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要变革就一定是好的，还要看为何变革，为谁变革，怎样变革。
今天，2021年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整。在国内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知道，王安石被我们的课本成为“宋代伟大的改革家”，其实这个称呼来源于列宁同志。
而关于列宁同志到底为什么会称王安石为“改革家”，其实是个蛮有趣的误会。
列宁就俄国革命到底改怎样进行的问题，跟他的革命战友普列汉诺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列宁说等到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要把全俄的所有土地都收归国有，普列汉诺夫说你不能这么干，土地是俄罗斯农民的命根子，一收归国有大家就都不正经种田了。俄罗斯的经济会垮，民众会陷入饥荒当中。
于是两派就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内部吵了起来。这个争论后来也成为了列宁同志与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友谊小船说翻就翻的远因之一。
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普列汉诺夫同志这嘴，可能也是开过光的……
但列宁同志比较会写文章，他专门写了一篇文字怼普列汉诺夫。其中有一段写到：
“农民中现在极其广泛地流行着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思想，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而且，尽管农民愚昧无知，尽管他们的愿望含有许多反动空想成分，但整个来说，这种思想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这也同样是没有疑问的。”
在这段话的下面，有列宁自己写的一条注释：“普列汉诺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并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
而在这段注释下面，列宁又加了一段注释的注释：“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就是这段注释的注释，让我们中国人兴奋了好半天，因为列宁同志的文章平素真的很少写到中国人，好不容易有个让咱脸熟的人出镜，一大堆历史教授都抓紧研究，还让王相公的变法成了中高考考点。
举个例子吧。好比我要写文章，把卢克文老师比作“谈历史的黄生”，又把黄生老师比作“谈财经的咪蒙”，然后在括号里加一句注释：咪蒙是活跃在21世纪初期的微信公号写作者。
我这样写当然就没有半点夸咪蒙老师的意思。硬说我有着意思的读者——我确信你看得懂汉字，但我估计你肯定读不懂中文。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来研究去，疑问反而越来越多。
但凡上过中学历史课的朋友，应该都记得王安石变法的那几条内容：什么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啥的……
啥都有，但唯独就是没谈列宁同志说的土地收归国有的事儿啊！？
王安石这人的改革思路，很有点现如今焦头烂额的许老板那派头，想的都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偏门，所以司马光才会说他“与民争利”——你搞来搞去，弄得都是存量争夺啊。但你要说他有心发动群众搞十一世纪的土改，这实在就有点太穿越了。王相公没那个觉悟，更没那个胆魄。
那为什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一口咬定王安石要“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未成”呢？
考证这个问题，又累死了一批中国历史学家的一堆脑细胞，现在总算勉强可以猜出个大概了。
原来，沙俄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个汉学家叫扎哈罗夫，他写过《满俄大辞典》一书，算是当时沙俄汉学的泰斗。
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们都跑中国来割韭菜。为了熟悉业务，都养了一批汉学家。这其中有的搞得不错，比如英法。有的就是重在参与，比如沙俄。
毕竟人家是战斗民族么，想的从来比较耿直：清国的韭菜能不能割？问我们哥萨克骑兵的刀快不快就好了么，研究他们的文化作甚？
所以扎哈罗夫虽然算是“沙俄汉学泰斗”，但水平也很有限。
有一次老爷子写文章给俄罗斯人介绍中国历史，不知是嘴瓢还是真糊涂，居然把王莽和王安石的事迹给搞混了，硬说王安石要在中国恢复井田制（这其实是王莽的脑洞），还解释说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化（这……行吧……你硬说像也有那么一丁点像）。
当然，我们得理解扎老爷子，王莽和王安石，俩人都姓王，跟咱容易弄混各种“托尔斯泰”“萨哈罗夫”一样，在俄罗斯人眼里那都是一家人。这两位还都是异想天开，最后没成事儿的改革家，虽然差了一千年吧，几乎与整个俄罗斯历史长度相当，但扎老爷子误认也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就是个汉学票友么。
