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此外，对涉案的高俊芳等十四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依法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高俊芳是不是被轻判了，91亿罚款能不能对她背后的势力形成致命打击？
-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了一个农村女孩高俊芳，从普通人到垄断国有医药领域的女强人？
- 我国的医疗为什么会这么贵，出现这么多假药，市场混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高俊芳是被轻判了吗？
虽然相对于众多受害者健康而言，金钱难以衡量生命的价值。但最终罚款91亿，撤销长春长生生物的医药领域生产诸多证明，意味着它将从药品生产企业退出，而91亿的天价罚款，则更让高俊芳及其背后利益集团倾家荡产，造成其利益集团的整体崩塌。
91亿是现金，不是股价，在长春长生的股价已经被停牌锁死的情况下，这些钱罚款指向根本不是表面上的高俊芳，而是其作为白手套背后的利益集团。
早在八月就曾下达过处理意见，吉林省官场多名高官被查，药监系遭到大清洗。问题疫苗涉事多名部级官员落马 吉林副省长被免职 长春市长引咎辞职 处置42名官员。
在政治失利，经济失血的情况下，高俊芳背后的利益集团失去了存在性，必然崩塌。失去了爪牙，其原有政治经济势力将会面临竞争对手饿狼一般的围攻，其成员将得到来自市场的清算，一个都逃不掉。
而作为91亿天价罚款的主角，事故主要造成者，失去保护伞的高俊芳接下来也是生不如死。
很多人问为什么不直接判死刑，因为要尊重法律啊，对长春生物处理意见中提到长春生物八项违法事实，并不构成死罪。
我们不能因为道德而枉顾法律的界限，但她以及背后的人下场极其不好过，诸位也别担心报应太轻了，这才是开始而已。
高俊芳的发家历程
很多人对高俊芳的背景非常好奇，网上甚至流传她是某封疆大吏的女儿。但根据我的分析，她应该是走美色上位，做为利益集团台面上的白手套，帮助他们操控这条黑色产业链而已。
1992年8月18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创立，成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首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和吉林省股份制试点企业。
当时38岁的高俊芳已经是长春生物的财务处处长。“朴素，干净漂亮，会来事，有能力”是老职工们对这个农村小姑娘的评价。
长春高新组建后，核心资产之一就是长生生物，高俊芳出任长春高新总经理。1996年，长春高新作为国企上市，高俊芳又到上市公司认副董事长，还兼任长生生物董事长。
接下来，2003年12月17日，长春高新一则资产转让公告令舆论哗然。“高价不卖低价卖”，而受让一方就是公司高管高俊芳，转让引起外界质疑。被怀疑是内幕操作，侵吞国有资产长春生物。
根据公告，长春高新将以2.4元的价格转让长生生物59.68%的股权，共计2984万股。其中，1734万股转让给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俊芳，占长生生物总股本的34.68%。
据《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年初调查，当时有人比高俊芳出价更高，比如福尔生物的董事长贾宝山就报价3元，但长春生物还是卖给了出价最低的高俊芳。这种离奇行为背后可能是各种内幕交易。
作为国有企业的高管，任职7年凭借合法收入，根本不可能挣到4161.6万。对此这种质疑，高俊芳给出的可笑理由竟然是，因为她们家亲戚比较多，找亲戚和朋友借的。
这个理由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根据企业行为，一般达成利益合作成功之后，就是分蛋糕的行为了，或者是更进一步行动。
2003年12月底才得到长春生物34.68%股份的高俊芳，在2004年4月竟然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长春高新又将长生生物转让了一次，价格提升到2.7元/股，受让方依然是高俊芳和亚泰集团。
国有企业亚太集团也是上市公司，1996年由吉林省体改委出资建立。在以2.7元每股买下长生生物的股份两年多后，2006年8月，国企亚泰集团将所持股份加价一毛，以2.8元每股又转卖给高俊芳，退出了长生生物。
至此，高俊芳在各种力量的帮助下，对长生生物的持股比例达到59.68%，绝对控股了长生生物，兼任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第二年，长生生物被评为吉林全省医药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50强企业。
长春长生生物原本只是国内几千个不起眼的小医药集团之一，这种集团在偌大的中国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但高俊芳颇有些门路，也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成为某些人的代理人，从此开启了一段堪称奇迹的发家道路。
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长春生物不仅成为了省内巨头，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名气，发展成为一个近乎巨无霸的医药企业。
2015年12月，由国企变成民营企业的长生生物，作价55亿元借壳黄海机械上市，“黄海机械”的上市公司。我们的黄晓明教主当时还参与了长春生物借壳上市的事件，对于长春生物的后台，黄晓明教主可能比谁都会更清楚一点。
2000年前后恰逢国企改革，像高俊芳这样充满神奇色彩的在当时的国内，绝对不是偶然现象。尤其是当时混乱的医疗领域，一桩神奇的事情接着一桩在发生，而要弄清高俊芳的发展之路，就不得不顺着历史轨迹，理一下国内医疗领域的四十年。
从这四十年发展分析中，我们会对高俊芳神奇的发家史和背景，得出一个可以信服的答案。
国内医疗领域改革史
社会主义医疗是通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石。——列宁
在计划经济时代，医疗体系是由举国之力背书，建设起了覆盖整个中国城乡居民，效率较高的公告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
在1949——1979年之间，我国居民人均寿命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当时的医疗卫生费用来源于中央财政以及各级地方财政支持，与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
建国初期，中央提出的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中就给了医疗体系极其重要的定位——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种带有政治动员性质的医疗体系建立，是医疗作为社会体制先进性的代表，免费医疗作为新中国政治合法性背书的深刻政治需求。
而它对时代的发展影响的深远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全国目标重点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人民富裕起来成为了政治合法性的背书。医疗领域在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成了被忽视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7%，但医疗的政府支出，在2000年还没有回复到改革初期0.85%的水平。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改革初期的36%，下降到2000年的15%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每年在医疗卫生领域平均降低一个百分点，而全国医疗总费用增加的部分，是医疗市场化，老百姓掏腰包的原因。
医疗体系在市场经济下，由举国体制变成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这种大背景下中央抛开医疗体制这个大包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卫生事业费用支持主要来自地方财政预算，中央支持的比重很小。
