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原文标题：学习讲话：一个重大方向变化
编者按：
在中国完成脱贫攻坚战后，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是什么？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问题。今天的七一讲话，再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要求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信号。自去年五中全会以来，这方面有一连串密集的行动，无论是政治局集体学习，还是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政府工作报告，或是浙江示范区文件，都反复强调了这个方向——共同富裕。
在新的战略下来重新思考各类政策逻辑，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房地产税的问题，过去可能主要是房产调控的角度，而现在则要放在共同富裕的角度下考虑。其他还有许多久拖不决、多年未能突破的一些收入分配改革议题，未来的推进速度将会加快。
发改委正在制定的共同富裕行动纲领，这可能是第二份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改革文件，层级也可能会更高。这会影响方方面面的政策走向。
本文，前沿君先对上一轮改革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再对下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
200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突然出现了“共同富裕”这四个字，要求“在协调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一位后来鼓吹中国已经全面超过美国的学者解读这份政府工作报告说，这是“先富论”转为共同富裕的开始。
“先富论”是小平在1985年提出来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就是通过拉大收入差距，激发市场活力。
但为什么在2004年要提“共同富裕”呢？因为当时的贫富分化已经很严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
20世纪末的改革，国企改革三年脱困，无效率的企业破产，许多工人下岗，从头再就业、再出发。
分税制改革让地方财力明显减弱，全国农民的税收、提留等负担沉重，基层政府膨胀，农村矛盾十分尖锐。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扩大。
2004年新一届政府首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对当时形势的有这样的表述：
农民增收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重，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资源环境压力增加。
怎么办？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纠正收入分配的失衡。
此后的一系列行动，对前期欠账进行了大规模的纠正——建立了庞大的社保体系，取消农业税。
但真正的政策转变是在2010年左右到来。这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句话：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过去常用“效率优先”这样的表述不见了，而且明确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之前在2000年和2004年出现共同富裕的表述，主要是针对东西部的差距，阐述西部大开发的意义。
既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么收入差距就不能过大。收入分配改革就自然成为重心工作。
但这项改革十分艰巨。从2007年开始，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上一年工作总结，几乎都有一句定律式的表述，收入分配几乎年年都是“亟待解决”的、群众不太满意的问题，也说明中央政府自评对这项改革成果就不满意。
最近一次是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是这样表述的：
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这么难？为什么几乎每年都会提出，但每年又都被归为“群众不满意”的内容之一呢？
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尤其是当前重新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要求积极有为行动的时候。
那一轮发生了什么？
我们对2001年以来“共同富裕”这个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进行的梳理：
| 2004年 | 在协调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
| 2010年 | 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
| 2011年 |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
| 2016年 |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
| 2021年 |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
从上表可以看出，每年的用词都不一样，但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今年的要求是“扎实推动”。
那么，如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当然就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
通过前沿政策数据库（如需要获得使用权，请了解《前沿政策周报，等您来！》），我们对“收入分配”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再进行了检索：
2010年-2012年那么高，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记得2011年中国舆论场上的一场隔空争论，也就是到底是“分蛋糕”更重要，还是“做大蛋糕”更重要。
因为对贫富分化过大的不满，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优先考虑的应当是分蛋糕，只有蛋糕分得好，才能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做大蛋糕。
但另外一种观点是，分蛋糕前，必须把蛋糕做大，坚持经济持续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这场论争都有代表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重大方向性、道路性的争议，到底是要继续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或者两者兼顾？
那些年在学术界，对于收入分配的讨论也很多，其中一个核心指标是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不过，现在统计局已经不发布这个数据了。
贫富分化的现实，民间、官方层面的讨论，使得决策层尤其重视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
前沿君逐一分析了这些年对“收入分配”改革内容的描述。
在初期，收入分配改革既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内容，比如确保下岗工人基本生活费的问题（2000年），也有拉开收入差距的内容，如提高国企高管的工资报酬（2001）。
但是大约在2005年左右，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缩小收入差距。
改革有两个方面的思路：一个方面是宏观思路，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考虑问题。
比如，2004年，投资过热，中央叫停了铁本项目。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于是提出：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
到了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述了收入分配改革对于拉动消费的的重要性：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可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又可以有效增加消费需求。
