。第二版在文字部分增添不多，除了姚尧自己写的 《笨蛋，问题在战略》第二版前言 和宁德时代 曾毓群先生为《笨蛋，问题在战略》再版作序 外，主要是将书中的地图由黑白示意图替换成了彩色地形图。全书使用全彩印刷，故而大幅提高了设计、印刷和纸张的成本，下面截取几张图片对照，让读者看看效果：
图片
三路楚军伐秦路线图
图片
图片
原楚国分封图
图片
图片
由汉中出关中路线图
图片
目前，第一版的库存尚有六百本，读者若嫌第二版价高，可以现在去买第一版。待第一版售罄后，我们就不会再加印了。
应许多读者的要求，经过反复权衡，姚尧将暂时搁置股市类相关书籍的写作，恢复股评更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即便不说永远吧，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都不会考虑在公共领域分析预测股市行情。毕竟，我之前罗列的写作计划已经足够庞大，而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于支持姚尧将时间精力从股市波动中抽离出来，专注于写作一些能够流传后世的东西。
目前，《姚尧精读资治通鉴四 楚亡汉兴》已经写了14.58万字，还需要再写4万字左右，预计十一月即可完稿，明年出版不成问题。自今年十一月至明年底，我的写作目标是完成《中国战略通史·远古卷》《中国战略通史·春秋卷》和《姚尧精读声律启蒙》。
到2023年，随着《中国战略通史·春秋卷》的完稿，我会全力推进《姚尧精读论语》《姚尧精读道德经》和《姚尧精读孙子兵法》的写作。随着《姚尧精读声律启蒙》的完稿，我还会再写一本关于古诗的入门书籍，帮助读者了解诗歌发展的脉络，从而能够自己读诗、学诗、写诗，而不只是背诗。现在很多人看似对诗词很感兴趣，却连关于诗词的一些基础知识都完全不懂，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这就好比一个号称喜欢看球的球迷，实际上既没有自己下场玩过，也不懂得比赛规则，纯粹就是看个热闹而已。只有你自己真的下场玩过，甚至还参加过比赛，这才能够理解那些巨星在球场上各种精彩表现的难能可贵，你也才能在其精彩表现中领悟到更多门道。
顺便多说一句，我们在论及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时，素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提法，且美其名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事实上，这种论述并不准确，是五四前后胡适等人为提倡白话文写作而刻意引导的。他们强行将进化论引入社科人文领域，认为文学亦必定是不断朝着进步的方向演化的。唐诗对格律要求最严，宋词便可长短不一，元曲多采日常用语，至于明清小说，则近乎就是白话文写成的了。按照这种理论推演，那么白话文写作就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时代进步的需要。
不可否认的是，白话文写作对于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文化确实是有其功效的。然而，所谓“文学进化论”本身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仅以宋词而论，宋人从来没有觉得词这种文学样式比诗更高明，所以才要专注写词。恰恰相反，宋人普遍是看不起词的，因为文是用来载道的，诗是用来言志的，而词是用来谈情的，属于小道末流，放在酒席上跟才子佳人一起展现风流还可以，上不得正经台面。
欧阳修曾撰文谈到他的老师钱惟演“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这段话的本意固然是彰显钱惟演酷爱读书，即便是上厕所也手不释卷。可是就其顺序编排来看，坐着的时候读经史，说明经史最重要；躺着的时候读小说（指诸子百家及历代杂记），说明小说不太重要；上厕所的时候才读小词，说明小词基本就是打发时光用的。
又据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记载，黄庭坚“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法云寺的法秀禅师劝他：“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黄庭坚则笑道：“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意思是说，我就是在酒桌上开开玩笑，讲讲段子，又不偷不抢的，何至于因此堕入恶道呢？所谓“空中语耳”，意指这些话原本就是没有根据的随便说说，不能将其当真，更不必看得太重。
苏东坡，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可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苏东坡自己根本就不把他的词当做一回事。在一百一十五卷《苏轼全集》中，最前面三十二卷是他的诗，之后还有赋、叙、记、传、论、策略、奏议、书信、碑、铭、赞、颂、志林、外制、内制等。读者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词呢？是的，在这一百一十五卷的正文里根本就没有词。正文之后还有个附录，附录里收录了东坡词三百五十二首。我们现在谈及东坡词，无不拍案叫绝，甚至顶礼膜拜，可你能够想象，东坡词在苏轼自己心中的地位，竟然是连一般的书信应答都不如，故而不能编入正文，而只能排在附录里的吗？
由此可见，宋朝文人对于词的态度普遍是休闲娱乐而已。有宋三百年来，真正用心专注作词的，大概就只有一个辛稼轩。在这种背景下，你说词是宋朝文学的代表，是对唐朝文学的进化，你觉得宋朝人会答应吗？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宋朝人用心作诗，为什么宋诗的成就不如唐朝，无心作词，却创造了繁荣昌盛的宋词呢？
这是因为唐人的感情丰沛饱满，以此兴发故易出名作。宋人却总想着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总想着要继绝学和开太平，于是在写诗时掺杂了太多的说教意味，变得不那么像诗了。而在写词时，由于只是酒席上的休闲娱乐，由于只是无关国计民生的“空中语耳”，所以作者不必再像圣人一样正襟危坐，能够以放松的心态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便有了诗词的味道。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宋人诗不如词，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这就好比有些领导做报告时，总喜欢说一些艰苦奋斗、团队合作、勇于创新之类的大道理。话本身固然没有错，可是底下的受众听不下去，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批判的“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可一旦领导放下说教的架子，说些自己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感受，听众反而觉得领导真诚，愿意听他再说下去。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6.18】）
