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海边的西塞罗_时政解读

他是汉朝版的“预言之子”，他是现实版的雪诺，

他留下了仁君的传说，

让中国的百姓抱着这渺茫的期盼，多忍了两千年的帝制。

在秦末乱世时，中国曾经发生过一个古希腊“德尔菲神喻”式的小插曲。

当时自立为魏王的魏豹，原本是跟着刘邦混的马仔，在风云诡谲的楚汉相争中原本十分“拎得清”，那队站的是无比正确。

但有一天，他的宫廷里来了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据说还是个女的，德尔菲女祭司穿越实锤了），给他后宫的妃子们看了看相，然后断言，说他后宫中的有一位被称为薄姬的美人，将来必能生下天子……

女先知，预言之子……听听，是不是有内味儿了？

魏豹得知这个预言后大喜过望，心想薄姬是自己老婆，她生的儿子能当皇帝，四舍五入不是等于自己也有帝王之相了吗？于是自信心爆棚的魏豹立马反了刘邦，然后迅速被刘邦派来的韩信给秒了。

于是被预言“必生天子”的薄姬很自然的被人间自走炮、莫得感情的打桩机器、四处留情的宙斯在华夏的代言人、“为之奈何”PUA术大师——刘邦同志给笑纳了。当然，刘邦此时后宫中的美女多的不知凡几，刘邦也就是在机缘巧合下偶尔临幸了一次薄姬，但也不知是沛公枪法太准还是冥冥中真有天数，薄姬被“幸”了这一回之后居然真的怀孕了。

而她生下的那个“预言之子”，不是《黑客帝国》里的“The one”尼奥，也不是《沙丘》中的“天命之人”保罗。而前天刚被国家文物局确定埋在哪儿的那位皇帝——汉文帝。

所以预言是正确的，只不过倒霉的魏豹少算一步，没算到自己是“喜当爹”。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就传说中汉文帝的霸陵。

至此，汉文帝刘恒的霸陵究竟在哪里这个千年谜题，总算有了答案。

其实汉朝皇帝的墓本来很好找，读唐诗的时候，会有一个高频词汇叫“五陵”。杜甫诗曰：“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白居易说：“.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五陵这个概念，在唐代的长安，大约相当于纽约的曼哈顿、上海的汤臣一品、东京的银座、首尔的江南区，是个寸土寸金，非土豪不得住的地方。

但五陵为什么住了这么多有钱人呢？这其实就来源于汉代给皇上修坟的制度，汉代的规矩是只要给皇上修个坟，耗费大量土木不说，还要“尽迁天下富户”去给皇上自费看坟。

而在渭水北岸的五陵原，汉文帝父亲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他哥汉惠帝刘盈的安陵、他儿子汉景帝刘启的阳陵、他孙子汉武帝的茂陵、他曾孙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都扎堆聚在那里，屡次迁徙之下富户已经塞满了，所以含壕量自然极高。

但在这一堆的陵当中，却唯独少了汉文帝的霸陵。据说汉文帝之所以不凑这个热闹的原因是他觉得修坟这事儿太费钱。为了省钱，“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这个爱惜民力的举动确实让他收获了不少后世的赞誉。

霸陵这个选址，确实算是“离群索居”

但我总疑心，汉文帝死后的这种“离群索居”，爱惜民力固然是一方面，但跟他童年的“阴影”可能也有点关系——他确实不太想跟他那个混蛋爹和那个狠毒嫡母葬的太近。

前文说了，刘邦“幸”薄姬，很可能只是这老小子在某种“命运召唤”下的偶然一炮。打完了他自己也不当心。听说生了儿子之后，随便把偏远的“代地”封给他，然后就让他早早之国，就扔一边了。

代地这个地方紧靠长城，除了苦寒和离匈奴太近，几乎没有什么优点可言。

换句话说，汉文帝刘恒这个时期拿的几乎是《冰与火之歌》中雪诺的那个剧本——明明不是私生子、却胜似私生子，一开场就被发配到绝境长城当守夜人去了。

而接下来长安这个“君临城”里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场“权力的游戏”，刘邦晚年最宠爱的儿子是宠妃戚夫人为他生的刘如意，经常说“如意类我”，几次明确表示要以“爱子”如意替换吕后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只是因为汉初功臣们的反对才最终作罢。

结果等到刘邦一咽气，刘盈一接掌政权，备受老公精神折磨的吕后顿时瑟曦太后附体，把戚夫人做成“人彘”，把刘如意毒杀，反攻倒算搞得特别惨绝人寰。

吕后这一波，搞得真的很瑟曦。

汉高祖的八个儿子，之前比较露脸的那几个都被吕后弄死或者弄废了。而反倒是刘恒，因为早早被派去守了“绝境长城”，没有遭到什么迫害。

等到吕后也死了，周勃这帮老臣“拨乱反正”除了诸吕，一看刘邦的这点骨血都快凋零殆尽了，不受待见的刘恒反而因祸得福，捡漏当上了皇帝。

苦孩子最终王者归来，这一段，真的是很《冰火》的剧情，乔治马丁老爷子将来如果要是真让雪诺君临天下，恐怕得给司马迁付版权费。

但刘恒这个白捡来的皇帝宝座，做起来并不舒坦，如果我们用心点一下就会发现。汉文帝之前，华夏这片土地一共只有过四个皇帝，而这四个皇帝——用《让子弹飞》的话说，他们都是王八蛋、畜生、禽兽、寄生虫。

不信？那我们挨个点一下：

第一位秦始皇，靠“杀人盈野复盈城”实现了大一统，并第一个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上台以后就大修宫室陵墓，毫不知爱惜民力为何物。结果底下的老百姓天天都惦记着“始皇死而地分”——就等这老王八蛋一闭眼，大家立马就要揭竿造反。

