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曾毓群《论语之道》作序
学《论语》，致修己
宁德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修己、达人、奋斗、创新”，对此，全体同仁都是欣赏认同，且愿意身体力行的。宁德时代的愿景是“立足中华文化，包容全球文化，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科技公司，为人类新能源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员工谋求精神和物质福祉提供奋斗平台”。对此，全体同仁也是欣赏认同，且愿意为之努力奋斗的。可有些人在努力奋斗的同时，心中又不免存有一些疑问，尤其是对于“立足中华文化”这一句。
乍看起来，宁德时代是一家根植于中国的公司，我们绝大多数员工都是中国人，立足中华文化，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可是深究起来，中华文化既博大精深，又源远流长。早在先秦诸子之时，就有百家争鸣之说。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有的学派逐渐式微，有些学派虽枝繁叶茂，却饱受争议。于是，这就产生了第一个疑问——我虽欲立足中华文化，却不知谁更能代表中华文化，当中华文化内的各派思想存在激烈争端时，我究竟该听谁信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中国人民在失败中奋起，在困境中图存，反思的对象由军事而至科技，由科技而至制度，由制度而至文化。甚至有一大批以文化改革者自居的著名学者，居然主张废除汉字而采用拼音，因为他们认为汉字是阻碍中国走向富强的最大障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更是飞速发展；这使得我们的文化自豪感亦随之油然而生。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诟病，一是大而不强，二是创新不够。就国家的经济总量而言，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差距正在快速缩小。可是就企业的科技创新而言，中国还鲜有能与微软、谷歌、苹果、特斯拉等相媲美的科技公司。于是，这就产生了第二个疑问——我虽欲立足中华文化，却不知中华文化是否有助于企业创新？当我们将“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科技公司”作为公司愿景时，究竟是应该更强调立足中华文化，还是应该更强调向西方学习？
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阅读书籍的时间锐减，更不用说翻阅古圣先贤的经典著作。许多人即便偶尔接触到一些所谓的中华文化，那也只是在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上传播的片言只语。它们有些是断章取义的曲解，有些是庸俗戏说的段子，以至于把我们的精神传承搞得乌烟瘴气，把我们的文化思想搞得乱七八糟。于是，这就产生了第三个疑问——我虽欲立足中华文化，却不知究竟该如何立足，当经典著作读起来晦涩难懂，通俗解说又不免错漏百出时，我又该何以自处？
对于这些疑问，或许都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正是由于缺少了中华文化精华的滋养，导致当今有一部分人金钱至上，拜物庸俗，内心焦虑，烦躁抑郁。这种心态投射到具体的工作中，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争权夺利。这种价值观混乱的结果，就是被夺之人固然烦闷沮丧，侵夺之人亦是苦不堪言。毕竟，他从此再难获得内心的安宁，日夜都得提防所夺之物更为他人夺走。这也就是《大学》上所说的：“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曾经有不少人称赞我的国学修养好，让我给他们推荐一些书籍，以便能够简洁快速地入门，先是修炼自己的心性，再由修己推广至达人。我其实也不敢自认为修养就有多高，只是服膺于古人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所以经常向人推荐《论语》。又为了对自己的推荐负责，所以逼得自己也不得不重读《论语》。我年轻时读《论语》就是囫囵吞枣，现在重读仍然是眼花头晕。究其原因，是《论语》中的章句都有其历史背景。尤其孔子作为因材施教的典范，如果我们不能搞清楚他所说的话是在“因”什么“材”，自然也就难以弄明白他所说的话是要“施”什么“教”了。历来注解《论语》的书籍虽多，可正因为注解太多，反而时常令人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的才好。比如朱熹的注解在元明清三代六百年的时间里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是他的解读本身就存在不少错漏偏差，他的很多阐发更是不能应用于当下的具体实践。每当想到自己并未真正读透《论语》，却还经常积极地向同仁推荐，心中就不免担心，这是否会有误于人？
