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副总理”的对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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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仲平——民间非正式重要评论
赵树凯 雄一代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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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副总理职位）进入九号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后，纪登奎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社会职务，参加的社会活动也不多。
【纪登奎在九号院是何身份呢？请点击查看《“正部级”的副总理》】
可以说，他晚年的主要生活是反思，或者说是关于本人官场生涯的政治反省。
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晚年的反省与心绪，是与两件大事情紧密联系的。一件事情是1983年开始的整党，一件事情是整党之后的工作安排。
01
现在看来，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前两年，最为牵动心思的事情是整党。
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不久，整党就开始了。我们不知道高层安排他来九号院，是否与这次整党有直接关系。
从1980年4月他辞去局委、副总理职务之后，其工作关系和党组织关系可以说是处在“悬空”状态。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参加整党，不论是在中办，还是在国办，都不合适。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下，纪登奎被安排到九号院里来。
要理解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心境，也许需要对这次整党有所说明。
1983年下半年开始的整党，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大规模党内整顿运动。这次整党主要针对党员队伍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问题，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其中，“纯洁组织”的核心是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具体来说，这些反对党的人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所谓“三种人”，“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
这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对于“三种人”的组织处理原则是，除经过长期考验，证明确已悔改者外，原则上要开除出党。整党中关于党员组织处理的形式有很多种，有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还有除名、劝其退党、不予登记、缓期登记。
有资料显示，这次整党有70万党员被开除党籍，当时全国共有党员四千万左右。以上海为例，整党中全市开除党籍619人，给予留党察看等党纪处分3687人，不予登记11134人，缓期登记1753人，处分面占到党员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八。
就本人在九号院的经历而言，人们对这次整党可谓严肃认真。当时，“文革”过去时间只有几年，很多人对于过去的挨整经历记忆犹新，面对这次整党，不知道后果如何，有很多严肃、甚至恐怖的想象。
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是非的失势高官，其在整党中的用心之重更可以理解。
1983年整党开始时，九号院工作人员不到百人，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省部级和司局级干部。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整党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整党结束的时候，并没有人受到组织处分。
有一个特例是，当时新提拔的一位副主任，正在安徽担任县委书记，据说是因为“文革”中的问题被开除党籍，本人随即抛弃公职下海经商。从组织系统来说，这位副主任虽然是九号院领导之一，但是整党过程中他的组织关系在安徽，形式上他是被安徽当地的党委处理的。最近若干年，一些当年参与处理的人士认为这个处分显失公正，又提出重新审查平反。从本人有限的了解而言，这位副主任被整肃有过往个人恩怨的因素，而不能算一个秉公的处理。
九号院里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历史上没有牵扯政治是非，对于这次整党其实不以为意。
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这次整党的意义却非同寻常。“文革”中，他长期身居高位，在高层斗争中周旋，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处理。
纪登奎作为一个浑身充满恩怨是非的失意高官，对于新一轮的政治整肃，自然有更加丰富和深刻的想象，在这种过程中的心态，自然大大不同于普通人。