他儿子秦二世胡亥，这货就不用多介绍了，杀兄屠弟，差点让老赢家自灭满门不说，还留下了“人生在世譬犹骋六骥过决隙，吾既君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寿……”的享乐主义名言，连装都不愿意装一下。

第三位皇帝，汉高祖刘邦，按司马迁的记述，这家伙是个流氓地痞，靠着矫情自饰、手腕加一点狗屎运获得天下，可除了权力欲与泡妞、享乐，在《史记》中也看不出这人有什么远大理想。

再然后是他儿子刘盈，这人倒是个本性善良的好人，可惜过于软弱，完全被他母亲吕后所架空，在自己的朝代里却存在感稀薄。

所以刘恒以前的这四个皇帝，不是暴君、昏君、枭雄就是小透明……刚刚建立的中国帝制如果按照这种态势重复下去，我估计天下人很快就崩溃了——这一个个的都什么玩意儿啊？看来皇权就是一场筛选和培养扭曲人格的养蛊游戏。

——当然，如果我们的祖先早点认清这一点，也许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但就在天下人快对帝制绝望的时候，汉文帝来了。

汉文帝，或者按庙号来说，汉太宗，这个中国古代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例外，让之后的历史发生了一次意外的偏轨，也让后世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渺茫却永远存在的“仁君”期盼。

提到汉文帝的功绩，很多人本能的会想到文景之治。说汉文帝与民休息，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了起来。但很多证据表明，传说中的文景之治，在物质上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

汉文帝曾经十分信任的贾谊，当年在给文帝上的奏疏中曾明确指出：“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也就是说，至少在文帝时代，汉朝依然处在一个老百姓生活困苦，只要赶上灾年，就要贴儿卖女的困境中。

但文帝的德政却又是实在的，因为根据《史记》的记载，刚一上台，他就废黜了自秦以来一直在执行的“连坐法”，不久后又废除了“诽谤妖言法”以及肉刑。

这些法律，其实都是被汉高祖所继承的“秦制”中的精髓，按照《商君书》中法家给帝王出的主意，法度就应该让老百姓处于一种动辄就会得咎的普遍违法状态，而后再通过鼓励告密和钳制言论的方式把老百姓打成愚昧、散碎、互不信任的原子状态，这样的话，帝王就能安全了。

所以当汉文帝与重臣们商量，要废除苛法、与民休息时，很多人是很不解的。官员们（有司）都警告他：“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老百姓就是欠管，皇上你用严刑峻法给他们套上枷锁，他们就不敢反抗你了，所以还是照以前的方式来更方便。

可以看出，法家帝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行，到了汉文帝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有了一种“惯性”了，“有司”们都觉得这样把老百姓当犯人或潜在犯人管，鼓励他们互相举报，挺好的。

可是文帝不这样看，他说：“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暴者也。”

法律公正，则民风纯正，罪行适当老百姓才愿意顺从，而且官员应该做的，是牧养百姓并导其向善，你不引导，反而用苛法去残害他们，这难道不是暴政吗？

我每每看到汉文帝的这些言辞的时候，都不禁感叹，到了汉文帝这里，中国总算出了一个三观还算正常的君主。他的思想虽然没有同时代罗马的“自然法”精神那样深刻，但非常朴素的表达了一个常理：法律的目的是追求公平、实现正义，而不是用以钳制人民、方便一家一姓一人的统治。

而更为可贵的是，汉文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任命的廷尉张释之，是一个信奉“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法官——既法律不仅应当约束天下百姓，也应该约束天家，甚至天子。

所以，有行人惊了汉文帝的马，张释之仅按律条对其“罚金”，而拒不按照文帝的旨意将其诛杀，有盗贼偷了刘邦庙里的器物，张释之仅按律条将其“弃市”，而非按文帝的意志将其诛”，太子与梁王上朝“不下司马门”，张释之就弹劾他们违背律法，最后汉文帝居然亲自出来道歉，说自己“教子不谨”……

在法律下的，受制约的，有限的皇权。为公正而非管束订立的宽仁的法律，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以及（相比之下）开放自由的社会空气。所有这些，都让文帝朝的华夏总算有了那么一点点脱离法家“秦制”的苗头，而开始向着“王在法律下”“人人平等”的自然法精神方向靠拢。

华夏的百姓在沉重的帝制桎梏下被压榨了近百年，总算在这个时代稍微被松了松绑，喘了口气。

这是一次制度的破乱反正，一次思想的与民休息，一场人性的春天，这就是“文帝之治”的实质。

但很可惜的是，文帝的这次改革在漫长的帝制史相比，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文帝之后即位的景帝，在经济上虽然继承了父亲“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法制上却开始向着法家回摆。

写出过秦论，反思秦制暴政，主张“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疑罪从去，仁也”的贾谊早已在长沙死去。而之前得罪过景帝的张释之，在景帝上台之后，立刻称病辞职。而景帝给予他的“宽恕”，也仅仅是没有杀他，却也没用他。因为汉景帝更喜欢任用的，是像郅都那样用严刑峻法来替他威慑百官与百姓的“酷吏”。百姓、官员之间的互相举报、动辄得咎，在文帝朝短短几十年后，就又重新燃起了。

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臭名昭著的算缗、告缗令和盐铁官营等制度的推行。民众最终连文景时代好不容易拿到一点的经济自由也失去了，他们重新被戴上了帝制的镣铐，成为帝王为了实现他们“大有为”的梦想可以无限压榨的奴隶、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