由于这个缘故，我经过黄思应介绍，拜请大师姚尧先生来为《论语》做个解读。姚先生对于《资治通鉴》的解读已让我五体投地，拜读他对《论语》的解读后更是让我瞠目结舌，钦佩之至。姚先生深入浅出，夹叙夹议，最后又呼应了宁德时代的实际需要，这更让我确信《论语》从来就不是刻板枯燥的戒律教条，《论语》的精神与宁德时代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和高度的契合。《论语》并不能等同于于中华文化，可却是我们立足中华文化的最佳起点和坚实基础。姚先生的这本《论语之道》，能够帮助读者更加简洁明了地联系古今，让《论语》来为我们的修己服务。
我们一直在公司提倡学习。这个学习，不应该局限于技术研发的层面，还需要纳入思维创新的层面。我们在公司愿景中提出，要为员工谋求精神和物质福祉提供奋斗平台。这个精神福祉，既包括对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的学习，也应包括像姚先生解读《论语》时论及的深入体会和学习实践，让全体员工得以有幸从中修炼自己，践行宁德时代“修已、达人、奋斗、创新”的核心价值观，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此，则个人幸甚，家庭幸甚，公司幸甚，国家幸甚，人类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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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之道》自序
公元前362年，年仅二十周岁的秦孝公即位。次年，秦孝公颁布求贤令，希望有贤才助其富国强兵，重现秦穆公时期的霸业。商鞅听闻此令后，自魏国西行至秦国，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商鞅变法。通过商鞅变法，秦国不但开创了空前的霸业，也奠定了日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基础。
在商鞅的理论里，农战是富国强兵的唯一途径，因此善于治国的君主都务必设法使民众专心于农战。至于儒家所推崇的诗书仁义，则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商君书·农战》
在《农战》一文中，商鞅声称《诗经》、《尚书》、礼制、音乐、行善、修身、仁爱、廉洁、善辩、聪慧都是有害的。如果国内存在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如果任用擅长这十种东西的人治理国家，那么敌人一到，国土就会被削弱；敌人不到，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只要国家去除掉这十种人，那么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便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兴兵讨伐别国，则军队必能获胜；按兵不动，则国家必定富足。
乍看起来，商鞅的说法荒诞不经，且容易被人诟病为愚民反智。可是，类似的言论和观点在《商君书》中是反复出现、一以贯之的。为什么这种看似荒诞不经、愚民反智的思维模式竟能获得空前的成功呢？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商君书·农战》
商鞅解释道，圣明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思复归于农耕。心思复归于农耕，则民众朴实而便于治理，众多而易于役使，诚信而可以用来守土作战。简而言之，商鞅理想中的百姓，是和平时期勤勉耕作的农民、战争时期勇猛杀敌的战士。如果百姓读了太多的诗书，听了太多的仁义，就会因心有旁骛而在务农时不够卖力，就会因顾虑重重而在作战时不敢拼命。于是，商鞅近乎极端地强调，在一千个从事农战的人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个研习《诗经》、《尚书》而聪慧善辩的人，那么这一千个人都会对农战懈怠。
正是在商鞅变法的指导下，秦国迅速实现了国富兵强，从饱受欺凌的西方弱国跃升为独霸天下的超级强权。即便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惨遭五马分尸而死，但其所订立的制度和其所阐发的思想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儒家学者在社会实践中屡屡碰壁，儒家思想被视为不通时务而常遭冷遇。
可是，法家思想既然如此好用，能够帮助秦国统一天下，却为什么不能帮助秦国长治久安呢？为什么大秦王朝统一天下后只维持了不到十五年就轰然倒台呢？为什么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死后三年秦朝就灭亡了呢？难道只是因为胡亥昏庸无能吗？就没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吗？