对于纪登奎当时的这种复杂心态，我是后来从他的闲谈和感慨中才有所察觉和领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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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整党期间，纪登奎原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整党结束后两年，日常工作接触增多，才有机会听他议论到这次整党。
纪登奎议论1983年整党，很少正面说到自己。但是，从日常闲谈得知，他对于整党是非常紧张的。
他多次说，他这一生经历了很多次整党，建国以前有，建国以后也有。1980年，“四人帮”被公开审判，刑罚很重。接下来是1983年整党。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整”那些“文革”中“整人”的人。
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整党，究竟会怎么整，如何处理“文革”中有问题的人，纪登奎首先想到自己。
“文革”中，纪登奎身处高位，执掌组织人事，参与了诸多高层“整人”事件，身上汇集了大量恩怨是非。
此时的纪登奎，政治上已经完全失势。对于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他不仅完全无力自主，甚至也不能有所预知。最坏的设想是，在林彪、“四人帮”系统被严厉惩处之后，如果继续惩处原来一些高层人物，顺理成章就轮到纪登奎了。
或者，也许高层已经把纪登奎作为整党中重点要整的几个人之一。至于如何整，那就难说了，坐牢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内心的复杂紧张，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心忧自己在整党中的命运，纪登奎特别重视自己在整党中的作为，具体说，特别重视自己“对照检查”。
所谓“对照检查”，是这次整党的必经阶段，即“对照”党员标准来“检查”自己的政治表现。
这种对照检查，先要写出书面的对照检查报告，然后，在党员会上做出口头报告。在本人“对照检查”之后，党组织再来讨论决定给以何种组织处理。
一般来说，党员的对照检查都是对本级党组织负责，由本级党组织来决定组织处理。纪登奎知道，虽然他的党组织关系在九号院，但是，九号院党组织并无权决定对于他的组织处理。纪登奎在整党中的命运安排，决定权是在高层。
纪登奎花费了巨大心思和很多时间来写作这个“对照检查报告”。1984年6月30日上午，纪登奎在九号院整党会议上作了“对照检查”。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对于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做出了系统检讨。
他指出：“我在我们党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在若干原则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动摇的，错误的”。这些立场错误，“特别表现在处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上，在对待天门事件的问题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上。”关于这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我参加了局会议讨论，我都是同意的，在行动上我也是执行的”。
在纪登奎列举的原则问题上立场错误的三个事件中，“天门事件”和“两个凡是”问题是当时的重大事件，因为是至今为人们所知的。纪登奎承认是在两个重大政治立场上，他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关于郑州铁路局问题的处理，则更加具体而复杂一些。
1975年下半年，总设计师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万里作为铁道部部长率先整顿铁路。在邓总设计师支持下，万里先是整顿了徐州铁路局，恢复了华东方面的铁路秩序，上海等地的铁路运输得到保障。
接下来，万里开始整顿郑州铁路局。郑州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也是被“文革”造反派控制，生产秩序最为混乱的铁路局。在整顿郑州铁路局过程中，纪登奎作为副总理，同时也作为河南省的领导人之一（兼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对于万里在郑州的工作是支持的，出面做了不少协调工作。
但是，主席严厉指责了总设计师主导的这些整顿措施，江青等“四人帮”具体主持，先是高层多次开会指责总设计师，然后在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河南省委一改以往立场，公开指责万里、总设计师的铁路整顿。
在会上，纪登奎也转而指责万里的一系列言论和做法，指责总设计师、万里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谈到这几件事情，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
“我虽然受党的教育四十多年，在党和国家存亡之际，不顾党的利益，不顾人民利益，而计较个人得失，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纪登奎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因为“计较个人得失”而“抛弃了党的根本利益”。这里的“个人得失”，显然是说出于个人权力地位的考虑，从配合支持总设计师搞“整顿”，转而严厉批评总设计师、万里搞“右倾翻案”。
