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战地记者刘怡谈阿富汗：从现代化进程失败，到塔利班的崛起
达鲁阿曼宫
20世纪的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几条道路之争
喀布尔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达鲁阿曼宫[1]，达利语（又称达利波斯语或阿富汗波斯语，是一种在阿富汗使用的波斯语的变体）里是“和平之宫”的含义，它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巨大的欧洲建筑，修筑达鲁阿曼宫的是1919到1929在位的阿富汗独立之父阿曼努拉国王，也是阿富汗现代化之父。
[1]达鲁阿曼宫建立者是当时的君主阿曼诺拉汗，并且打算修建一条连通喀布尔的铁路。宫殿是一座重要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它坐落在平平的山顶，位于阿富汗首都的西部。宗教保守派阻扰阿富汗的改革，该地被闲置多年。
阿曼努拉是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非常欧化的统治者，他聘请了德国的设计师为他设计了达鲁阿曼宫这样一个庞大的欧式宫殿，在这个宫殿跟喀布尔的老城区之间铺设了阿富汗的第一条窄轨铁路，新的宫殿所在的街区其实是在一个丘陵上，他把丘陵的顶端削平了，等于在一个高出城市水平面的位置上建了一座新城。除了这个宫殿之外，还有阿富汗新的议会所在地，西式的旅馆商场，这些差不多是1919年到1929年，阿曼努拉国王率领阿富汗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保护国制度）之后的十年内去建设的。他在这10年之内还替阿富汗颁布了一部宪法，宪法宣布妇女有平等的接受教育和参与选举的权利，甚至他派了调查队去阿富汗农村，调查何地出现了家庭纠纷，丈夫打妻子可以把丈夫抓起来。
阿富汗人民震惊于阿曼努拉国王的改革措施，确切地说是震怒，因为他的这些政策影响到了控制阿富汗广大农村的部落长老，还有地主阶层的利益。阿曼努拉国王不仅想要在农村搞土地改革，还想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甚至在1920年代，他就开始尝试在阿富汗的一些农业省份修筑公路，当时为了让农产品的运输和交通能够得到改善，就开始修筑全国性的公路网。但是当时公路修路的质量不好，养护成本也很高，农民又不明白，赶着马和驴在公路上走，会被警察说破坏基础设施，被抓起来了。农民很愤怒，国家号称是为了我们好而修了公路，修了公路又不让我们用，结果农民就把公路扒了。阿曼努拉国王时期想给全国修一些大型的水电站来解决灌溉的问题，但是这又影响到了阿富汗农村传统社会当中地位非常高的阶层——米拉布（Mirab）的利益。
米拉布是什么？米拉布的意思是分水人，阿富汗是一个水资源非常短缺的国家，各个村落之间为了争夺水源要进行大规模的械斗，最后大家就决定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米拉布。米拉布可以被视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利益协调人，他在不同的村落之间协调，哪个季节给你供应的水多一些，让你可以耕种；哪个季节给另一方更多一些；碰到这种大旱灾或者荒年的时候，怎么互相共担风险。所以米拉布阶层在阿富汗的农村，可能除了部落长老和宗教领袖之外，是另外一个非常有社会影响力的阶层。但是修了水电站和水渠就等于把米拉布阶层的特权给消解掉了。米拉布就挑唆农民起来反抗。比如当地米拉布会说大坝修好以后会优先供应旁边一个省，我们这儿的情况没有改善；又或者政府为了解决水电站的投资问题，提出说征收用水收费，米拉布就说我们过去从河里打水也不用缴费，政府修了水电站现在还要钱。这便导致了从以阿富汗农村的传统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教唆普通农民发动全国性的起义去反对阿曼努拉国王的政府，推翻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动荡时期，就是查希尔沙的父亲纳第尔沙。
阿曼努拉的下场使得纳第尔[2]和末代国王查希尔这两位国王绝大部分时期不敢再大动干戈，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20多年查希尔在位时期，是近代阿富汗最稳固的统治期，他什么都不干，既不搞改革，不要求分地方的势力，也不搞现代化，不去触动地方的利益结构。撼动对整个社会结构，尤其是农村的这种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差不多是一直到1960年代之后才出现。查希尔国王的表哥达乌德亲王，当时曾经担任过总理，后来以他为首，提出了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类现代化、农业集体化和大规模工业化的改革。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一定程度上前现代性特征在阿富汗最根深蒂固，也是最本质性的，而且很要命。
[2]穆罕默德·纳第尔·沙阿在成功的军旅生涯（如1912年镇压曼加勒反抗事件）后成为阿富汗国王（1929年－1933年）。
20世纪60年代，以达乌德亲王为代表，阿富汗贵族阶层的一部分人提出，苏联是我们的邻国，苏联也想跟阿富汗搞好关系，阿富汗能不能模仿苏联，在农村搞集体化，然后在城市搞大工业，把阿富汗迅速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有点像模仿纳赛尔搞阿拉伯社会主义。阿富汗裔美国学者塔米姆·安萨利写了一本《无规则游戏》，这本书里讲到阿富汗一直以来的城乡矛盾，尤其是农村和城市精英阶层的矛盾，是阿富汗历史前进和中断过程中很重要的动力。
阿富汗以王室为代表的城市精英在考虑按照苏联模式来实行国家现代化，同时阿富汗的农村精英阶层，尤其是从农村通过考学进入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学生，他们也在讨论往阿富汗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在当时的阿富汗，虽然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传统受到尊重，但实际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阿富汗政府对于比较极端的宗教思想处于防范的状态。当时阿富汗喀布尔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没有能力就提供研究性的教育，所以很多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后，要么去欧美，要么去阿拉伯国家进一步留学，去接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绝大多数富裕家庭都去美国了，但是也有一些农村精英、部落领袖、农村米拉布的子女、富农家庭的子女，没有那么多钱能到美国或欧洲，他们首选的留学目的地就是埃及。埃及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包括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在伊斯兰世界有极大的影响力的。然后艾资哈尔大学那个时候是埃及极端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反抗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据地。回溯整个现代伊斯兰思想史，从20世纪后半叶有很多代表性人物都是艾资哈尔大学毕业的。而这些到了埃及的阿富汗留学生参与各类读书会学习会，研究禁书、地下手抄本，比如赛义德·库特布[3]关在监狱里时其到处流行的手抄本。
[3]库特布主义（Qutbism），伊斯兰主义中的一个派别，主要根源于穆斯林兄弟会已故领导者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主要阐述于其著作《路标》。库特布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主动的圣战主义，宣扬攻击型圣战（Offensive jihad）。库特布主义经由伊斯兰极端主义份子与恐怖份子传播，如奥萨马·本·拉登就曾引用库特布主义来作为宣扬。