秦朝灭亡后，又经历了数年的楚汉之争，最终由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刘邦素来是极度厌恶儒生的，厌恶到会把儒生的帽子解下来撒尿。儒生叔孙通初投刘邦时身穿儒服，刘邦就对其非常讨厌，于是，叔孙通变换服装，改穿楚人的短衣，刘邦这才转为喜欢。
刘邦登基称帝后，朝中的功臣悍将饮酒争功。酒醉之后，有些人狂喊乱叫，有些人拔剑击柱，这让刘邦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叔孙通建议刘邦道：“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令其试行，叔孙通果然就将朝臣治理得谨守礼法。刘邦大喜，遂封叔孙通为太常（九卿之一，掌祭祀礼仪），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又趁机推荐跟随他的那些弟子儒生，刘邦全部用为郎官，叔孙通遂被后学奉为汉家儒宗。
叔孙通之外，汉初还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叫陆贾，他在面对刘邦的责骂时，明确提出应当复兴儒学。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当刘邦责骂陆贾，说“老子是在马背上夺得天下的，哪里用得着诗书”时，陆贾当即反驳道：“能在马背上夺得天下，就能在马背上治理吗？”紧接着，陆贾又给出了两组对照，商汤王、周武王是以武力夺取天下，而后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所以基业就能长久。吴王夫差、智伯只知穷兵黩武，所以灭亡了。秦朝只知严刑峻法而不变更朝政，所以也灭亡了。倘若秦朝统一天下后推行仁义，陛下还怎么能夺取天下呢？
我们看到，陆贾和叔孙通强调的是同一件事，那就是用法家思想打天下是可以的，但治天下则非得用儒家思想不可。刘邦虽然接受了儒生的劝谏，对儒家采取接纳包容的态度，不过汉初的指导思想却并非儒家，而是道家的黄老之学。儒家真正成为指导思想，是始自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此时的“儒术”早已不是先秦孔子的儒家，而是接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的大融合。一旦有人提出完全恢复先秦孔子的儒学，就会被批判为迂腐过时。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汉书·元帝纪》
汉宣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其统治时期被称为“孝宣之治”或“孝宣中兴”。汉元帝则治国平庸，汉朝由盛转衰就是在他执政期间。《汉书》在为汉元帝作传时，特意将其担任太子时与汉宣帝的争论置于篇首。汉元帝建议汉宣帝专用儒生，汉宣帝则怒斥他称治国理应儒法并用，岂可专用儒生。甚至直言这个太子将祸乱汉家天下，而之后的历史演变也证明了汉宣帝的远见卓识。于是，在此后的两千年间，霸王杂糅、儒表法里就成为中国历代君王治理天下的主流思想。
那么问题来了，当初叔孙通和陆贾都说法家适合进取，儒家适合守成。到宣帝、元帝时期，汉朝毫无疑问是以守成为主的，可为何汉宣帝霸王杂糅能够中兴，汉元帝专任儒生却导致祸乱呢？
【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孔子的这段话，精辟地指出了儒家治国的优势。孔子说，如果用政策来教导，用刑罚来约束，则民众虽能免于犯罪，却不会有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教导，用礼仪来约束，则民众就会有羞耻心，还能自觉地走上正道。可问题在于，因道德感召而能长期洁身自好的君子毕竟是有限的，小人在面对巨大诱惑时经常会按捺不住。人们最终没有作奸犯科，即便存在道德感召的因素，但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畏惧法律的制裁。除此之外，由于缺少强制力，故仅凭道德感召通常会使得民众的效率不高。举例来说，一边是国家通过道德礼仪来号召民众耕田，另一边是国家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制民众耕田，你觉得谁的耕作效率会更高？这其实就是叔孙通和陆贾说法家善于进取的缘由所在。可法家为什么不善于守成呢？因为民众一旦缺乏羞耻心，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政策法律的漏洞以谋取私利。国家为了防范、惩治投机钻营者，就会把政策法律修订得更加琐碎严苛，进而将民众束缚得太死，以至动辄得咎。秦朝日后的覆灭，与此是有极大关联的，故刘邦先进关中后，与秦民约法三章，宣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使得饱受苛法之苦的秦民莫不大喜，唯恐刘邦不做秦王。由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又或者其他诸子的思想，皆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其经典名言皆需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方能体现其智慧的光芒。