可是他这一误认，拖累了很多人，扎哈罗夫误导了普列汉诺夫、普罗汉诺夫误导了列宁，列宁又误导了我们，引得我们中国人研究了半天王安石为啥那么伟大，能被列宁同志称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列宁同志的一句嘴瓢，把整个中国历史对王相公的评价都翻转了过来。王安石在传统中国史学上一直是没被说什么好话的。《宋史·奸臣传》，14个奸臣里有九个是他的跟班，据说本来是想把他也搁进去的，后来觉得他本心还是好的，就没列。
可是南宋的时人总结的明白：“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跟秦桧几乎一个评级。
但谁也没想到，千年后，一个来自比辽国更北边的误会，愣是帮王相公翻了案。
那么，当我们抛开误会，历史上真实的王安石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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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性不是我给的，而来自宋朝最好的那位皇帝——宋仁宗。
宋仁宗是被评价为“什么都不能，只会做官家”的专业皇帝，而他和王安石就有段际遇，但接触了以后宋仁宗就直言，王安石这小子不可用。
仁宗朝的时候，王安石当时还很年轻，在地方上做官，可能确实很有主见和才气，被几个朝中大佬追捧，三天两头的跟皇上提他。
仁宗觉得既然你们都这么说，那就招来观察培养一下呗，就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来当知制诰，主要的职责是给皇帝起草诏令。
最初仁宗对王安石还是比较满意的，小伙子很有文采，诏令写得非常好。
有一次，仁宗邀请了一些大臣到皇宫后花园中赏花、钓鱼，大家君臣同乐。
钓鱼开始后，每个人的旁边都摆放着一张几案，上面用金碟盛放着鱼饵。
仁宗皇帝发现，群臣之中，唯有王安石坐立不安，还偷偷吃着东西。仁宗仔细一瞧，王安石竟然在吃身边放置的鱼饵，而且很快就将一碟鱼饵吃光。
等到第二天，再上朝的时候，仁宗皇帝就跟几个宰辅这样说：“我看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徒。如果是常人，偶尔误食一粒倒情有可原，发现后便不吃就是了。可王安石竟然全部吃光，这实在有悖于人情。”（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真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
对这一段，初看之下，你很可能不懂——不久吃个鱼饵么，又不是狗粮，仁宗皇帝你干嘛这么上纲上线呢？当皇帝的你就这么心痛零食吗？
但你仔细一想，会发现这个故事里其实是有深意的，儒家讲“不为已甚”，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太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要多有反思与警醒。
就拿吃鱼饵这事儿来说，就像仁宗说的，吃一粒，你发现味道不对，及时停止，那也就罢了。明明知道味道不对、又看见别人都不吃，还特别自信，闷头硬吃，一口气全吃光了，这个人得偏执到什么程度才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这样的人，如果获得了治国的权柄，会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呢？宋仁宗感到不寒而栗，从此断了让他如台阁的念想。
其实，仁宗皇帝说王安石是“诈人”，其实是他没别的词儿了，如果他学过现代心理学，他一定会说此人系偏执型精神障碍，建议先送去治治再说。
对，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轴人。你看他说“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这话听上去是那么的提气，很有革命主义精神。
但你仔细一想，会发现很扯淡、也很可怕——这也不足畏、那也不足法。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管得住你吗？天老大你老二？哦不对的，你老大天老二？那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喽？这得弄成个什么样才能罢休？
是的，仁宗皇帝“王安石诈人也”的告诫中，其实潜藏着一个道理：
我们该如何看待理想？当然，有理想的人无疑值得尊敬，尤其是同时还有道德。但，如果他掌握了权力，还要用这权力来强硬的实现其理想，就有可能变得恐怖和必须被警惕。
但不幸的是：历史上王安石最终还是掌握了天下的权柄，而他贸然展开的那场变法，还真就是充满了这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吃了鱼食也不愿吐的二杆子精神。
其实关于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误会，那就是很多人觉得王安石搞这场变法，好像是“为民请命”，想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但实则不是的。
要想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必须说清楚支持他的神宗皇帝的心思。
“明白人”宋仁宗作为皇帝哪一点都很完美，但唯独有个问题是他身为帝王的死穴：他没有能活到成年的亲儿子。无奈之下，只能用过继的方式收养了后来的英宗皇帝。
于是英宗一脉天生就有一种需要用实际成绩来证明自己有资格做皇帝的需求。这种需求到了英宗的儿子神宗那里变得特别迫切。神宗某足了劲要给他爹和他自己拔份儿。于是又是拓边西北、又是整军经武，一心就要当个“大有为之君”，可以说，宋神宗其实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证明自己”的私心上台的。
而当皇帝么，只要你想喊“国家有病”，就一定会有人喊“我有药”。神宗时喊这个事儿的人，就是王安石。