早些年，我曾经在文章中跟读者谈过，说姚宜修长大后不打算送学校，而是准备自己教。
这两年，一直有读者留言，问我是否还坚持要这么做。今天，我统一作出答复，且就教育问题向读者报告一些我自己未必成熟的想法。
首先，按照年龄，姚宜修今年六周岁，九月就该读小学一年级了。于是，在读者的提醒下，为了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我还是给她办理了学籍。不过，经过与校长的沟通，学校允许我在教育方式上有一定的灵活自主，且时常就自己的探索尝试与学校交换意见。当然，今后若有相对成熟的想法，我也会在公众平台与读者分享。
之前，姚宜修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以背诵诗文为主，英语是今年初开始学的，数学则由阿姨断断续续教完了一年级的内容。六月初，我做了个测试，决定自己来教她数学。平均每天的学习时间大约是两小时，其中讲解半小时，做习题一小时，改作业半小时。就这样，我们用两个星期学完了二年级（上），又用两个星期学完了二年级（下），现在她已经在学三年级（上）了。
说实话，对于这个结果，是极其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的。我原先想到过自己教的效率会高，但没想到会高这么多，一个月就把一年的数学课程学完了。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一对一的效率高应该是主要的。毕竟老师大班上课，得顾及绝大多数学生的进度，而一对一授课，只要能听得懂，会做题，就可以继续向前推进。其次，就是现在的小学教材实在是太简单了，至少对于相当多的学生来说是太简单了。如果完全按照教材的内容授课，必定有许多学生的时间精力是过剩的。我想，为了安排这些学生过剩的时间精力，通常会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让学生继续刷题。常规题目刷熟了，就去刷更难的、更复杂的、更精巧的题目。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普遍经历过的事，当年就被批判为题海战术，可你却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我们的中考高考不是在考你能不能解出这些题，更不是在考你能不能用创造性的方法解出这些题，而是在考你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尽可能又快又对地解出这些题。这就要求考生进考场前必须是个训练有素的熟练工，而若非经过长期大量训练，又怎么可能培养出熟练工呢？这种教育方式发展到极致，就是八股文。
自从主席发表《反对党八股》以来，八股文在大众语境中逐渐成为贬义词。其实，八股文原是明清科举考试时的一种文体，本身无所谓好坏，只是规定太多太严，不容易写而已。那么，为什么科举时期要发明这样一种极其难写的文体呢？这我们就得回到科举制的本质精神了。
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对左右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请注意，李世民这里说的是“天下英雄”，而不是“天下贤才”，更不是“天下圣贤”，什么叫天下英雄？在现代汉语中，我们经常称那些既有能力又有道德的人为“英雄”，把那些有能力但没道德的人称为“枭雄”。可在古代汉语中，“英雄”是与道德无关的。英，就是聪明，如“英明”；雄，就是勇猛，如“雄壮”。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尔”，不是说天下既有能力又有道德的就咱俩，而是说天下既聪明又勇猛的就咱俩，所以将来必定是咱俩争天下，其他人都根本不是咱俩对手。因此，李世民高兴地对左右说：“我用科举制把天下既聪明又勇猛的人都网罗进来了，将来就不用担心有人作乱了。”
这样，大家就能够理解八股文为什么要设计得那么难写了，为什么我们的中考高考题目要设计得那么难答了。难是必须的，不然怎么把最聪明勇猛的人筛选并网罗进来呢？当然，李世民们还是有漏算之处的，那就是世间的聪明有许多种。有些人不是不聪明勇猛，只是他们的聪明勇猛不适应标准化的考试。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的聪明勇猛适合于搞破坏性创新。于是，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灭亡，都有科举失意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的黄巢和清朝的洪秀全。但就总体而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科举制的地位还是很难被实质性撼动的。它只能被改善，却很难被替代。国家需要用功名利禄来网罗最聪明勇猛的头脑，以维持社会的平稳运转。
第二种选择，就是让学生拓展才艺。当学生的时间精力都用于刷题被打成应试教育而广遭批判后，作为其对立面的素质教育就闪亮登场了。这大概是现在的孩子们都正在经历的。在所谓素质教育的大旗背后，是满大街的兴趣班和才艺班，似乎每个人都应该朝着才子佳人的方向培养。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让孩子去学才艺，那还真不如让他去刷题，因为刷题更多的是靠勤奋和努力，才艺更多的是靠金钱和身份。如果将才艺这条赛道发展到极致，那就是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
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其名作《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可是，对于王羲之何以能在书法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许多人就不了解了。