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贾希丁指挥官拉苏尔赛义夫[4]和他当时的一个老师，后来短暂当过阿富汗总统的拉巴尼[5]，他们俩比马苏德[6]、希克马蒂亚尔[7]他们要年纪大一些，他们1960年代就去了埃及留学，之后就把库特布的书偷偷夹在行李里带回来，然后他们在埃及读完博士，留完学回国就去喀布尔大学当老师，然后就就组织学生关了门抄书，抄完再把阿拉伯语翻译成普什图语，然后再办地下印刷所，然后再把这种东西流通出去。于是197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喀布尔大学很快就变成了库特布主义在阿富汗的一个大本营。
[4] 拉苏尔赛义夫是阿富汗政治家和前穆贾希丁指挥官。他在 1980 年代参加了反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的战争。
[5]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塔吉克族，曾任阿富汗伊斯兰国和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
[6]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族，阿富汗军事领导人，绰号“潘杰希尔之狮”。
[7]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阿富汗政治人物、军阀。他是古勒卜丁伊斯兰党的创始人及现任主席。希克马蒂亚尔1974年组建阿富汗伊斯兰党，最初是反苏联的骨干分子。在1990年代，曾两次出任阿富汗总理。后来转向反美，多次袭击阿富汗政府及外国人。希克马蒂亚尔是阿富汗内战的重要人物，其军队仅仅在喀布尔一地就造成5万平民死亡，因此有“喀布尔屠夫”之称。2000年后逐渐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脱离关系，2001年逃亡巴基斯坦。2010年后谋求与政府进行和平谈判。2016年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
在阿富汗这种社会阶层流动比较缓慢的国家，尤其是全国只有2万多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大半是喀布尔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哪怕到了后来内战时期，傀儡政府的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8]跟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在十几岁念中学大学时候就已经特别熟，因为全国就只有三所好中学和一所好大学，所以下一代精英都在这个学校，其中比较激进的一帮人从18岁开始，每天晚上跟着自己的老师读那些宣扬伊斯兰要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实现现代化的书。
[8]穆罕默德·纳吉布拉·阿赫马德扎伊，阿富汗政治家、共产主义者。他在1986年至1992年期间担任苏联傀儡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1992年，反政府军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被迫下台，躲藏在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避难。1996年塔利班攻入喀布尔之后，将纳吉布拉酷刑处死。
顺便提一下，我采访过著名军阀希克马蒂亚尔。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在喀布尔大学的工程系读书，喀布尔大学的这些精英学生国际化程度很高，基本上都会一、两门外语，除了阿拉伯语能读英语法语，能直接读外国书报。他们在学校里激烈地讨论世界局势，希克马蒂亚尔和他的一个师兄——一个铁杆的毛派，在校园里面辩论阿富汗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辩论了一个礼拜没有辩过对方，然后他的解决方案就是，买了一把枪把师兄打死。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个人仇杀这种极其前现代的特征，在他身上并没有因为他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改变了。
1970年代初的伊斯兰世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时代背景——埃及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的失败，导致阿拉伯社会主义在批评者那里突然变得没有任何说服力了。埃及学苏联学了十几年结果被以色列一个礼拜打垮了，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批评者看来主要就是学苏联学错了。而美国的现代化道路也不能走，因为美国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当中一直支持以色列。那么对于阿富汗人来说，他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了政教合一，他们认为，最后拯救阿富汗，千言万语还是要回到穆罕默德的道路上去。
站在外界的角度，我们可能一直以来有个误解，认为阿富汗国内的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是以1979年苏联入侵为起点的，但实际上不是。1974年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第一个阿富汗流亡者的武装训练营。从1970年代初期，阿富汗上层以王室为代表的城市精英集团，和新崛起的笃信政教合一和库特布主义的农村精英集团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激化。1970年代初，像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还有包括赛义夫就已经从喀布尔跑到了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入侵之前，他们的家族追随者，还有其他反对王室逃到巴基斯坦边境的人可能就已经有20多万了，1980年代参加反苏战争的激进伊斯兰游击队穆贾希丁（Mujahideen）的意识形态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库特布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阿富汗必须按照库特布制定出的政教合一的现代化方略来实现国家的自救，包括实现国家的富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他们可以跟本·拉登走得那么近，因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现任首领扎瓦西里[9]本身也是赛以德·库特布理念的追随者，只是说穆贾希丁他们还带有阿富汗民族主义者这样一层背景，所以他们在1980年代等于说是建立了一个同盟，但同盟的目标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民族问题、“阿塔”与“巴塔”
但反过来讲，阿富汗本身又面临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民族结构非常不正常的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它有主体民族，但这个主体民族又不够大，非常容易造成冲突和对立，普什图人在阿富汗的整个人口中大概占40%-45%，它是绝对数量排名第一的民族，但40%-45%比例又不够大，因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还有乌兹别克人加起来也超过30%，而在历史上的普什图统治者是阿富汗主流，所以阿富汗的民族矛盾一直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分歧的根源，因为英国通过1897年的杜兰德线[10]这样一条人为划定的国界线，把作为一个完整的普什图民族突然分割在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个国家之内（今天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普什图人）。但是有一些普什图人不认可杜兰德线的存在——比如巴基斯坦塔利班，但绝大部分阿富汗人随着历史的发展，算是逐步默认了杜兰德线。