所以可以说“在变法为谁而变”的问题上，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目标从来就是明确，他们是赤裸裸的为了赵宋，甚至只是为了英宗这一脉的自我证明，而不是为了老百姓。
所以，王安石的很多措施，其实都是为了将原本民间资本牟利，变成国家（皇室）牟利（比如青苗法），而与老百姓无关，根本是为给皇上敛财。虽然王安石的变革在某些层面上，可能为部分老百姓谋取了一些福利，但这只是搭便车而已。王安石的真正目的，是将藏富于民，变成藏富于国，然后再把这种富花出去，让他的帝王能有资源重演秦皇汉武之故事。
所以，用今天的话说：王安石是个国家主义者——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他其实是“皇帝主义者”。
这个心思，在他给变法提的那个口号里你就能看出来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对他这话，司马光还跟他抬杠，说怎么可能呢？“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我看到今天很多学者依然在争论，王安石和司马光到底谁说的对，财富到底是不是能通过改革增加的。其实这种讨论就有点着相了，王安石和支持他的神宗皇帝，从心底上讲，其实没有多关心到底民会不会“加赋”，只要老百姓不反、并且能国用饶就行——更何况王安石的变法思路也不是简单的加赋，他搞得是让国家资本直接下场，“与民争利”。当时的宋朝老百姓对这事儿也说不出什么来——因为“赋”确实没给你们加啊。
是的，剥去变法家的外衣，王安石其实是个国家主义者、皇帝主义者。他只对皇帝（国家）负责，老百姓并非他施政考量的首要因素，只要能站稳“忠君为国”这个绝对政治正确的立场、他不在乎“劫富济国”，甚至不在乎弄到最后搞成“劫民济国”；只要劫来的财产是上交国家，他就觉得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
于是他和他的变法小将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推行他们的那一套了。
而司马光与王安石争辩的本质，其实是国家这个机构底是为谁而运转的问题：到底是让经济繁荣、民众富有、大家过太平日子，还是把这种富裕化成一股强力，去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
而在中国的帝制历史上，这种争论不止出现过一次，从春秋的百家争鸣时的儒家与法家到汉朝盐铁会议时儒生们与桑弘羊，讨论了半天，争议点其实就在这里。前一种声音不断地在说，好日子刚过几天，要爱惜民力，平稳发展，安居乐业就行了。后一种声音则厉声质问，民有余财，君主为什么就不能拿来用用？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代天牧民，牧人嘴馋了，想宰只羊来吃吃，难道还要争的羊的同意吗？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至少在古代中国，这种争论中，代表羊群说话的前一派，是从来就没赢过。
但与之前的历次化“藏富于民”为“藏富于国”的变革往往能通过帝制的强力成功不同，王安石的这次尝试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会识人的仁宗皇帝当年给王安石指的那个毛病——这个人实在太轴。
诚然，所有推动“劫民济国”式变法的人，都是国家主义者，但王安石的问题在于他在这群人里也算过于极端了。他过于盲目的迷信了行政权力的万能。觉得只要社会运转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插手干预，就能从中获得更高的利益。刚极易折，过犹不及，整个变法中，有些事情不该由政府来做的，政府也代劳了，导致一些好的政策，弄到最后也变成了魔鬼。
更要命的是，王安石式的极端主义，还破坏了宋朝好不容易完善起来的君臣政治平衡系统。
宋朝本来是一个推崇“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王朝，唐代发展、完善起来的群相制度，在宋代得到了集大成，在这种体制下，君权并非一家独大的。皇帝、宰相、御史互相掣肘，还有一套类似宪法的“祖宗成法”在上面管着，王朝运行比较稳妥，不会出太大的差池。所以宋朝才会形成所谓“百年无事”的景象。
但王安石为了强行推动他的变法。拼命地去折腾、调整宰相班底，折腾御史台，这就把这套原本精密、平衡的体系被彻底玩坏了，宰相开始走向朋党化。
之后，先是相权一家独大，所以自王安石以后，什么章惇、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一度名相、贤相辈出的宋代顿时成了“奸相博物馆”。
而等到宰相们闹得太不像话之后，皇权又出来收拾残局，明以后宰相被废除，中国开始向着皇权专制的地狱深渊一路狂奔。
可以说，这一切的肇始，都始于宋朝、始于王安石那场大无畏的自信变法。
一千年以前的那个冬夜，在大宋抚州临川诞下的那个男婴，在冥冥中居然转动了之后一千年整个中国命运的齿轮。当然，他的改革意愿也许是真诚的，他对皇帝的忠心可能十分炽热。对于老百姓，他也没有像后世那些奸相那般敲骨吸髓。
但一种努力，如果方向不对，做的越多，错的越多。更何况还是让这样一个轴人来做。
结尾，就让我们用易中天先生在《易中天中华史》中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来结束本文吧：
王安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以为变革就一定是好的，还要看为何变革，为谁变革，怎样变革。如果没有想清楚这三个问题，那就只能算盲动；而如果像王安石那样弄错了答案，更得咽下苦果。
这话说的很好，安石已出一千年，愿他的教训，为所有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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