也许他想到，如果在此次打倒总设计师的问题上，他不与总设计师适当切割，可能也会面临被罢黜的命运。因为，他后来在闲谈中说到，有些人仍然坚持了原则立场，如万里就毫不含糊地表示与总设计师共进退，纪登奎甚至说“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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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的自我描述是：“盲目走上‘文革’歧途，陷入了十年内乱的灾难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纪登奎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解剖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原因。
纪登奎在“对照检查”报告中指出：
“在客观上，由于‘文革’是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讲的一套‘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我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真正弄清楚，但是我从不怀疑，真正拥护，积极执行。林彪、‘四人帮’搞的一套 ‘左’的政策和措施，通常情况是以中央名义下达‘指令’的，更多是联名发布文件，主席特批‘照办’。这就影响了很多同志，跟着犯错误，包括本人在内。从主观上分析，自己从15岁起参加革命，就是在主席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全国解放后，主席同我有多次交往。在‘文革’初期，是主席把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使我十分感激。对主席的‘最高指示’，一曰‘紧跟’，二曰‘照办’”。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反复强调对主席的特殊感情和信赖：
“文革初期，我在河南被扣上‘刘邓反动路线’‘走资派’的帽子，被关押批斗；‘批林批孔’时，‘四人帮’整过我；‘批邓反右’时，‘四人帮’也整过我。而每次挨整，又都是主席为我说话，‘保’了我。我从既得利益出发，感恩戴德，一如既往，紧跟主席走下去”。
在“对照检查”中，纪登奎还特别检讨了自己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他把自己在这方面的问题概括为：
“官越做越大，头脑膨胀，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脱离实际，唯主席之命是从；党性不纯，计较个人得失。”
纪登奎得罪人，其工作作风也是重要因素。听一些老干部谈纪登奎，或者从一些资料看到关于他的描述，其“盛气凌人”确实给人深刻印象，尤其是位高权重基础上的盛气凌人，可以说在高层干部中伤人众多。
在晚年的反思中，纪登奎对主席的感情和评价可谓复杂莫名。他说：
“主席晚年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我曾鼓足勇气给他反映过一些情况，可他老人家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批评我‘少几根白头发’。我碰了钉子，也弄不懂他讲的道理。但又总是想可能是自己错了，主席看得远，他可能是正确的吧！这说明，我这个党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
在平常生活中，纪登奎经常谈到自己对于主席的复杂心态。但是，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做某些开脱或者辩解：
“主席那么伟大，都犯了错误，我在他身边工作，对他几乎无条件相信，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我在主席面前做事情，不可能不跟着他走，不可能不一起犯错误。”他感慨：“主席晚年多疑猜忌，出尔反尔，让人十分痛苦。”伴随这种痛苦的，还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有时候甚至担心自己会突然被废黜，甚至被关押。
纪登奎在“对照检查”中说：
“自己从主席‘左’的严重错误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的。”
按照纪登奎自己的说法，他个人政治命运的悲剧是注定的，“因为，在听主席的话和不听主席的话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没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或者用他的另外一种表述，成为“主席面前的奴隶主义者”。这可以理解为他的一种自我辩解，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批判。
从特定政治情景来说，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似乎是无可指责的，这里有官场规则或者所谓政治纪律的约束，他确实应该听主席的。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选择是不可以赞赏的。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来说，所有人都听一个人的话，这个领袖向哪里挥手，众人就向哪里前进，这显然是非理性状态。
让一个人的想法和思路来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的走向，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当一个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一种理论被倡导、一种声音在说话的时候，显然，这种制度的内在活力已经受到窒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纪登奎晚年所感叹的，最值得赞赏的是能够独立思考并且勇于担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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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在整党后期，纪登奎的“对照检查报告”报送高层领导审阅。我不知道是通过九号院向上报送的，还是他个人直接报送的。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他个人报送的。