王羲之出生于中国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琅琊王氏，这个家族自魏晋以至于唐末，影响中国历史长达七百年之久。琅琊王氏的巅峰时期是在东晋，当时他们拥有可与皇室相抗衡的势力，时人称为“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就是东晋时人，官至右军将军，故称“王右军”。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叔叔王廙都是著名书法家，父亲擅长行书和隶书，叔叔更是晋明帝的老师，被认为是东晋在王羲之前最好的书法家。在这样的家学启蒙下，王羲之年仅七岁就拥有了可观的书法造诣，这种起点是普通人根本就望尘莫及的。之后，王羲之又师从于表姨卫夫人。
卫夫人，姓卫名铄，出生于河东卫氏，这又是个著名的书法世家，该家族中的卫觊、卫瓘、卫恒等皆为历史有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嫁给汝阴太守李矩为妻，李矩所出生的江夏李氏同样是书法世家，李矩及其子李充，其侄李式皆为书法名家，该家族至唐代更是诞生了李邕这样的书法大家。不过，后世普遍认为江夏李氏的书法造诣与卫夫人的嫁入有关，而卫夫人师从的是三国时期魏国大书法家钟繇。
钟繇是将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重要推动者，被誉为“楷书鼻祖”。在王羲之横空出世之前，世人常将钟繇与卫觊并称“钟卫”。王羲之成名后，世人便常将钟繇与王羲之并称“钟王”。王羲之生有七个儿子，亦均为书法名家，其中尤以王献之成就最高，与乃父并称“二王”。由此可见，魏晋时期的书法名家看似群星璀璨，其实都不过是家族朋友之间的互相传承，故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我之所以要长篇大论地讲述这段历史，不是要宣传什么血统论，而是想说明在艺术领域，天赋和启蒙远比努力和勤奋更重要。即便我们不谈天赋的高低，至少在启蒙的环节，富人所能创造的条件将远胜于穷人。我们不排除少数极具天赋的贫家子弟，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而取得卓越成就。只是以概率而言，穷人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机会将远低于富人。对于普通人来说，将时间精力放在这条赛道上，那还真不如去每天刷题。
第三种选择，就是让学生读课外书。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观点根本就平淡无奇，有哪个家长会反对孩子在功课之余读些有益的课外书呢？不过，我所谓的读课外书，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在战略上放弃学校课业的考试竞争，纯粹以海量阅读和无限阅读为发展方向。
前文提到，科举考试的本质是筛选熟练工。那么，在天赋和师资既定的前提下，越是能将学习时间有效聚焦在有限工序内的学生，就越是有希望成为合格的熟练工。而一旦学习时间被分散于太多与考试无关的工序，则在考试中胜出的概率必将大幅降低。因此，在战略上做出这种选择的弊端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将来基本考不上名牌大学。不过，考个普通大学还是不难的，因为就人口趋势而言，未来中国高考录取率仍将持续攀升，只是许多大学的毕业证对于找工作的帮助有限罢了。
谈完坏的方面，我们再来谈好的方面。
在我上学的年代，数学和英语是最重要的学科，所有的入学考试都得要考。最近几年，据说是语文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高，我有一些做自媒体的朋友，甚至干起了作文辅导班的副业。
在我看来，作文辅导班对于提高作文考试的分数应该是有帮助的，但对于写作水平本身却用处不大。因为只要是选拔考试，特别是大规模选拔考试，就必定是有套路可以依循的，作文考试当然也不例外。可若要写出能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套路可以指望了，这得靠自己平常积累的阅读和思考，即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姚尧自己而言，我在中小学时期的作文是很少能拿高分的。虽然我当时知识的广度和思辨的深度远超同龄人，但以十来岁少年的阅历，要想在命题作文的考试中一鸣惊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可是等我读到大学，写的文章就越来越受欢迎；等我读到研究生，就可以靠写作来养活自己了，因为当量变积累到我二十岁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质变。而在我读中学时，手不释卷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思辨尚不足以在作文考试中与那些熟悉作文套路、善于堆砌辞藻的同学竞争。只是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写作已经成为我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我当年那些频繁参加作文竞赛的同学，却早已不再写作了。
文科如此，理科又何尝不是这样。甚至在我看来，虽然我们从小就是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声中长大的，但我们在理科教育上的匮乏相较于文科更甚。即以姚尧自己为例，我本科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硕士的专业是生物信息学，我考研的时候数学接近于满分。这在外行人眼里，或许姚尧的理科教育应该是还混得过去的，可是我非常清楚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多么无知，充其量只不过是考研那年的高强度刷题，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相对凑合的理工科熟练工而已。熟练工的好处，是可以高效地完成既定的工序流程，缺点是难有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这其实也正是中国制造现在能够凭借物美价廉横扫世界，但在最关键的创新领域相较世界顶尖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主因之一。
下面这张图，显示的是由经合组织（OECD）统计的世界各国研发投入金额。我们选取了中国（红色）、美国（紫色）、欧盟（蓝色）和日本（绿色）自1991至2019年间的趋势走向：
图片