[10]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长达2430公里的边界分界线。它最先于1893年订立作为英属印度和阿富汗边界，由英国外交大臣莫蒂默·杜兰与阿富汗国王阿布杜尔·拉赫曼汗制定，定夺双方势力范围界限，并务求改善外交关系和贸易。
传统上阿富汗塔利班是既有普什图民族主义的民族背景，又有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国籍背景。为什么美国人这次在撤军谈判谈判当中也一定要求塔利班，不能跟领土上的其他国际势力，比如基地组织、ISIS呼罗珊分支[11]有勾结，美国人一定程度上也想利用这一点。传统上阿富汗的塔利班从来没有要求建立一个超国界的共同体，尤其是他从来没有对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聚集区提出过领土诉求。我觉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本质上，还是一个内收型的政治军事共同体。可能在它的崛起过程中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它没有提出过普什图人应有自己的国家这种方案。
[11]“基地”组织及其敌对势力——所谓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分支”（IS-KP）——都将寻求在西方武装部队撤离这事情上捞取利益，扩张其在阿富汗的版图。来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7745494
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的诞生的时间实际上要比阿塔晚将近10年左右，是2000年的之后才出现的。而巴塔的最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普什图斯坦，建立一个纯普什图人的国家，取消1897年的杜兰德线。
当然这两种诉求之间肯定还是有交集，阿富汗塔利班是比较愿意维持一种边境地区模糊不清的局面，但是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好像没有领土野心，历史上也没有提出过这种诉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巴塔跟阿富汗的政府方面一直有互动。巴基斯坦政府特别震怒的一件事是2016年，他们在伊斯兰堡逮住了两个阿富汗的国安部的官员，这两个人是跑到巴基斯坦来找巴塔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当时加尼政府跟巴基斯坦政府的这种关系不良，然后他们就跑到巴基斯坦来，想挑唆巴塔在边境上搞事，给巴基斯坦政府制造麻烦。实际上巴塔所要求的东西比阿塔要大，而且也更复杂。对巴塔来说，一方面他长期跟阿塔是战略盟友，但是一方面阿富汗政府派人来送钱给他，他也收。
回到阿富汗的这些势力，无论是穆贾希丁群体，还是后来塔利班，他们诉求都是针对作为一个多民族独立国家的阿富汗，而不寻求把现有的这种国境线往外扩展，而穆贾希丁群体，因为他们是作为一个阿富汗城市精英集团的反对者存在，所以从1970年代开始，大概20年左右的武装抵抗当中，他们一直试图利用阿富汗农村和传统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去反对苏联以及他们支持的纳吉布拉政府。
所以这也使得整个阿富汗战争变成了一场漫长的治安战，几支反苏游击队在得到美国、英国和欧洲，包括沙特阿拉伯巨额的财政援助之后，就控制了农村地区和山地，而政府军控制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苏军尝试过对他们的几个主要基地进行突袭，但是基本上都没有成功。
等到苏联在1989年宣布撤军后，政府军也无法维持交通线了。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政府军盘踞的仅有的大城市和公路线都被占领了，使得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共和国宣告了灭亡，这是1992年左右。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之路
就在阿富汗人民共和国灭亡后，穆贾希丁群体内部的矛盾激化，最突出的是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之间的冲突，因为希克马蒂亚尔是所有普什图人游击队领袖当中势力最大的，所以巴基斯坦当时认为希克马蒂亚尔最值得扶持，因为他最有可能成为未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在19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个修筑中亚天然气管线的计划，把哈萨克斯坦作为起点，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就抵达印度洋。因为美国希望中亚这几个国家在经济上脱离苏联，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好几个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它要经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地带，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如果这条天然气管线真的建成，会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巴基斯坦希望在1990年代初期，由它来主导来解决阿富汗问题，使阿富汗这种内战四分五裂局面迅速结束，所以扶持了代理人，也就是希克马蒂亚尔。
而马苏德——一个塔吉克人，阿富汗的少数族裔——作为非普什图人推出的共同领袖这样的角色出现了。马苏德在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今天的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国家英雄，但实际上阿富汗也有很多非常敌视他的人，认为马苏德在美国人和法国人眼中形象好是因为他懂外语，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军阀，有很多美国记者到过他的营地采访他。但是其实马苏德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塔吉克民族主义者，他在控制喀布尔的阶段，集体枪毙城里的哈扎拉人，杀掉了1000多人。所以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在1992年傀儡政权覆灭之后，很快形成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一方，以马苏德和盟友为另一方，争夺全国政权——尤其是首都——的局面。
后来希克马蒂亚尔把首都喀布尔围起来，打电话给马苏德，命令他把城市交出来，然后马苏德反对，这被马苏德旁边一个法新社记者录下来，那段对话后来在阿富汗和西方世界都特别有名，接下来希克马蒂亚尔就开始往城里发射火箭，炸掉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三层楼。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图源网络。
在内战爆发的阶段，阿富汗的普通民众就开始跟穆贾希丁这个群体离心离德，因为1980年代普通民众支持他们抗苏，除去本身民族主义情绪之外，也是因为穆贾希丁承诺下一步要建设一个政教合一的现代化国家，包括他们派人去跟伊朗接触，说要模仿伊朗的模式，还承诺要给老百姓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但问题是苏联人走了，纳吉布拉政权也垮台了，穆贾希丁真正做的就是把首都围起来发射火箭。在穆贾希丁群体的实际控制区，比如白沙瓦一共有7支游击队，在各个省还有一些分散的小军阀势力，他们都曾经加入过抵抗苏联的战争，但战争结束以后，就形成了整个阿富汗十几股武装割据的这种局面。每个军阀在他们的实际控制区走私贩毒、贩卖人口等等。从1992年到1994年，几个主要的穆贾希丁派别围绕着首都打了两年多的内战，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民众对他们的信任和好感全部掉到了谷底。
塔利班最初是作为一个惩强除恶的罗宾汉形象出现的，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12]是80年代参加抗苏战争的老兵，抗苏战争结束以后，他隐居在家里。他开始出名是因为1994年奥马尔得到一个消息，当地的小军阀带着他的部队洗劫了当地的学校，抢走了几个女学生，奥马尔带着街坊去追击小军阀，把这几个女学生给夺回来了，这一下让他在城里成了名人、善人，再接下来他把清真寺里传说中穆罕默德穿过的斗篷披在自己身上，宣称穆圣昨天晚上通过梦给他，让他带着大家去打穆贾希丁，接下来就开始组建自己的武装。