1984年10月份，领导人都批阅了他的“对照检查报告”。这些领导人肯定了纪登奎的检查是深刻的。关键性的领导人批示是：
“纪登奎的问题可以从此了结”
中央还向有关单位批转了纪登奎的对照检查和领导人的批示。
我记得，九号院里的部级干部传阅了批示件，但是，这些批示不是由九号院的机要部门组织传阅的，而是纪登奎自己写了文件传阅单在九号院部长级干部中传阅。
传阅结束后，退回给了纪登奎本人。从机要文件程序上讲，九号院也应该收到批示件，但是为什么要由纪登奎组织传阅，具体原因不甚了了。
1987年前后，也是九号院整党结束的两年之后，纪登奎谈起这次整党，在我听起来，似乎带着虚惊一场的心情。
他曾谈到，整党结束后，他曾经与李先念有一次长谈。“文革”中，他和李先念都是副总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先念是国家主席。纪登奎有些欣慰地谈到，李先念高度肯定他的个人检讨，并称赞他敢于承担责任，说：
“是你的问题，你担起来了。有些问题主要不是你的事情，是主席、总理和我们的事情，你也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纪登奎在闲谈中说到：“我当然可以替主席、总理和先念等同志担责任，但是不能替‘四人帮’担责任。因为‘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如果我为他们担责任，那我也成了反革命。”
纪登奎多次谈起，整党之后他的工作安排再次被提出来。据他说，高层曾经表示过要为他安排工作。起码到1987年夏天的时候，我从他的言谈话语间还可以领会到，纪登奎对于自己的工作安排是有预期的，也有一定的信心。
虽然，作为九号院里的“正部级研究员”，在一般人看来可以说是工作安排，但是，实际上纪登奎本人从来没有把这种“研究员”作为一种工作，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安排。当然，他也从来没有说到他希望得到的工作安排是什么。
我自己从他的闲言碎语中猜想，纪登奎的预期可能是两种安排，一种是安排一个省部级的实职，甚至聊到有说法让他去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一种是在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担任副职。
从年龄上看，纪登奎对于工作安排有想法是很正常的。当时，论年龄他也才六十出头，比尚在领导岗位的等领导人年轻近二十岁，比耀邦书记等一线领导人也年轻几岁，甚至比一些在位的部长都年轻，如当时的主任杜润生，就比他大十岁，几位副主任中，年龄大的也比他大十来岁，年轻的则与他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工作安排问题上年龄不是制约因素。纪登奎说：
“先念找我谈话，想安排我去国家体改委工作。我认为不适合，提出可以去搞大工厂，因为五十年代做过大企业的厂长兼书记，对搞企业有兴趣。但是先念没有松口，说大工厂也不好搞，现在和当年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纪登奎提出到企业去，是关于个人工作职位的真实想法，还是一种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谈话策略。
虽然，纪登奎自己也说要安排工作，九号院里也有传言说他可能重新安排，但是，终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直到1988年夏天，他因为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
是什么原因导致纪登奎最后没有被重新安排工作，而是继续留在九号院，他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也许其中原因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他知道但并不对我说。也许还有一种可能，本来要安排他的工作，但是他突然去世。
纪登奎晚年喜欢读书，而且大量时间在家里读书，因为他不必上班，也没有什么行政事务需要处理。1987年前后，他在家里，主要是读历史书，特别是世界历史方面的书籍，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会顺便说到正在读哪些书。
从闲谈中看出，纪登奎对哲学兴趣比较大，曾几次给我讲“异化”问题，对当时周扬、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研究相当熟悉。
他还说到，与当时因为自由化问题被免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有个人交往。纪登奎告诉我，王若水五十年代因为《桌子的哲学》一文而成名，并受到主席的赞赏，“文革”中间，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反“左”问题又受到主席批评。
纪登奎还说，王若水虽然被免了职务，丢了党籍，但是，他的“异化”观点在社会上影响更大了，声望进一步提升。纪登奎还告诉我，王若水新结婚，妻子很年轻，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生活也很惬意。
我并不知道纪登奎是怎样认识王若水的，更不清楚他为什么与王若水保持了个人的交往。2001年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认识了王若水的妻子冯媛，当时她也是哈佛的访问学者。后来，冯媛还来过我家。这时，我才把纪登奎说的事情对上了号。
但是，冯媛毕竟年轻，与我年龄相仿，王若水则基本上是纪登奎的同龄人。因为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原因，关于王若水与纪登奎的关系渊源，冯媛也所知不多。也许，通过他与王若水的交往，可以探讨他晚年的读书和思考，进而窥测当年高层政治风云的变换轨迹。问题是，我当时并没有这个意识，只把他的很多话当逸闻轶事来听。