可以看到，在1991年时，中国（不含港澳台）的研发投入只有日本的11.74%，只有美国的5.11%。然而，到了2009年，中国研发投入超过日本。到了2014年，中国研发投入超过欧盟28国的总和（当时英国尚未脱欧，现在是27国），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到了2019年，中国研发投入约为日本的2.98倍、欧盟的1.32倍和美国的0.84倍。照此趋势下去，超越美国是迟早的事。
下面这张是自1991年以来，中美日欧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
图片
可以看到，美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在这三十年间是从2.5%上升至3.0%以上，欧盟平均是从1.5%上升至2.1%，中国在90年代尚不足0.8%，最低是1996年的0.56%，之后一路快速上行，至2013年超过欧盟达到2.0%，2019年达到2.23%。
通过这张走势图，我们也能回顾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走向。90年代时，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多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支撑，所以研发投入的比例极低。之后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劳工收入的不断增长（亦即所谓的“人口红利消失”），科技化和品牌化日益得到重视，故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亦随之提升。这些年来，我们在科技领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令国人自豪的创新突破，其表面原因当然是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实质原因则是持续的巨额资金投入，说白了就是砸钱。单就个人而言，科技创新或许还得靠天赋和勤奋。可上升到大型组织、尤其是国家层面，搞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就是资金，因为天才在人群中是依照某种概率存在的。只要资金充裕，就可以聚集足够的人力资源。只要人力足够，就总能涌现出大量勤奋钻研的天才。
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下去，我以为，中国的综合科技实力已经不逊于日本，正在追赶欧盟，但距离美国尚有很大的距离。为了在科技上赶超美国，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将在2027至2030年间实现这一目标。
第二步，中国在研发投入上超越美国。由于研发投入＝GDP × 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而当中国GDP在2027年前后超越美国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应该还不及美国，所以我们还得再等几年，等GDP进一步超越美国，等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进一步靠近美国。预计到2035年，这两个数字的乘积将实现对美国的超越。
第三步，中国在科技实力上超越美国。假设中国的研发投入在2035年超越美国，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实力就超越美国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你还有之前那么多年不如人家的账要补。这也就是中国的研发收入早在2009年就超过了日本，十年后的2019年更是高达日本的三倍，而我现在却只敢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应该不逊于日本，而不敢说大幅领先日本的缘故。我想，待到中国研发投入超越美国十五年后，也将是建国一百周年时，中国的科技实力就能超越美国了。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上有句名言，叫“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在思考孩子的教育问题时，着眼点不是他们将来能否考入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能否找到高薪工作，而是如何适应国家民族的需要，如何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人生是比在为国家振兴、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更幸福的了。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第三种选择，以海量阅读和无限阅读为发展方向，具体学什么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培养出坚持不懈学习、随时随地学习、不受限制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以姚宜修而言，我现在平均每天花在她身上的教育时间大约在两小时，我希望今后能逐渐下降到一小时以内，就只是给个方向和答疑，其余时间以她自学为主。毕竟，我自己的学习工作极其繁忙，而姚湛渊很快也要到受教育的年龄了。按照我的推算（而非要求），姚宜修最晚十二岁就能把高中课程学完了。这不是我刻意要让她超前，而是在我把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教科书买来后经研究推算发现，只要不为纠结于考试分数而高强度刷题，学完这些内容真的用不了那么多年。只要把高中课程学完了，就可以比照着大学各院系的课程一门门学过去了。其实我当年读本科、读研究生时就是这么干的，把感兴趣的其他院系的课程安排罗列出来，在图书馆找到教科书一本本读。所有教科书里都会提到本学科有哪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写过哪些最伟大的经典著作，然后我就又把这些名家名作找来读，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在我看来，固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成为专家，但身处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时代，一个人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其将来与人沟通协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就决定了其一生可能的机遇和潜力。只是，我的孩子将远比我更幸运，他们可以少走很多我当年走过的弯路。