[12]毛拉·奥马尔，是阿富汗伊斯兰教组织塔利班的领导人，在1996年－2001年担任政教合一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政权的埃米尔，为该国最高精神领袖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并拥有“穆民的长官”的称号。
在这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巴基斯坦一开始是想扶持希克马蒂亚尔，但希克马蒂亚尔的武装包围首都打了两年也没打下来，而且因为炮轰首都，对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就导致他们在阿富汗民间的名望一落千丈。巴基斯坦政府本来想着希克马蒂亚尔能赶紧摆平这个烂摊子，下一步美国人就可以来修天然气管道了，结果内战一直打不完，而且他的公共形象还越来越差，就不再支持他们了，巴基斯坦政府下一步发现民众中名声最好的政治派别是塔利班。所以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一定程度上错判了塔利班的“淳朴性”——塔利班后来做的好多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原教旨主义，而巴基斯坦政府则以为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经验，后面好操纵他们，于是就开始支持塔利班。
而且在穆贾希丁的部队当中，尤其是普什图人的部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的内外战，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疲倦了，他们也希望尽快结束内战，其结果是数量非常多的普什图人士兵直接向塔利班倒戈，于是塔利班崛起得非常快，1994年才刚刚成型，1996年就掌控了局面。塔利班把所有的穆贾希丁几乎都赶到了只占全国10%领土的潘杰希尔谷地，这也就花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的时候，大家觉得穆贾希丁的部队总算撤走了，好日子要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塔利班对其宣扬的东西是真信，大家都认为他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很机会主义的。
对塔利班而言，基地组织最大价值是它跟世界之间的联系，比如跟阿拉伯世界的财源、激进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联。因为尽管基地组织在1989年就已经成立了，而在本·拉登一直到他策划9·11事件之前，基地组织的几起恐怖袭击活动几乎都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虽然在1990年代建立过联系，但是他们的同盟关系没有那么稳固。塔利班在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巴基斯坦吸引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如果没有9·11事件，按照正常的流程，可能2002年全球好几个重要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都会承认塔利班政权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权。
塔利班的一些执政理念非常神奇，比如说它在1996年就控制了全国，为什么之前没有把巴米扬大佛炸了？塔利班从来也没有占领过巴米扬大佛所在的巴米扬省的全部，而他们不远万里派坦克和榴弹炮来专门摧毁大佛了，那是什么心理？巴米扬大佛遗址下面有一个村庄，村长说，因为巴基斯坦和沙特、阿联酋三个国家是仅有的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的国家，所以塔利班在执政的前4年还一直通过沙特、巴基斯坦和美国方面进行接触，希望美国和欧洲能承认它的合法性。
但到了2000年阿富汗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导致粮食大规模减产，塔利班就向全球发出求助，呼吁大家来支援阿富汗的粮食和经费，但因为塔利班过去的所作所为导致没有多少国际组织来援助，塔利班为了报复国际组织，研究了半天决定把巴米扬大佛炸了。全球几个重要的博物馆、文物保护机构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写了一封联名信，谴责塔利班的行为。
塔利班用一种非常挑衅的语气回应，我们国家的活人挨饿你们不帮忙，现在不过炸掉了一个佛像就开始批评了，可见西方虚伪的嘴脸。但它这封公开信的语气，给人感觉好像阿富汗不是塔利班在治理，好像塔利班对阿富汗的饥荒粮食短缺没有责任似的，但是塔利班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它觉得这是天灾，你们应该帮助我，你们不帮我就让你们不爽。
巴米扬大佛被毁前，图源：维基百科。
边境线上的难民和阿富汗崩溃的教育体系
从1970年代开始，阿富汗的政治流亡者就跑到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巨大的难民营。到今天大大小小的难民营里居民数量多的时候有上百万人，难民营无人问津，一些国际组织即使提供援助也仅仅是物资方面的。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条漫长的边境线上生活了100万难民，几乎是一个连绵的城市带，这个城市带里面一所学校都没有，等于说在难民营里长大的一代（比如1979年在边境难民营里出生，到了塔利班崛起的1994年就是15岁），但是从他出生开始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只有一些宗教背景的伊玛目自己建立的教简单识字和古兰经的宗教学校，但都不是系统的教育，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工作。然而要得到枪支弹药又很容易。难民营在从1979年之后的将近40年里，变成了阿富汗不稳定因素的反应堆和摇篮。
在不同的冲突地区，在正规教育体系中断过的国家中，叙利亚大概中断了10年左右，但是除了在阿勒颇这种受到严重破坏、学校被夷平的城市外，在绝大部分城市，包括大马士革周边的一些地区，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还在运转；伊拉克就不是这样，从海湾战争之后教育系统开始断断续续，因为很多中学老师都跑到欧洲去了，伊拉克在美国制裁之后经历了崩溃和重建，但是中间至少10-15年时间教育体制都很不健全。
而阿富汗这40年时间，大概两代人没有经历过系统教育，国内完全没有本国语言读写能力的文盲数量是特别惊人的。所谓的宗教学校和宗教培训班某种意义上替代了正规教育。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本土化之后出现了一个情况，虽然一个人可能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培训班受过教育，但是只要其所在地区的著名清真寺写一个证明，证明其通晓古兰经，他便可以自称伊玛目，马上就成为社区的宗教领袖。还可以出资盖一个清真寺，他在这个社区就可以成为话事人。成为话事人也能给自己转化一些经济利益。“塔利班”这个名字其实是个复数，它的单数形式是“塔里布”，指的是“学生”，特指宗教学校的学生。对古兰经所知甚少，但是依靠本能的宗教狂热，又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行政经验和治国经验的这些人，最后能把一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这5年的执政期就给出了答案。
阿富汗重建过程中的平民生活、妇女权益与移民