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依照刘向、刘歆《七略·诸子略》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思想分为儒家者流、阴阳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农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小说家者流。又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家排除在外，这就是所谓“九流”的由来。其中，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叫作许行，与孟子是同时代人。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孟子对于许行的批判。
当时，许行自楚国来到滕国，登门拜访滕文公道：“我这个远道而来之人听说您在施行仁政，希望您能给我个住处，让我成为您的子民。”滕文公便给他安排了住宅。许行有几十个弟子追随，都身着粗布衣服，靠编织草鞋和席子为生。
儒者陈良的弟子陈相及其弟弟陈辛，扛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对滕文公道：“听说您在施行圣人的政治，那您也就是圣人了，我们愿意成为您的子民。”陈相见到许行后十分高兴，抛弃以前所学，转而师从许行。
陈相见到孟子，转述许行的话道：“滕君的确是位贤明的君主，可即便如此，却不懂得治国之道。真正的贤者，是应该与民众一同耕作而养活自己，早晚下厨而治理国家的。现在的滕国，有粮仓有府库，这是通过剥削人民来奉养自己，又怎么能算作贤明呢？”
孟子问：“许子一定要自己耕种粟米然后才吃吗？”
陈相道：“是的。”
孟子问：“许子一定要自己编织布帛然后才穿吗？”
陈相道：“不是，许子穿粗麻做的衣服。”
孟子问：“许子戴帽子吗？”
陈相道：“戴帽子的。”
孟子问：“戴什么样的帽子？”
陈相道：“戴白色丝织的帽子。”
孟子问：“是许子自己织的吗？”
陈相道：“不是，是用粟米换来的。”
孟子问：“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道：“怕耽误了耕种。”
孟子问：“许子是用锅瓦烧饭，用铁器耕种吗？”
陈相道：“是的。”
孟子道：“这些器械都是许子自己做的吗？”
陈相道：“不是，是用粟米换来的。”
孟子道：“用粟米交换器械不算剥削陶工和铁匠，难道陶工和铁匠用器械去交换粟米就算剥削农民了吗？况且，许子为何不亲自去做陶工和铁匠？那样就什么东西都能从家中取来使用了，又何必样样都得跟百工做交易？怎么许子就不嫌麻烦了呢？”
陈相道：“百工之事，原本就不是边耕种边完成得了的。”
孟子道：“那么治理天下之事，难道就是能边耕种边完成得了的吗？官员有官员的事，百姓有百姓的事。况且，每个人用的东西，都是要依靠百工才能为其备齐的。如果一定得是自己亲手做的才能用，那便是带着天下人都疲于奔命。
- 所以说，有的人是劳心，有的人是劳力，劳心者统治别人，劳力者被人统治；
- 被人统治者供养别人，统治别人者受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尧帝时期，天下尚未太平。洪水泛滥，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粮食无收。禽兽危害人类，足迹四处可见。尧为此感到忧虑，遂提拔舜来治理。舜命益执掌用火，益在山野沼泽之地以烈火焚烧，禽兽无不四散逃匿。禹疏通九河，将济水、漯水引导至大海，开掘汝水、汉水，疏浚淮水、泗水，将其注入长江，使中原可供百姓生息。当此之时，禹在外奔走半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便他想亲自耕种，有可能吗？后稷教导民众播种粮食，耕耘五谷，待到五谷成熟，便可用以养育百姓。此外，人还需要明白道理，如果只是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而没有教养，那就跟禽兽没什么区别了。圣人对此感到忧虑，便命契为司徒，以人伦教育百姓，使其懂得父子之间有亲，君臣之间有义，夫妇之间有别，长幼之间有序，朋友之间有信。尧说：‘劝勉他们，匡正他们，辅助他们，让他们各得其所，然后给予提携教导。’圣人忧民到这种程度，难道还有闲暇亲自耕种吗？尧的忧愁，是得不到舜这样的人。舜的忧愁，是得不到禹、皋陶这样的人。因不能将百亩之田耕种好而忧愁的，是农民。将钱财分给别人叫作惠，以行善教导别人叫作忠，为天下寻找合适的人叫作仁。因此，将天下让给别人容易，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困难。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天。尧德性之广大，民众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舜真是个好的君主啊！他是那么的崇高，拥有天下却无意享用。’[1]尧、舜治理天下，难道真的是不用心吗？只不过是心思不用在耕种上罢了。”