而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各个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也在不断拉开差距。而且由于医疗体系会连累地方财政的“累退性”，造成了越是穷困，越是需要医疗支持的省份，政府的卫生支出下降越快。并且城乡之间的卫生差距越来越大，曾活跃在各个农村地区的乡卫生所，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村医疗成为被忽视的空白区域。
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政府拨给公立医院的事业费，不仅不够支付医务人员的基本工资，甚至连医院的水电费都不够。根据数据，1997年与1994年相比，城市卫生防疫站由46.2%下降为38.8，农村卫生防疫站由40.2%下降为34.8%。
因此绝大多数的医疗事业单位，不得不通过各种创收活动来维持自己的运转。其结果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全面走上了商业化，市场化，医疗偏离了建国时的社会属性方向，导致医患矛盾不断上升，越演越烈。
而更严重的是，由于医疗体系的所属权变动，长期被忽视，医药生产流通与监管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药品的滥用和药品价格的失控。
改革开放之前，药品的生产流通由化工部，商业部负责，药品质量监管则由卫生部负责。1978年，原商业部领导的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与化工部领导下的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卫生部领导的医疗器械工业公司河北，成立了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由卫生部代管。
1982年更名为国家医药管理局，划归国家经贸委员会领导，在之后的几次改革中，国家经贸委几经撤销合并，导致医药监管局的行政隶属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医药管理局行政职责的缺失和行政范围的不明确。
医药的质量管理虽然一直留在卫生部，1998年被划归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虽然医药监管机构还存在，但多年的变动导致政府对医药生产，医疗器械，医药企业的质量和行政管理缺失，监督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
而关键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则在改革开放之后下方到各个省级政府，由省级政府自行规划监督生产，但由于地方在资金和技术能力方面的限制，这也分散审批就导致药品生产许可管理的放松，在发展本地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全国出现了几千个药厂，假药劣药防不胜防。
原来计划经济内的三级医药生产系统被肢解为上千个医药企业，隶属于不同级别的地方政府，这种企业经济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的结合，不仅使医药监管形同虚设，而且也是导致医药领域乱象的根本原因。
医药势力是一股极其重要的力量。而它的发展演变在我国经历了从共和国宠儿到乞儿，最后到在地方利益支持下，最终成为与地方政治纠缠不清的特殊利益集团。
医药全面市场化，更导致了社会上有相当数量的民众由于经济困难看不起病，导致因病返贫，家庭破裂，医患矛盾，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明显的矛盾。
这种危机直到国内认识到国企破产，医疗改革对执政基础的危害之严重，才得以结束。国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减免农业税，提升社会福利保障，自2003年之后，短短十年间建成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基础的全民医保。
但医疗体制的逐利机制和地方的利益联结仍未打破，所以至今医疗领域依旧存在严重的问题，在《我不是药神》上映时，就有人说这部电影之所以能过审，是因为中央借助舆论压力，要对地方控制下的各地医疗体系动刀，下手改革。
其实这是早已注定的事情，比如在2011年就开始了福建三明市医改，做为医疗改革的试点城市，试点4年多以来，三明市实现了放缓医药总费用增速、减轻患者负担、降低药品费用的 “三降低” 以及提升医务人员薪酬、医院收入结构优化、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扭亏为盈的 “三提升”。
而三明模式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为了去除医疗体系中的逐利机制，包括取消以药养医，切断医生收入与药物销售的紧密联系。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
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责，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民政部的医疗救助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这一直属机构的主要职责则是：
拟订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相关医疗保障基金，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平台，组织制定和调整药品、医疗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制定药品和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机构相关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等。
在2018年5月的最后一天，国家医疗保障局挂牌组建完毕，中央重新把医疗列为重点领域，开始了对医疗领域从地方收权，打破地方医药利益垄断集团的战争，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全民医保之路。
最后说一个问题。
目前国内的舆论，一直都是力推私立医疗。如果从我个人来看，我是支持的，我愿意为更好的医疗，付出更多的费用。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这么做就是在自毁长城。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体制要给底层群众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医疗等保障。在这种体制之下，几块钱就可以让一个苦读了多少年的大夫放弃周末甚至加夜班来给病人看病。
而这种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必然会加大政府的负担，我们又不是发达国家可以在全球剪羊毛来补贴国内。因此，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医疗中从有钱人的高额诊治费中进行“转移支付”，让有钱人高溢价享受优质的治疗，让困难群众享受到廉价的普惠医疗。
因此反过来看，一旦愿意支付高溢价的富人带着资本都去私立医院，那么也将意味着未来公立医院面对的都是需要补贴的困难群众。这样就会陷入一个死循环，公立医院没有钱，留不住好大夫，买不到先进设备，有钱人就更不会来消费……结果就是整个公立医疗体系的崩塌。
对于公立系统的崩塌，美国富人喜闻乐见，他们可以花大钱从私立医院聘请从公立医院挖过来的私人医生，而底层群众却倒霉了，不敢生病，没保险的话根本治不起。
所以，是否支持发展私立医院，大家要看明白自己的屁股。穷人不要跟着富人的言论走，他们做的决定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所考虑的，不是有钱人说什么都是真理名言，值得我们去跟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