我在2017年第一次去阿富汗采访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塔利班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制造的，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发现问题出在阿富汗人从来没有被告诉过，在现代国家里面的政治表达是按照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去完成的，当然在阿富汗也不存在这种社会结构，所以他们表达一种愤怒和不满的方式很直接，就是暴力。2018年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采访了一个爆炸现场，其实是政府内部的两个派别，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副总统，他们的支持者互掷炸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解决政治分歧和不满的方式。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有分歧和不满，问题在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认为表达不满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暴力。
在整个社会层面，一方面正义得不到维持，另一方面整个政府系统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成本变得极高。我对于阿富汗的受贿有两个特别突出的印象，第一个是警察管跟平民要钱的行为叫“换零钱”：喀布尔的交通堵塞特别严重，如果堵在路上了，本来站在中间维持秩序的警察就会找过来，要和你“换零钱”。如果你给了1万阿富汗币，很可能他还给你的零钱是5000，所以阿富汗的好多本地司机出门不带钱包，怕警察去给他“换零钱”。反过来讲，这也是因为警察本身的收入很低，导致这种索贿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很正当的收入。除了基层新增清真寺之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机构存在，所以在阿富汗很多时候，这种腐败状况也使得进行一个特别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隐性成本非常高。
塔利班被美国赶走后，阿富汗重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金融课题，尤其是重建的前10年，大概从2002年到2012年，海外的阿富汗侨民、中东资本和美国资本大量涌入重建阿富汗的市场，当时中国也想插一脚。
整个阿富汗的基建市场有大量的国外资本在流动。举个例子，在9·11事件之前，阿富汗全国没有电视台，也没有移动电话，可能只有1000多台固定电话，本·拉登在阿富汗也就听听广播。但是就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阿富汗冒出了100多家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小土山上，瞬间布满了各大电视台的发射器、电信公司的信号塔，阿富汗人不太会形容这个天线是什么，就管这个山叫电视山。基本跟电信有关的基建所需要的资金几乎都是在重建的前10年进入阿富汗市场的。今天的喀布尔的市中心，4G信号非常畅通，这是因为阿富汗没有电信业基础，而国际资本就很愿意进入这种有巨大盈利前景的市场。
在今天阿富汗有一些商品的价格是很不正常的，最典型的就是可乐，一种是在本地罐装的，一种是进口的，二者之间的价格相差5倍。意思是在喀布尔如果买中国或者阿联酋罐装的可口可乐，价格跟在北京差不多，但是如果买在阿富汗本地罐装的可乐，差不多合到人民币7毛钱左右一罐。本地灌装的可乐是已经在美国侨居多年的一个阿富汗资本家，和阿联酋王室背景的资本方合作的。在阿富汗本地建立了这一系列轻工业跟食品有关的工厂，也就是在重建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有三拨人：一拨是在1979年（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就已经流亡到美国（有一些甚至后来进入了华尔街），跟美国资本建立了关联的阿富汗侨商们。第二个是海湾资本。除此之外，就是从美国直接过来投资的企业。
我觉得金融问题，包括这些金融资源的流向，在阿富汗的前10年的重建过程中，绝对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包括他们后面的撤出和阿富汗的通货膨胀，乃至2012年以后城市化的停滞，跟金融资源的流向是有直接关联的。
过去的10年有很多外来援助以后，整个的国家虽然没有支撑它正常运转的结构，但本地生活也有零散的变化，最典型的是今天几乎喀布尔所有的社区，包括贫民窟都有了机井可以打水，解决了供水的问题，但是这种非常直接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于城市。在农村干这个事情成本特别高，政府也没有能力去维护农村的基础设施。
这类变化主要集中在类似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这样的这种大城市，喀布尔应该是吃到红利最多的城市，今天喀布尔的人口规模跟塔利班统治时期相比可能膨胀了三四倍左右，包括喀布尔现在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可能跟埃及和尼日利亚相差无几，虽然它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但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在比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17年左右基本上能够达到每个月250美元左右。另一方面，因为物价很低，这种普通工薪阶层在妇女不工作的前提下，也能维持一个四口或者五口之家的生活（不过，在喀布尔的街头，英语培训广告非常多，因为一部分阿富汗人，尤其城市的中下阶层的子弟，对他们而言，跑路当难民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且是一种投资。），但反过来，在农村地区，情况会非常糟糕，虽然城市居民占阿富汗人口的比例可能有三成以上，但城市面积也只占整个国家的总面积20%左右，尤其越边远、越靠近边境地区的情况会更糟糕。
在妇女权益问题上，如果只看最上面一层，不光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感受不到特别突出的妇女权益问题，最典型的英迪拉·甘地[13]当过印度的总理，贝娜齐尔·布托[14]当过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的国会里面有女议员，我还采访过法齐娅·库菲[15]女士，她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还在中国出版了。法齐娅·库菲也是今年跟塔利班谈判的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所有这些人，包括库菲几乎都是地方豪门望族出身，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一个女性。
[13]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分别担任两届印度总理，在最后任期期间遇刺身亡。她是印度近代最为著名及存有争论的政治人物之一。其领导印度期间的政治方针相当硬朗、立场坚定，后人称其为“印度铁娘子”。
[14]贝娜齐尔·布托，巴基斯坦政治家及总理、前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前巴基斯坦总统及总理阿里·布托和努斯拉特·布托之长女。2007年遇刺身亡，享年54岁。作为由男性控制的穆斯林世界中的首位女性和全球首位在任内产子的民选领袖，其身份令她成为女权标志。
[15]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塔吉克族女权倡议者及女性政治家，于2001年末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大力提倡阿富汗女性接受教育权利的“回到学校”运动，她是当今阿富汗政坛中民主派的代表人物。
喀布尔有一个帮助离婚妇女来掌握职业技能的培训学校，培训学校的创始人是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的一个远房表亲，其实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要想为当地的妇女争取权益，首先要去获得社会资源，而易于获得社会资源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尤其是男性。所以法齐娅·库菲可以做一些事，包括可以经常出国，可以自己开着车在喀布尔的街头自由行动，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的表妹可以开个培训学校，去帮助社会妇女，但是如果当她们帮助的对象自己提出这种诉求的话，很可能就被丈夫打死了，而且往往不了了之。