[1]语出《论语·泰伯》。【8.18】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8.19】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将劳动者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而对于劳心者和劳力者的管理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劳力者只需要多快好省地将既定工作做好，考核标准是质量和效率。劳心者的任务则要复杂得多，他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将具体的事情做好，更需要考虑做什么和找谁做的问题。作为劳力者，农民只需要考虑如何将百亩之田耕种好。作为劳心者，尧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得让民众能够休养生息，于是尧找到了舜来治理天下。舜找到了益来执掌用火，以驱除鸟兽；找到了禹来疏通河流，以平治水患；找到了后稷来教民稼穑，以收获粮食。百姓丰衣足食后，尧、舜又需要考虑让百姓懂得为人之道，于是找到了契来教以人伦。
对于劳力者，法家思想是最实用的，这正是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帮助秦国迅速实现国富兵强，从饱受欺凌的西方弱国跃升为独霸天下的超级强权的关键所在。考核农民，就只看他种了多少粮食；考核战士，就只看他杀了多少敌人。在这种时候，质量和效率才是最重要的，礼义廉耻的确没有太多实际用处，甚至还可能会导致农民耕田时心有旁骛而不卖力，战士杀敌时有所顾忌而不勇敢。可是待到天下统一之后呢？国家的繁荣，社会的稳定，难道还能只靠质量和效率吗？当国家选派各级官员时，难道还能只看他种了多少粮食、杀了多少敌人吗？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固然已经没得可杀，耕种粮食的多寡亦远不足以完全体现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当社会出现动荡时，谁来安抚？当民众出现矛盾时，谁来解决？当幼童需要教育时，谁来引导？当老者需要安养时，谁来统筹？这些问题，都不是靠法家的严刑峻法能够解决的，必须经由儒家的诗书仁义来指引。这就是叔孙通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缘故。因此，当组织处在高速发展期时，靠的是大规模使用标准化的劳力者实现迅猛扩张，故必定是以法家思想为主导；当组织发展趋于稳定时，劳心者所占比重逐渐提高，故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就会提升。可是，由于组织在稳定发展的进程中，亦必须通过不断标准化来提升效率，故即便是组织以儒家为指导思想，亦离不开法家与其互为表里。
在现代管理中，我们经常使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样的术语。可是相较而言，姚尧认为这两组术语都不如劳心者与劳力者更加精确贴切。
体力劳动者，顾名思义，是指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劳动时主要运用的是肌肉和骨骼。相对应的，脑力劳动者则主要是运用思维和神经。可是有些职业，譬如足球运动员，虽然在劳动形式上是以肌肉和骨骼的对抗为主，但是球队要想在竞技场上赢得胜利，不能只靠肌肉的健硕和骨骼的强壮，还需仰赖日常的训练计划、赛前的战术布置、场上的灵活机动、团队的组织配合等环节，这就是劳力之中又有劳心。又有一些职业，譬如柜台收银员，虽然在劳动形式上是以识别和计算等思维活动为主，但是他们的思维活动不是代替客户决定要不要买或买多少，而是在客户已经做出购买决策后为其结算金额，组织对其考核的指标是结算的质量和效率，这就是劳心之中又有劳力。
一般来说，随着人类社会由工业化进入信息化，各项工作中基于劳力的比重会逐步下降，而基于劳心的比重会逐步提高。
以上文所列举的两个案例而言，
- 像柜台收银员这种在过去被视为以劳心为主的职业，正因人工智能地快速普及而被机器大规模替代，变得只需少数劳力者在旁监督运营即可；
- 而像足球远动员这种在过去被视为以劳力为主的职业，正在吸纳大量劳心者参与其中，通过引入越来越多的信息、医疗、材料、心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来为赛场竞技提供支持。