纪登奎曾在多种场合感叹：
“我在党的历史上是个悲剧性人物”
有些人不以为然，说他这样讲是抬高了自己，因为史诗中悲剧人物都是英雄。
但是，我的理解是，他在这里未必是强调自己是英雄，而更多强调自己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果，或者准确地说，他是个“悲剧命运的人物”。
纪登奎用“在主席面前，是个奴隶主义者”来解剖自己在政治上的教训。
但是，从今天来看，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是什么样的机制制造了“奴隶主义”。这个不断产生奴隶主义的体制和机制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说怎样消解这种奴隶主义的滋生环境。
（本文原发自《中国发展观察》杂志）
https://mp.weixin.qq.com/s/GRB7p7dh23UYixubKaCy-Q
“正部级”的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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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开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秘书处要编印会议人员名单，我们不能确定纪登奎（原副总理）的职务如何填写，就请示一位副主任，得到的答复是：就写“正部级研究员”。
纪登奎看到名单后，虽然没有表示不悦，但是并不认可，他说：“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我是正部级。”他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认为自己已经被明确“降级”，即从过去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降为正部级。
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自己仍然是“副总理级”或者现在说的“副国级”。那么，他是什么级，其实很难说清楚。在这里，我试图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观察，描述纪登奎晚年的“待遇”状况，或者说，呈现一位国务院副总理遭到某种贬黜后的生活状况。
干部待遇是这个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史研究，中共干部待遇体制自延安时期逐步建立，是任弼时担任五大书记之一时主持设计的，建国以后这套制度逐步严密和完备。
从基本制度框架看，不论是“文革”中，还是改革开放的现在，没有大的变化。
高级干部的待遇基本上可以分为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两个方面。
构成生活待遇的基本要素有：工资、住房、医疗、用车、生活特供等；构成政治待遇的，主要是收阅党内文件的层级和会议活动。
大致上，能够从这种种待遇观察推测一个人的体制内地位。
01
我并不知道高层关于纪登奎晚年生活待遇是如何规定的，但是，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可以大致上描述他的生活待遇概况，从而可以探测高层领导人失势后的生活状况。
如果是现在，很容易从工资看出级别，因为现在的工资是与行政级别直接对应的。
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这样，因为行政级别是和工资级别分开的。如一个干部的职务是副部长，但是他的工资级别可以比一个老处长还低。因为工资待遇和职务级别没有内在联系，从工资无法判断他卸任后的真正级别和待遇。
纪登奎的行政级别是九级，当地委书记和副总理的时候，工资都是拿九级工资，每月230元左右。
纪登奎的工资关系不在九号院，每月领工资是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当时，九号院里的高级干部中，有三个人工资关系在外单位，除了纪登奎以外，还有从林业部常务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杨珏，从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来的武少文。
这两位部长为什么工资关系没有转来，他们自己说为了退休还回原来的部里，因为这些部委的待遇条件更好。当时，高级干部工作调动并不转工资关系，情况是比较多的，连他们的司机、秘书也有这种情况。
在工资之外，不同的中央机关，对于高级干部的待遇条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并没有正式的制度规定，主要依据这些部门自身的条件。1990年九号院（即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时，退下来的高级干部基本上都被农业部接管。但是，中央办公厅曾专门通知，张平化、张秀山、杜润生不必退到农业部老干部局，可以转到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部门。这三个人都曾是中顾委委员，行政级别分别是五级和六级。据说中办对老干部的照顾更好。后来，张平化、张秀山都转到中办了，杜润生则表示不愿意离开农口，继续留在了农业部，成为农业部的退休老干部。
纪登奎担任副总理时，住在西单附近，是一个有独立院落的二层楼，家里驻有一个班的警卫人员。
1980年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位后，搬到后来的住房，是内务部街一个四合院。这是过去清代大太监李莲英的住房。