另一个是，阿富汗今天的女性，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这种女性，当她发现身处的国家社会对于个人发展不利的时候，她就想办法移民了，大多是移民去伊朗。
阿富汗喀布尔，一幅呼吁结束针对女性暴力的壁画。图源：2017 ArtLords
阿富汗移民规模达到百万级，这在3900万人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百万人中很多人本身不是出生在阿富汗。我在赫拉特的两个采访对象，一个是进了外交部当公务员，另一个准备要到中国来读博士，这两个人都不是在阿富汗出生的，他们本身是因为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1979年后大量流亡到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难民、移民中的一员，而在巴基斯坦很多城市也相应形成了类似唐人街的阿富汗城。我后来到了赫拉特之后才知道，对于阿富汗西部很多学生来说，越境跑到伊朗去打暑期工是一种赚零花钱的方式，反正那个边境管理非常松散。
这些在外国长大的人，虽然父母时常灌输说：“我们最后要回到老家去。”他们很多人在十几岁才被带回到阿富汗，后来在阿富汗读了中学和大学，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没有什么归属感。
阿富汗战略价值的当代意涵以及各国（战争）成本
近代以来，阿富汗在地缘意义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防御意义。对苏联来说，对于阿富汗的进攻，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攻势防御。苏联认为阿富汗的不稳定性，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可能对苏联在中亚的安全性构成影响。它并不是要长久占领，它只是要杜绝阿富汗可能影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所以苏联要扶持阿富汗政府搞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最后撤出。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想法。如果比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会发现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物质成本很低，它在战争的第一年几乎没有投入像样的陆地力量。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16]认为在阿富汗是打了一场经济适用型战争，而且特别符合美军在1990年代的军事改革理念——空中力量加快速反应部队，尽量减少步兵，因为步兵长期驻扎是最费钱的。快速反应部队加上空中力量配合北方联盟[17]的武装力量，几乎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就结束了第一阶段战争，把塔利班从喀布尔赶了出去。站在当时美国人的角度，美国人也会像苏联人一样认为自己将来不会被这个地方吃掉多少资源。
到了2003年，根据波恩议程，美国开始扶持卡尔扎伊[18]政府，当时他们认为整个事情特别顺理成章，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这个计策不行，因为必须不断增兵，最后面临了沉没成本的问题：如果放弃了这个地方，所有以往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如果继续投资，可能会有保证一点资产的希望。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前总指挥官彼得雷乌斯[19]写了一篇文章，还保有这种观念，认为只要美方继续保证对阿富汗一定量的投资，他们总能收点东西回来。
[18]2004年12月，卡尔扎伊担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卡尔扎伊在2009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其任期于2014年9月结束。
[19]大卫·霍威尔·彼得雷乌斯（David Howell Petraeus），在2010年7月4日－2011年7月18日担任美军驻阿富汗部队的总指挥官。
拜登撤军，除去一个近乎意识形态的目标之外，他一定也评估过这么高的沉没成本承不承担得起，因为站在美国今天的角度，他就会认为继续驻军、继续投入力量，也不能保证这个地方的绝对稳定。反而撤军了，彻底把这个包袱甩出去，没准周边的其他国家还会愿意来分担后续的成本。不过，无论是政策缔造还是政策调整过程，很多时候不单单是根据成本和效用，还有很多其他考量，比如说美国各党的对外政策传统，甚至于某个领导人对于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观感等等，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总而言之，每一代人都会觉得自己比上一代人聪明，都会觉得上一代人犯过的错误我不会重犯，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往往不是这样。
阿富汗在历史上一方面是一个存在长期冲突的国家，但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战争形态和正常的战争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是一个极度放大的治安战。
如果不看资料，无法想象1985年苏联控制阿富汗的鼎盛时期，阿富汗政府军和苏军只占领了阿富汗领土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对于阿富汗来说占领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山地和农村不创造任何经济效益，也几乎没有人口。剩下三分之二的领土都是各路游击队在农村山地的活动范围。所以对于今天的阿富汗来说，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局面稳定没有那么困难，只要能守住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交通线。彼得雷乌斯实际上是把南部，尤其是毗邻巴基斯坦边境的那些地区基本放弃了，除此之外，在全国的主要交通干道和大城市近郊搞治安战。
彼得雷乌斯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维系胜利依然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治安战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不断砸钱，而且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个很要命。另外就是，这样的的胜利，和政治上、战略上的胜利相比，都有着巨大的距离。
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在的那几年，把无论是基地组织分支还是萨达姆的纳克什班底神军都赶到了一些角落，但美国一旦决定削减对于伊拉克的军事投入，前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就把彼得雷乌斯训练的逊尼派武装给解散了，下一步这帮人就去投奔ISIS了。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最后的问题还是，愿不愿意在一个产出比很低的地方继续砸钱。
塔利班会彻底接管阿富汗吗？
我认为现在看塔利班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塔利班在它进入“地下”后的20年时间里，他们在一些省份变得在地化了。因为在他们从1996年到2001年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塔利班本质上还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个时候塔利班几乎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虽然也有个内阁，但内阁的所有部长都是他们在各个省的省军区的司令。这些人从来不在喀布尔上班，他们都在全国各地，比如跟北方联盟，还有一些地方军阀的这种势力在打仗。