可以说，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政策。那么怎么办？
这就需要设置一些宏观的指标，形成政策的目标体系。所以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先提出了两个指标：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到了2011年，这两个指标体系变成了一组指标：
1，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2，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3，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4，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十八大报告重申了这四个指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保留了指标中的2和4。但是，这并非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
可是，有一些时期，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引起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层面的讨论，于是国家统计局就不得不出来回应。
有一年，统计局的解释是“基本同步”。但这个指标也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现在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仍比较严重，更需要继续进一步的提升居民收入，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这是第一方面的政策，也就是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中，扩大居民收入占比这个总盘子。
另一方面就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内部结构问题，也就是调节高收入和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问题，这是最敏感的政策，因为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调整。
从2005年开始，这方面的政策就一直连续不断。
比如2005年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措施，2007年提出了继续进行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问题。
2008年则提出了一套组合拳，涉及农民收入、职工工资水平、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公务员津贴补贴，以及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等。2010年、2011年重申了这些组合拳。
前沿君将这些内部结构调整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针对高收入群体，要调节压降。主要包括当时群众意见强烈的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过高的问题，公务员的津贴补贴等问题等。
第二，针对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问题，如工资协商制度、最低工资上调的机制等等；另外包括企业养老金、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问题等等。
方向其实相当明确，一手压高，一手扶低。
这里面的办法，除了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更加偏向保护劳动者、以及上调个税起征点之外，大多是行政措施。比如最低工资上涨，最初涨了一些年，但企业反映负担过重，后来又停下来了。
比如农民工工资发放问题，总要依靠 亲自在年底帮忙讨薪。
除部分法律措施外，这些行政措施的特点是：稳定性差，制度性差，依赖于政府的重视程度。
到了2012年，中央对收入分配问题仍十分重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总结了之前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成绩，包括农民收入增速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各地普遍大幅调高最低工资、企业养老金连续7年上调、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上调到3500元等等、大幅提高贫困县标准等等。
可惜，这个文件出台的时候，已经在换届前夕。
2013年2月，国务院转批了发改委等三部门制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这份文件称，“充分认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但当时市场关注的热点已经是城镇化的问题。
到2014年，新一届政府的首次政府工作报告，“收入分配”出现的次数已经降低到了2次，回归到了2010年以前的水平。
新一轮会有什么政策出台？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出现了“共同富裕”的表述，这是自2011年以后的首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这个时候，脱贫攻坚战和共同富裕的战略都在酝酿之中。最终确定会采取更积极行动是在去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
今年以来，这样的信号可以说变得更加密集了，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1月11日，在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
同时，这项工作也不能等，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
1月28日，第27次集体学习：
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
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发改委表示在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4月份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
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6月份，《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公开发布。
7月份，七一讲话中再次提到：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从这些越来越频密的行动来看，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不仅仅是长远的目标，更会有重要的政策出台。
在这个框架下，思考当下和未来的政策，可能很多政策的逻辑会发生改变。
过去的改革，有很多重大的方向性的政策，因为担心风险，或者其他方面，而不敢推进。
那么，未来这些担忧会解除，可能会有更多重要的涉及收入分配的政策出台。
2013年，发改委等三部门的文件是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一个系统性的文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革建议，其中有些问题后来有明显的改善，比如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公务员的津贴问题等等，但仍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或者停滞不前。
如果总结上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来看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及政策走向，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前沿君认为，可能有几个方面应当或者会有新的变化：
第一，文件的层级应当需要提高。
收入分配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重大政策，如果仅仅是某个部委，即使如发改委这样的综合性部委，可能也难以真正协调好政策的执行和方向，很多重大问题，在部委层面其实难以决策。