至于管理者，是指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建立激励机制、指挥协调他人来完成组织目标的人，因此管理者天然就该有下属。可是有些职业，譬如搬运工人，虽然所有搬运团队都会有个管理者，但许多搬运团队，尤其是小规模搬运团队的管理者，其主要工作不是指挥协调，而是亲自参与搬运。这些管理者的工作主要是劳力，而不是劳心，毕竟他们不需要代客户决定哪些要搬，哪些不要搬。在与客户谈妥了搬运的方式、路线和价钱后，管理者所做的事与其他搬运工人基本没有差别。又有一些职业，譬如作家，虽然其在形式上可能没有下属，但其工作主要是劳心，而不是劳力。作家需要思考如何选取素材，如何推理论证，如何组织文字，对其工作绩效的考核显然不是以文章字数和行文速度为主，而是要看文章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和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一般来说，组织内的管理者的数量总是远少于被管理者。而对于创新型公司而言，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是知识工作者，都需要劳心。且越是创新能力强大的公司，劳心者的数量和质量就越高。一个伟大创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靠少数天才科学家的过人天赋和灵光乍现，更需仰赖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修己、达人、奋斗、创新”的价值观，以使全体员工为人正派而勤于思考，互相协作而乐于分享，拥抱挑战而勇于任事，实事求是而敢于创新。这就要求公司管理不能仅采用针对劳力者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满足于完成KPI[2]的“民免而无耻”，而应更加注重对劳心者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培养“有耻且格”的君子之风。这就是公司在管理思想中纳入儒家思想精华的缘由，而要真正理解儒家思想，首先就得通晓《论语》，因为这是研究孔子的第一手资料，历来被视为儒家最重要的典籍。
[2]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关键绩效指标，是一种常见的绩效考核方法，其理论基础来自于“二八法则”，即员工80%的工作任务是由20%的关键行为完成的。因此，管理学家认为只要抓住这20%的关键绩效指标，就能对员工绩效做出准确评估，并据此决定员工的奖惩和晋升。KPI作为一项极为普遍的管理工具，其优点是标准明确，易于评估，缺点是目标难以精准设定，工具反而成为目标。
《汉书·艺文志》上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由此可知，论，即论纂；语，即话语。所谓“论语”，其本意就是将话语整理编纂。具体到《论语》这本书，主要是整理编纂三类话语：一是孔子回答弟子的提问，二是孔子回答当时人的提问，三是孔门弟子之间互相转述其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言论。当时，孔门弟子对于孔子的言行各自都有记录。待到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就将这些记录互相收集整理以编纂成书，故书名为《论语》。
现在通行版的《论语》全书共二十篇，每篇十多章至四十多章不等，篇名是取开篇的前两个字。若开篇前两个字是“子曰”之类，则跳过再取前两个字。若开篇前三个字为一专有名词，则取前三字为篇名。如第一篇的开篇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故第一篇的篇名为《学而》；第五篇的开篇是“子谓公冶长……”，故第五篇的篇名为《公冶长》；第十六篇的开篇是“季氏将伐颛臾”，故第十六篇的篇名为《季氏》第三篇的开篇是“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为避免与第十六篇相重，故第三篇的篇名为《八佾》。篇中各章大体遵循同一或相近的主题，但不一定具备严密的逻辑关系。如第一篇中有相当多章节是围绕学习展开讨论的，但第一篇不只是讨论学习。而在其他篇中，亦有许多讨论学习的章节。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宋史·赵普传》
据《宋史·赵普传》记载，北宋名相赵普年轻时擅长处理政务，但学问比较欠缺，待其出任宰相后，宋太祖赵匡胤经常劝他多读书。赵普晚年读书手不释卷，每次回到家里就关上门，打开书箱整天读书。到了次日处理政务的时候，赵普的决断就如流水一般顺畅。等赵普去世后，其家人打开书箱一看，原来就只是《论语》二十篇而已。
这，应该就是后世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由来。虽然不少史学家对这种说法表示质疑，但无论其真伪如何，即便有演绎夸大的成分，世人愿意相信这种演绎夸大，总是有其道理的。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宋史·赵普传》记载书箱里的是《论语》全本二十篇，为什么民间会流传只需半部《论语》即可平治天下呢？这半部《论语》，究竟是前半部，还是后半部，抑或是中间半部呢？