所以在那一阶段就是，一方面塔利班的执政表现具有很强的表演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非常粗犷、非常不健全的机制。比如说我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件事是塔利班执政的那5年经常搞集体枪毙，但是因为塔利班很抵触电视，所以不直播，以至于它枪毙了很多反对者，但是没有人知道，等塔利班倒台之后才有人知道，那在当时就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震慑的效果。
但是在过去的20年塔利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变得有实际的执政经验了。2018年我去巴米扬省采访的时候，我聘请的司机是个退役上尉，我问他路上安不安全？他说不是很安全，中间有几个村庄是塔利班控制的，我说怎么办？他说没事，我们半夜两点走就行，我说半夜两点就没问题了吗？他说这个村庄是由这个省在地的塔利班控制的，这些塔利班其实就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每天早上八点才上班，天一黑就歇了。又没有雷达夜视仪，所以基本上晚上十点过后就没事了，半夜两点是最安全的，因为塔利班晚上也不出来巡逻。我就发现有一些省的这些塔利班慢慢变得在地化，包括他们有巡回法庭、医疗机构，有搞民间信贷的等等这样一些在地化的特征。
对于普通阿富汗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现在的局势跟4年前没有什么变化。比如，2017年喀布尔往西三、四十公里就有塔利班在活动，但他们不进城，在公路上设收费站，看见政府车辆就开火，但也不是什么都拦截。过去10年塔利班一直驻扎在自家隔壁，只要不来进攻就是可以共处的。
我对于塔利班在短期之内攻克喀布尔，并且建立对全国的稳固统治这件事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原因是现在在巴基斯坦遥控的这些所谓的塔利班的高级领导人，和每个省的前线的指挥官，乃至和这些在地的塔利班的领导人，他们的目标差很多。
像塔利班二号人物巴拉达[20]、塔利班第三代领袖阿洪扎达[21]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前线指挥官，塔利班的前线指挥官当中有不服阿布扎达的，甚至制造对自己领袖的爆炸袭击行动，前年在清真寺炸死了阿洪扎达的亲哥哥。而这些前线指挥官很大程度上才是真正的控制了边境贸易、鸦片、掌握武装部队的一些人。我认为哈卡尼网络[22]已经不能被视为塔利班的一部分了，它现在就使用独立的旗帜。
现在当然它们的目标都很一致，先要结束阿富汗政府的统治，反正美国人都要走了，政府军本身就是四面楚歌，和派系都关系不好。但当这个目标实现后，后方派跟前线派之间的冲突，包括在地的和激进的塔利班之间的冲突就会暴露出来。我在当地采访过的一些人，现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马苏德的弟弟瓦利·马苏德是前任驻英国大使，大使最近一年有8个月在巴基斯坦见各种人在研究，现在塔利班来了，能不能也分点蛋糕，希克马蒂亚尔也是非常活跃。他表示说，加尼组建不了一个代表团来谈判，我可以来组织。还有在阿富汗长期担任政府二把手的马苏德的政治接班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他已经在阿富汗的东北部的某些省份开始造基地，如果塔利班控制了首都，他也会和追随者一起跑到自己基地，宣布他是阿富汗的一个合法领导人。
2021 年 8 月 11 日，阿富汗西南部赫尔曼德省Lashkar Gah的警察总部发生汽车炸弹袭击后烟雾升起。（美联社 Abdul Khaliq）
未来一两年之内，阿富汗的发展不会像1996年到2001年之内，可能更像1989年到1996年之间，不同省份的势力各自割据，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后大家互相争斗。反过来讲，即使阿富汗最后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权来重新控制全国，我相信到时候的施政方式和1996年到2001年之间还会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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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农村包围城市 读毛选的塔利班与中共差距何在
作者：茅岳霖（更多原创文章，请关注）
公众号：民仲平摆摊论风云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在历经了对重点城市的10天进攻之后，已经开进喀布尔，并在前政府留下的总统府等机构商议建国等事宜。
与此同时，喀布尔城外的国际机场已是人头攒动，一些曾为北约占领军服务的阿富汗人在登机口彼此大打出手，维持秩序的美军现场鸣枪，数人因故丧生。
这种局面，无疑宣示了与美军对峙20年的阿富汗塔利班终于熬到了后者卷铺盖回家的日子。
从阿富汗农村起家，并两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塔利班，也让一些看到“农村包围城市”，听说塔利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阅读《毛选》的中文世界的观察家有了不切实际的既视感：
似乎塔利班正在阿富汗重演中国解放战争的最后决战，即便实情差距过远。
在喀布尔当局覆灭之后，大批曾为北约服务的阿富汗人蜂拥而至，不顾新冠疫情的蔓延，希望能挤进飞机，逃离国家。这种不亚于西贡撤退的场景给了外界极大的感官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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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作为一个仍与封建基础挣扎、勉强形成国家与民族意识的会党式组织，本不应该与共产党这类新民主主义革命党派相提并论，这个问题的出现更像是一个残酷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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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民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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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自1994年兴起以来，这个最初以当地学生组成，由前反苏游击队员奥马尔（Mohammed Omar）建立的松散组织可能并没有想过夺取天下，成为一国之主。
奥马尔只是组织乡勇，击退了掠夺童男童女以供“童戏”（Bacha bazi）的军阀，结果竟在当地名声显赫起来。
毕竟，阿富汗自1992年“民主共和国”瓦解，由前反苏游击队各头领组建的“阿富汗伊斯兰国”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主张维持秩序的塔利班才有了发挥的空间。
在当地民众对秩序的渴望下，“学生军”塔利班不到一个月夺取了坎大哈，用一年时间夺取了阿富汗西、南部的多数领土，并在1996年用9个月时间一举取得喀布尔，由此第一次“建国”。
在这个时候，迅速成为阿富汗新军阀势力的塔利班虽仅能凭传统习惯法与宗族、宗教势力维系对地方的传统统治。
它较之1927年开始确立，先发动农会改造宗法制度、打倒土豪劣绅，先后制定《井冈山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等纲领文件，在20年的革命历程中最终确立“耕者有其田”的中共农村政策大相径庭。
但这对于颇具影响力的阿富汗传统政治格局来说，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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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的传统政治格局是当地毛拉（即教长）、部落长老、支尔格大会（即本地部落长老大会）和军阀分庭抗礼。