所以，这一轮对共同富裕行动纲领的文件，应当提高层级，某些多年难以突破的改革，才可能取得实效。
第二，对收入分配相关的宏观指标，应该提高约束性。
正如上文分析的，在2011年左右，中央针对收入分配问题，提出了一组宏观指标，与居民收入直接相关、与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有关。
但是，这些指标缺乏约束性。当某些指标出现偏离时，统计系统的解释只是“基本”来代替，但既然要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宏观指标就应当不仅要实现，还要超额实现。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物价上涨，当时的原因是因为消费旺盛，来自于居民收入增长。
但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形成投资稳增长的惯性，这十年更是长期依赖于投资来稳定经济。投资带来产能过剩，而消费占比不断下降。这仍是当前最重要的宏观结构失衡。
未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对于促进经济内循环、改善经济结构失衡都有帮助。对这个宏观指标应该提高约束力。
第三，当前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可能并非薪资、劳动分配，而是财产性收入。
其中主要是房地产暴涨带来严重的分化，有房者和无房者，早买房者和后买房者，在资产水平上呈现马太效应，而且越来越严重。
所以，未来房地产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年财政部召开的座谈会其实也传递了这样的信号。
这不再是从房地产调控的角度考虑房地产税的问题，而是要从收入分配差距的角度来看，两者出发点、政策初衷完全不一样。
第四，系统性忽视居民收入的一些政策要进行调整。
比如，以金融系统为例，长期以来的要求是降低融资成本，但是居民部门的存款一半是活期，这些活期存款利率远低于CPI，导致事实上长期的负利率和居民部门的财产损失。
金融系统应当要为增加居民收入作贡献。当然也不是片面地提高存款利率，而是要合理地考虑银行、居民、企业之间的利益，居民部门的利益应当得到重视。
再就是居民的投资渠道和投资者保护问题。中国居民的资产应当给予全球配置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当然不一定是冒进，但需要进一步打开通道，让居民自己在全球配置资产、分散风险。
国内的资本市场应当加快成熟，尤其是在投资者保护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否则各种割韭菜的行为层出不穷，对居民部门福利是极大的损害。
这些年P2P之所以疯狂，原因在于居民寻求高收益的资产不得，于是地下的市场乱象丛生。
如果正规的金融市场能够给予风险和收益匹配的资产，地下的乱象就会减少。
一些垄断行业的保护行为也应当进行清理，尤其是一些基础能源领域的内外价差，比如石油、天然气等等，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打破垄断，给居民部门创造更多的福利。
第五，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问题。
这是系统性的问题，农村的主要资产是土地，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大多在城市生活，老一代的可能还会回家养老，新一代基本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应当抓紧适度放开农村土地制度，应当更大胆地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应当更多地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处置权。
土地和房产的增值，让政府和城市居民持有的资产大幅增长，但唯独农民无法获得土地增值带来的福利。
第六，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这是多年以来的老问题，这些年应当说也有不少进步，但是还有很大的差距。
农村的养老保险水平和城市居民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民工子女的异地教育问题仍存在很大障碍，农村的公共服务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这些年国家对农村基建的投资比较多，修路、村庄建设等方面，但是在软性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七，对于高收入群体的调节问题，要考虑一系列的税收制度设计，包括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等。
对超级富裕群体，应当加大税收调节。同时，个税起征点应当进一步上调，培育壮大中产群体。
另外，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规范对慈善行业的监管。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文件也突出了这一点，“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第八，不能把责任过于推给企业。过去调节收入分配措施，很多劳资关系方面的调节将压力推给了企业，企业负担过重会降低经济竞争力，最后“蛋糕做不大”。
所以，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是必要的举措，不能仅仅停留于压缩三公经费这类行动，而应当大幅度对行政层级体系、事业单位体系，以及不必要的冗余职能进行改革，“放管服”改革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还有什么建议？欢迎留言讨论。
今天（周三）有消息说，全国碳市场启动可能要推迟到七一后。对于***和***就碳市场基础制度的争议，前沿政策周报在5月15日就专门分析过，小标题是“碳市场即将启动但博弈仍激烈”，后来“决策思潮”栏目应该也收录***表达不满。
圈内有圈友说，“喜迎”电价上涨。半个月前，6月14日那期的《前沿政策周报，等您来！》产业部分的一个小标题是“电价上涨蠢蠢欲动”。不过最近又有一些小的变化。关注政策趋势，了解政策走向，欢迎订阅周报及组合产品。
圈内问答一则
圈友：数字货币前景怎么看？
前沿君：长远的路线图，现在官方也没有，我可能也说不上来。我大概说说我的看法：
1，虽然中国央行在小川时代就启动研究，现在证监会的姚前的带头人，（省略若干字，入圈可看）。他一走，就热起来了。可是为什么热？不是中国自主研发或什么有特别大的进展，而是FB有个大胆的天秤座LIBRA，所以（省略若干字）。
2，既然如此，那么近期还是要看美国。鲍威尔说了，夏季会发一个官方的类似征求意见的讨论稿。这应该代表美联储的思考，并征求意见。美联储是很谨慎的。我认为，美联储的动向会极大影响中国央行和中国决策层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3，不要看现在数字货币好像很热闹，但货币是基础的基础，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换的。没那么容易。小川也在一次讲话中说：
同时也别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说我弄了一个系统，可以拍胸脯吹牛，既能解决零售支付，又能解决批发系统，交易所系统也都完全改造了，贸易结算、汇款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我看也不现实，所以如果做了这个选择，进行了研发和试点，也要有定力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现在，好像在手机里，老百姓看到了一张类似于纸币的东西，就认为数字货币有模有样了。我认为，这恰恰说明，数字货币还是照猫画虎的阶段。
人家第三方支付微信扫码的时候，什么时候搞过一张货币的图纸，当然也不敢搞。但支付照样在几年内实现了农村买菜都用这个支付。我认为，（省略若干字，入圈可看）。
4，数字货币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就如小川说的，零售，批发，贸易结算，外汇兑换，这里面涉及系统很庞大。这个东西不能老是宕机啊。还有海外持有人的对接的问题，太多太多问题了，哪那么快。另外还有法律程序的问题。
5，不过，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就粗浅发表些个人看法，抛砖引玉，欢迎批评。
公众号：前沿观察
微信号：zhengjingguancha
做中国最好的宏观和金融政策分析
Tong
本届强力政府退休前一定要解决财产税（地产税）问题，财政和贫富差距是帝国命脉。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贫富差距到一定程度后，极端富人会有能力对抗税收。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可能人类历史上会再次出现世界前两大巨头同时衰落，进入第二个“中世纪”，“魏晋南北朝”。那世界就太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