其实，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道一以贯之。”[3]既然这个道是一以贯之的，则这半部和那半部原就没有本质差别，都是为了阐明道的。只要能懂得且躬行夫子之道，岂止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即便半章论语又何尝不能平治天下？
[3]语出《论语·里仁》。【4.15】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馀自然易晓。（寿昌）
——《朱子语类·卷第二十·论语二》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便将二十篇全部逐字逐句讲完。诚如朱熹所言，《论语》二十篇中以第一篇《学而》最为重要，只要熟读明了《学而》篇，则其余各篇亦容易知晓。故本书重点围绕《学而》篇的十六章展开解析讨论，而在讲解《学而》篇的各章时，亦穿插引用其余十九篇中的内容。为便于读者查阅，在本书末尾附上《论语》全书的原文，且对其各篇章皆予以编号。如第一篇第二章记作【1.2】，第三篇第二十六章记作【3.26】。
这本《论语之道》，是应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先生之邀所写。
我与曾先生结缘，始于“姚尧精读资治通鉴”一书。之后拙作《战略之眼》出版，又有幸获得曾先生的赏识，不仅在口头上对我多有嘉许，而且还采购了一大批图书以供企业高管阅读。待到《战略之眼》再版时，曾先生更是在百忙之中欣然命笔，为我作序。所有人都知道，这位伟大的企业家是何等低调务实、不慕虚名之人。可是以他的名望地位，却居然愿意屡次提携我这样的无名后辈，这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于我都算是知遇之恩。因此，当曾先生要我解读《论语》时，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只能考虑如何才能将事情做到最好。
所幸的是，我对《论语》的文本非常熟悉，这是我早在二十年前刚进大学时就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在之后的读书、思考和写作中，亦经常引用《论语》中的章句。因此，当我于2020年11月底接到题目时，自信满满地以为大概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写好，最晚至2021年2月底即可提交初稿。可真正提笔之后才发现，写作的难度远超想象。为了集中时间精力，我将原本每周连载一章的“姚尧精读资治通鉴”都停更了。可即便如此，《论语之道》还是直到2022年的2月底才完成初稿，足足耗费了15个月的时间。那么，为什么我的实际写作时间竟然是当初预期的五倍之多呢？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虽然市面上注解《论语》的书籍多如牛毛，但是其中却夹杂着大量的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这不禁让我想起韩非子所说过的一个“举烛尚明”的故事：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说，楚国有个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由于是在夜里书写，期间一度灯火不明，写信者就对着手持蜡烛的人道：“举烛。”说着，自己也随手就在信上写了“举烛”二字。可实际上，“举烛”并不是他想写的原意。燕相收到信后，却将这个笔误解释为：“所谓举烛，就是要崇尚光明。所谓崇尚光明，就是要举荐贤才而加以任用。”于是，燕相将这个意思报告给燕王，燕王听后非常高兴，燕国也因此得到治理。然而，燕国虽然得到治理，但却真的不是信中所书“举烛”的本意。最后，韩非子评论道：“当今时代的学者，大多都类似这样。”
同样的道理，现在绝大多数注解《论语》的书，无论其在思辨上是何等的牵强附会和生搬硬套，其在结论上通常都还是忠信孝悌和仁义礼智，亦不排除其在效果上确实起到了积极正面和劝人向善的作用。可即便如此，却终究难以掩盖许多解读有违孔子本意的事实。
相传，武则天曾经为《华严经》作过一首《开经偈》，偈子是这样写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又据说，这个《开经偈》写得实在太好，以至于后世的许多高僧大德想再作一首能与之媲美的皆不可得。而对我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最后一句“愿解如来真实义”。
盖无论我们是在阅读什么经典，首先都得准确理解经典的真实含义，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之上讨论阐发，而不应该在尚未弄懂经典的原意时，就想当然耳地肆意阐发，甚至为了能够阐发自己的观点而不惜误导、扭曲经典的原意。