塔利班只需要团结当地教长、长老，依靠自己身为新军阀，在农村地区物流和经济上的主导能力，就可以笼络一方人心，建立相对有效的基层统治，并恢复自1979年以来因苏联入侵、军阀混战所破坏的局部秩序。
在这一前提下，不具备相应思想基础的塔利班无法尝试阿富汗前政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失败告终的农村改造、打击封建主（如长老等）与土地改革。
这种基层的封建环境也是大国所乐于见到的。环顾历史阿富汗的“红色亲王”达乌德汗、遇害的前总理塔拉基以及杀害前者的前首脑阿明等人，都曾推行过激烈的土改政策，并先后被国内政治势力和苏联杀害。
塔利班此举亦可算无心之中歪打正着。如若此后其政权并未收容本·拉登，塔利班政权甚至有被西方捏着鼻子接纳的余地。
事实上，深入阿富汗一线的一些观察人士已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农村控制区已经成为该国为数不多的宜居之地。
譬如从1991年开始在阿富汗行医，后在2019年遭暗杀的日本医师中村哲即指出，直到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之前，很多阿富汗人厌恶北方联盟控制区的军阀内斗，并对塔利班颇有好感。
中村哲还指出，塔利班当局当时虽然坚持“女性不准上学”的过激理念，但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妥协态度。这种变通的做法，加之塔利班积聚的群众基础，将使之在此后得到更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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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之下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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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入侵阿富汗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环境。
美国等国针对塔利班的军事打击是有效的。美军截断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边境省份，这导致塔利班的外援被阻断了，缺少造血能力的塔利班迅速陷入困境。
这种局面较之在1927年后就确立武装割据的中共相去甚远。
相对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及的群众基础、党、军队、地理环境与经济环境，塔利班的割据环境仅仅具备群众基础、军队，其地理与经济环境极为不利，其政治党派也是不具备的。
当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可以依靠“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土地政策从根据地取得兵力和给养时，塔利班在21世纪初仍维持粗放的部落管制模式，亦缺少基本的造血能力。
但即便如此，美国终究不能压制塔利班。
美国从2001年来说扶植的历任政府大都是海外归来、立足喀布尔且没有地方控制力的空降官员。
各大军阀势力也热衷于围绕喀布尔争权夺利，对于阿富汗34个省省会城市之外的农村与城镇兴趣有限。
更糟的是，阿富汗全境除去自1992年确立的“金新月”形成的制毒、贩毒产业外，甚至没有建立成型的产业，其国民经济与粮食供给全靠援助。
这样一来，美国扶植的喀布尔当局实为漂浮在阿富汗国土上空夸夸其谈，而如何给农村乃至城镇的阿富汗人分配利益，就落到了政治基础为普什图部落的塔利班的手里。
在军阀们依靠非法矿石贸易与毒品贸易从北约及其掮客处换取装备时，阿富汗塔利班则利用同样的渠道控制了农村的经济，并依靠利益分配，掌握了一定的基层政权控制能力和经济实力，与美国扶持的阿富汗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总的来说，塔利班即便装备了先进的武器，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时代。
生聚十余年的塔利班直到2015年前后仍然没有形成民族、国家等意识，更不用说具备军阀武装之外的政治认同。
现实的打击证明了他们仍然力量有限：塔利班在2015年9月围攻昆都士失败后，其第二任头领次年5月又被美军轰炸身亡，加之其派系同期又发生分裂，这让外界以为塔利班的组织在阿富汗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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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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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塔利班在1994年的确立和崛起一样，随着“伊斯兰国”（IS）的阿富汗分支“呼罗珊”在2015年后活动加剧，面对阿富汗当局剿匪不力的困境，塔利班反而肩负了相当的责任。
塔利班通过建立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强调自己代表“普什图族部落利益”和“国家主人”，在三年的斗争之后才最终于2018年前后改变了自己“学生军”、“恐怖分子”的属性，并最终摸索出了一套融合了阿富汗本国传统和一定民族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
这较之从1921年确立之初就宣布要“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消灭私有制的中共已显出了代际差异。
到了这时，塔利班在基层秩序上的工作才最终转化为其夺取全国政权的助力。
阿富汗居民也在客观环境下被动接受了塔利班的政治理念，并依靠口碑和社交媒体在阿富汗国内获得了政治认同。
但问题就在这里，直到2018年后，塔利班展示的仍只是与20年前相似的“以打促和”，在美国不愿意再在中东，尤其是阿富汗投入包括人力、财力等在内的战略资源，又对喀布尔当局抱有信心之际，塔利班方面通过妥协和让步，换来了撤军协议，等到美国人撤走才出兵。
这种胜利与中共在1948年到1949年依靠自身力量发动战略决战，也呈现了力量的不同。
而塔利班在联合国五常与周边大国施压下暂停向喀布尔进军，等喀布尔当局自行瓦解才入城的结果更证明了它自身的相对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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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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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塔利班的大进军，以及喀布尔的直升机撤退很容易让华文世界的观察家们从细节中找到亲切感，并急于把阿富汗局势与历史上的国共内战、越南内战相提并论。
但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终究不能生搬硬套。
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仍然维持着阿富汗教权封建主与世俗封建主的利益，其和平终究是依靠占领国撤出而形成，其基层建设在其建政二十余年间近乎空白，其斗争目标也只是建立一个“酋长国”，最终政体仍待变化。
这较之中共、越共各方要求耕者有其田，寻求民族独立自由，构建现代国家的斗争目标已显出了时代的差距。
因此，虽然塔利班确立了并达成了参与阿富汗政治生活，最终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击败目前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初步目标，但他作为政治势力的落后一面也相当突出。
塔利班能否具备改造、治理整个阿富汗的能力，能否改变阿富汗长期依靠援助为生的局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个未知数。
（本文转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