纪登奎说，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再住原来西单的房子。这个院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是他本人以及家属居住，后院主要住工作人员。这个院落的北面是正房，东西各有厢房，正房和厢房还有耳房，约有二十来间。显然，这所房子不如原来西单附近的房子，但明显高于一般部长级干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级干部住房，部长基本都住在单元楼里，一般五六个房间，面积一百八九十平方米。
纪登奎家里还有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的厨师。根据内部规定，部长级干部家里没有厨师。住这个房子是要交房租的，纪登奎在世时这个院落的房租每月是五十元，从工资里直接扣除。纪登奎家里没有通常中央领导人所配备的保健医生、警卫员等。
根据内部规定，高级干部去世以后，遗孀可以继续居住原来住房，遗孀去世后，原住房将被收回，居住在其中的子女则被另外安排。
对于子女住所的另行安排，通常是一个很艰难的谈判过程，即用多少公寓房来换取家属同意搬离原住房。纪登奎去世不久，夫人还健在，有关部门曾经商谈过退出原住房的事情，但是因为另行安排的住房家属不满意，没能协商好，就继续住了下来。
2011年夏天，纪登奎夫人王纯去世。现在，这个房子还继续归纪登奎子女居住。有关部门后来为什么没有坚持让纪登奎家属搬离，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一般情况是，领导人夫妇均去世以后，原住房会比较快地被调整安排，别的领导人要搬进来居住。如果有了新的安排，有关部门就会在谈判中让步，会尽量多给子女住房，就比较容易达成协议。
纪登奎当时有一部专车，是进口的日本车，并配一名专职司机。司机老张是他在位时候的两位司机之一。纪登奎离京外出坐火车，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安排一个软卧包厢。从这种交通条件的安排看，基本上属于正部级待遇。
按照规定，正部长可以一个人住一个软卧包厢，相当于四张软卧车票，同时，随行工作人员还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坐软卧，即另买两张软卧车票。换一个说法，即一个正部长外出乘火车，按照规定可以报销六张软卧票，也就是一个半包厢。当时出差，纪登奎愿意我们与他坐在一个包厢里，只用了四张票。这样，就不必另买工作人员车票。如果是副部级乘火车，则只能报销本人一张软卧票和一位随行人员的软卧火车票。副总理外出坐火车，按规定是乘坐“公务车”，即在某列火车上单加一节领导人专用车厢，车厢里有办公室、休息室、会客室，还有随从人员包厢。
纪登奎的司机老张经常与我聊天，他说原来是他当副总理时的司机，那时候是配备了两辆车，两个司机；另外，家里还有一辆生活用车，主要是工作人员办家务事用的。
来到九号院的时候，纪登奎已经没有警卫员。按照规定，副总理享受二级警卫，是有警卫员跟随的。如果出差，副总理级别的官员不仅有随身警卫，而且有关保卫部门也会派出人员负责沿路的警卫工作。
就二级警卫的一般要求来说，通常在路过的主要交通路口要安排执勤人员，在宾馆下榻时通常会要求所住楼层实行封闭。一级警卫则有更高要求。
从我陪同纪登奎出差的情况看，北京方面没有派出任何警卫人员。到了地方以后，省里安排了警卫人员，但是，我以为这是地方考虑到他曾经是副总理，才安排了警卫人员，而不是因为有规定性警卫要求。另外，外出中食品安全检查也属于警卫范围。按照规定，副总理级别的外出吃饭，需要有专门的食品安全检查。
记得有一次地方宴请，席间上来了娃娃鱼，这种鱼属于国家保护动物。陪同的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说，上年总理来了拒绝吃，因为国家保护动物的规定，作为总理不能带头违反。纪登奎则说：“我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你们既然做了，那我就吃。”
按照规定，副总理以上领导人有生活用品的特殊供应，一般叫“特供”。部长级干部没有这种待遇。纪登奎退出现职后，依然享受生活特供。特供是以食品为主的生活用品。
在贵州遵义时，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两瓶茅台酒，我告诉他后，他开始说就不要了，对我说：“我不要了，你都拿走吧。我的特供里有茅台。”因为他有“特供”，每月可以从特供点买两瓶茅台。后来在回来的火车上，不知怎么又说到茅台酒，他说他的孩子们有时候常为这两瓶茅台酒争执，他的孩子有时候要把他的茅台酒送同事朋友。下车时，我当着他的面，把两瓶茅台酒给了司机，他并没有说什么。
医疗待遇是干部待遇非常重要的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经有文件，规定某些资历的干部可以享受副部级或者部级的医疗或者住房待遇，通常被称为单项副部级待遇，可以由自己做出选择。
如我曾经担任秘书的武少文部长，夫人“文革”前曾是省财政厅长，根据文件可以享受单项副部级住房或者医疗待遇，因为家里住房已经是部长的房子，就自然选择了副部级医疗待遇。
从我的观察来说，纪登奎后来的医疗待遇，很难说得清楚是什么级别。他的医疗关系仍然在北京医院，与原来当副总理时没有什么变化。
按照当时卫生部保健局的通俗说法，他的医疗保健属于“200号”范围。“200号”是指正部长以上全国约有200人，这个范围的人员由国家卫生部直接结算医疗费用。但是，在200号之内的医疗待遇有何差别，如部长级和“副国级”如何区别，“副国级”与“正国级”如何区别，甚至同为“副国级”之间是否有区别，这些都涉及更具体的医疗条件以及相应费用问题，非局内人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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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开始推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经常听到的离退休干部原则是：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因为官员通常都不愿意离开岗位，需要用这种条件作为激励。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原则的准确出处。