因此，在这本《论语之道》中，姚尧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解析《论语》中的核心字词和历史背景。惟其如此，读者才能更加准确理解孔子的真实义。关于这些内容的结论，大多是我早已了然于心的。可在将其行诸笔端时，为了取信于读者，我需要翻阅大量资料和案例来作论证。其间工作之繁杂辛苦，远远超乎事前想象，这是我写作时间被迫大幅延长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这本《论语之道》原本是为宁德时代“量身打造”，而宁德时代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是理工科出身。因此，我在写作时必须认真揣摩这类读者的心理感受和真实需求。当他们拿起这本书时，一定不是只为读懂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说的哪些话都是什么意思，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古圣先贤的智慧光芒来引导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实践。因此，在我接到题目之初，原以为只需要将《论语》的文本注解一遍即可，这事我非常熟悉拿手。可是随着写作的深入展开，才发现我必须结合当代人的工作和生活实践，将散落在《论语》二十篇中的近五百条章句精心编排摘选，而后尽可能地将它们串联成一个个具有可读性的故事。这是我写作时间被迫大幅延长的第二个原因。
再次，由于这本《论语之道》需要与宁德时代的管理实践相结合，故而我有幸深入了解到宁德时代的管理思想，尤其是有幸阅读到了曾毓群董事长的大量内部文章和讲话稿。
宁德时代组织管理架构 管理思想 副总 总裁@晚点LatePost@「 大公司最有影响力的人 」系列
姚尧往日为学，历来都是以“杂而不纯，博而不精”自嘲，大抵就是在许多领域都浅尝辄止，处于看似已经入门而又未能完全入门的状态。过去，我虽然翻阅过大量企业家传记，可那大多都是过眼烟云。毕竟作为非专业的局外人，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书中究竟有多少是刻意修饰和有心营销之处。可当我认真研读曾先生的文章和讲话时，竟时常会有一种豁然贯通的感觉。因为它会让我想起，曾先生的这段内容，与乙企业家的观点所见略同；曾先生的那段内容，与甲企业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我又将以前读过的那些企业家传记再翻出来比对参详，乃觉学问大有长进。所谓思绪犹如潮水，一旦奔涌便难以停歇，以至于我原本计划用来写作的时间，结果都被拿来读书思考了。这是我写作时间被迫大幅延长的第三个原因。
世人皆惊叹宁德时代的股票市值早已远超万亿，却很少有人知道曾先生迄今仍称宁德时代为“创业公司”；世人皆惊叹宁德时代在动力电池行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连续五年排名世界第一，却很少有人知道曾先生的胸怀和视野早已跳脱动力电池行业，甚至也早已跳脱新能源行业。以我对他的有限了解，曾先生现在最关注的课题，是中国企业规模做大后如何始终保持创新活力，以及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布局全球化，以吸纳全球顶尖人才共同创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宁德时代的公司愿景中，会将“立足中华文化，包容全球文化”置于“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科技公司，为人类新能源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员工谋求精神和物质福祉提供奋斗平台”之前的缘故。或许对于许多企业家而言，所谓的公司使命、愿景和价值观都只是为了喊得好听。可是对于曾先生这样早已名满天下却依然低调务实的世界顶级企业家而言，他提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准备付出实践的。以曾先生今天所拥有的成就，早已是令绝大多数人高山仰止而终生难以企及的巅峰。然而以我个人的观察，曾先生的伟大征程，或许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姚尧，本是隐匿江湖的一介书生，编写的历史书籍虽多，却都是在评述早已远去的古代英雄。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与曾毓群先生这样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伟大企业家相识，进而通过对这位当代英雄的近距离观察来拓展自己的眼界和见识。至于我所写的这本《论语之道》，据说是能为曾先生的管理思想略尽绵薄之力的，则更令我惊喜之余而不甚惶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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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姚尧，一个追求青史留名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