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只是应广大读者长期追问，所以不揣浅陋而将其公之于众，仅供读者参考而已。由于姚尧的学习经历和工作性质与绝大多数人都略有不同，因此我的思想经常遭到质疑，我的行为也不具有普适性。我本无意说服任何人，可若真能与读者摩擦出些许思想火花，那就当真是喜出望外了。
我常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已有181年，若以三十年为一代人的时间，则刚好经历了六代。
第一代（1840-1869），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内乱，清政府被迫放权汉族官员以自保，开展洋务运动以自强，似乎是有要开创中兴局面的迹象。
第二代（1870-1899），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科技成果，翻译了西方的思想文献，兴建了西式的制造公司，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更是宣告了清政府已无可救药。随后便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步入最危险的时刻。
第三代（1900-1929），这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既然清政府自发的改良运动无法挽救中国，那就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全新的民主共和国。可孙中山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其所创立的民国却始终处于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之中，故其临终前也只能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而难以为国家发展指明道路。
第四代（1930-1959），从这一代开始，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有了主席的思想作指引，遂摆脱了过去不断失败的下跌循环，开始触底反弹而步入上升趋势，虽然道路充满曲折，步伐一路踉跄，却终究是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具体在这一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与苏联接轨”。蒋记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后，却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置日寇占领东三省于不顾，忙着肃清国内的政敌。即便是在抗战胜利后，身为二战最主要战胜国之一、所谓“世界四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也不得不对苏联割让外蒙古，对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前者相当于一战后日本强占山东的翻版，后者则是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翻版。历史证明，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国民党根本无法引领中国之革命与建设，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需要依靠一个苏联式的政党来引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在苏联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初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重工业积累。可是在这一代行将结束之际，由于中国不肯完全依附苏联路线，遂导致中苏关系分道扬镳。
第五代（1960-1989），这一代的时代主题是“与美国接轨”。随着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且苏联模式的弊端显现，中国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前十年是中美从敌对到缓和，中间十年是中美从接触到建交，后十年是中国学习美国模式。可是在这一代行将结束之际，由于中国不肯完全依附美国路线，遂导致中美关系分道扬镳。
第六代（1990-2019），这一代的时代主题是“与世界接轨”。经过建国以来四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在相继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道扬镳后，中国以更加独立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腾飞，一个个竞争对手被我们赶超。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都排在世界第二的位置，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美国。
我们正在迎来的是第七代（2020-2049），这一代的时代主题是“成为世界第一”。在这三十年间，我们将在几乎所有领域实现对美国的全面超越（英语等少数领域除外）。至于届时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番模样，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已经给出了清晰的描绘和详细的规划。
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更是我们这一代人难得的机遇。姚尧愿与读者诸君互相勉励、携手奋进！
最后，按照惯例发一张今年的生日照，今年携一双儿女出镜：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