一般来说，“生活待遇”是比较清楚的，主要与具体的生活条件有关。“政治待遇”所指何事，似乎不那么清楚。对于离开了领导岗位的人来说，不论是退到二线，还是正式办理离退休，具体的领导职权就没有了。
对高级干部来说，没有了领导职权的政治待遇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我的观察来说，主要就是对于党内政治生活的知情权，说得更有力点，也可以算是一种参与权。这种参与权的具体形式，就是开会的待遇和看文件的待遇，更集中地表现在看文件的待遇。
纪登奎退出领导岗位后的政治待遇，显然我不可能全面了解。因为，他与中央高层还有一些单独联系，我们九号院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更不参与。从我所知道的参加会议情况看，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重要会议了。
一般来说，退休官员开会的待遇大概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礼节性的会议，纯属待遇问题，比如中央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新年茶话会、国庆观礼等等，通常是按照官员级别划定邀请范围，象征了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是履行知情权的会议，如传达会议文件和高层领导人讲话，或就某些问题听取一定范围老干部的意见。
一般来说，会议传达到哪一级别，与文件阅读到哪一级别，还是有所不同的。有些会议和文件，可以口头传达到一定级别干部，但要求不准记录。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参加的会议主要是农村政策的讨论座谈。在我的印象里，中央高层研究制定政策的会议，他没有正式参加过。
对于高级干部来说，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待遇，或者说是体制内政治信任的基本指标。在现行体制中，看文件的级别和范围，可以说是除了实际职权外最重要的权力，或者说是实际性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党内文件都有发放范围或阅读的级别规定，一个干部可以看什么级别的文件，直接显示其政治地位。
纪登奎来到九号院之后，看文件的级别显然是部级，并且在部级干部的文件传阅中，排序也不在前边。在他前边的，是现职的部长级干部。
当年的九号院机构里，部长级干部有十五六位，看文件的基本顺序是，现职部长级干部为第一顺序，非现职（或无领导职务部级干部）为第二顺序。
在现职部级干部中，看文件按照排名顺序。如果同样的省部级文件有两份，则现职和非现职同时开始传阅，如果只有一份，则是从现职部长中根据排名开始传阅；现职部长传阅以后，非现职的部长开始传阅。
有的机密文件，或者有传阅时间要求的，或者是不适宜秘书人员阅读的，通常通知本人来机要室阅读。部长本人到机要室看文件，则不怎么讲究排名顺序，先到者先看，后到者后看。
通常情况下，高级干部阅读文件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在家里。根据规定，送取文件不得使用公共交通，也不能骑自行车。那时候，我送机要文件，或者是单位派出专车，或者是领导的司机来单位里接。
通常情况下，不是因为开会或者到机要室看文件，纪登奎并不来九号院。大部分文件是送到他家里去，他在家里看完后再退回机要室。纪登奎在辞职后，直到来九号院之前，看文件是什么待遇，我不得而知。
高级干部看文件的范围，并非机要人员确定划分。如果降低了某位高层领导人的文件阅读级别，一定是在高层内部有批示规定。
李文辉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胡耀邦辞职后看文件的待遇变化。李文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担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在《我与胡耀邦的交往》（见《文史精华》2008年第7期）中谈到，1988年秋天曾去看望辞去总书记后的胡耀邦。“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耀邦时常陷入沉默。”他笑了笑说：“很多文件不给我送了，看不到了，和你们一样，很多情况是从报纸和广播上知道的。”辞去总书记的胡耀邦，依然是局委员，他说到好多文件已经不给他送了，显示高层看文件仍然有很多范围的规定或区分。
对于党内高级干部来说，控制阅读文件的范围，实际上就是控制一个人参与政治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从这个意义上，阅读文件的权力，是党内官员的基础性政治权力，阅读文件的范围直接决定于政治地位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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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仲平——民间非正式重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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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综合来看，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后的待遇，基本上是正部长级范围内的。
问题在于，他从副总理位置上发生的这种待遇变化，并没有看到文件依据。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的工作安排的内部文件，也没有看到高层领导关于他的待遇问题的批示。
据说，高层有口头传达，说纪登奎享受正部级待遇，但并没有准确出处。
我们同事间曾经议论，他的这种待遇变化，虽然没有公开文件规定，如明文规定其级别从副总理级降为正部长级，但是，一定有某种来自最高层的官方依据。
这种依据可能是某个高层领导人的批示，而这种批示不在党内和社会上公布，甚至在党内高层也不正式传达，仅仅是批示给有关人员执行。
高层有一种比较正规的说法：纪登奎在文革中有“严重政治问题”。
但是，高层对于纪登奎的组织处理，显然与另一种犯错误官员的处理不同。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九号院曾经接收过一个受到撤职处分的部长，即原林业部部长杨忠。杨忠因为黑龙江兴安岭大火灾受到处分，被撤销部长职务，行政级别从正部级降为正局级。
他来到九号院，待遇问题很清晰，一切按照正局级安排，并被安排担任一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一个相当于司局的单位。
杨忠的处理，从官场程序而言，经过了国务院的公共议程，有明确的规则，有明确的错误，虽然是表面上的规则和错误，在形式上，处分是完备的。
但是，对于纪登奎来说，连表面上的处理规则和是非标准也无法确立，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处理和说法，似乎没有任何一项错误可以彻底追究。
因为责任是理不清的。这种情况显示，党内当时组织处理的制度化水平不高，随意性很大，不仅对于社会没有公开性，而且内部的程序和规则也不清晰。
为什么高层对纪登奎的处理语焉不详？或者说，没有明确的处分，但给予了某种惩罚。
当时，九号院一些高级干部时有议论，基本说法是，纪登奎的问题实在复杂，不那么容易处理。不明不白降了级别待遇，其实有深层隐情，就是他的错误也是有些不明不白。
虽然，纪登奎在高层十年间，得罪了不少人，积怨甚深甚众。但是，从党内处理来说，难以通过正式程序给以明确说法。所以问题不明不白，降级也是非正规进行。
为什么纪登奎的错误难以处理，因为这些问题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系在一起，也与当时还在位的李先念等若干领导人纠结在一起，无法往深处追究，否则，会牵扯到更加复杂难办的人和事。也就是说，纪登奎的“严重政治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清算的。
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清算，是国际范围内的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过往政治领导人的清算处理，因为历史事件和政治责任的复杂性，采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办法，也是一种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
具体到纪登奎，如果真要把他的错误和责任梳理分辨清楚，那就不是如何对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要彻底披露和梳理一个时期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认定的事件及其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而是直接关乎众多领导人的历史责任和道德形象，也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整体形象。
（本文转自《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5年5月期，原文标题为《九号院里的“副总理”》）
张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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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讲的详细，学习了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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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大局意识，模糊处理。
帖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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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问河南溃坝
ybb一直没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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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河南溃坝才搜过他的信息，你能私下告诉我为什么退出领导人岗位了么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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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词可以看出来吗？
金中
15
那时候不清不楚的事情太多了，冷处理最好，模糊处理，非要分的清楚又如何？难得糊涂就好
篱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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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纪（记得他当时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到郑州大学东操场处理二派公开辩论，他很干练，临场处置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