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原文标题：修行中出现了杂念怎么办，道教的处理方式跟佛教的有相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地方吗？
慧可得法后韬光混迹变易仪相，入酒肆过屠门，人问之，但曰我自调心干卿何事——
他这心是怎么调的？
这身子喝着酒，我没喝，我是在看着这身子喝，有念头生灭，我看这念头生灭，我无生灭，人跟我说话，我支使此心应对此事，真我如如不动。
道门差不多，三个字叫吾丧我。
念是谁生？心生。心是谁属？我属。我复谁哉？后天积习成就。积习背后，原不染一物又可映现一切者谁？真我、元神、吾。
好比一个小孩，手拿个铲子往玩具卡车里装土，嘴里嘟嘟呜笛，喊着开工喽。热火朝天的工地只在他想象中，玩具当真卡车这是想象所基的现实架构，小孩的真我意识不到自己在玩，他是以幻为真自得其乐，那么玩是乐，烦恼又是什么？
杂念不是别个，也是你，只是你让自己住在它身上。摸镜说是去杂，实际还是磨精，让自家亮起来。
杂是妄，去杂仍是妄，我用功夫，那就是玩具卡车忙着装土倒土，能不累么。
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不能只退回到我处，因此处涛声依旧。
照而无住，方是得一个休歇处。
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4001475/answer/1970734735
南怀瑾：二祖晚年的混俗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转来研究禅宗的二祖神光（慧可），在悟道传法以后，他又如何地自去忏罪消业呢？
《传灯录》记载云：“大师付嘱已，即于邺都随宜说法，一音演畅，四众归依，如是积三十四载。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又于筦城县匡救寺三门下谈无上道，听者林会。时有辩和法师者，于寺中讲《涅槃经》，学徒闻师阐法，稍稍引去。辩和不胜其愤，兴谤于邑宰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说，加师以非法。师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时年一百七岁。即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癸丑岁三月十六日也。后葬于磁州阳县东北七十里，唐德宗谥大祖禅师。”
以下为作者案语。
新语云：根据以上的记载，我们从世俗的观念来说，二祖神光，由四十岁左右得法开悟以后，又在邺都（河南临漳县西）弘扬禅道达三十四年，应该已经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而且“四众归依”，也可以说正是年高德劭了。何以在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环境中，他又忽然“变易仪相”而还俗，有时候进酒店，有时候在屠门，还常到闹市街上，与一般下层社会的人去瞎混呢？难道他是动了凡心，真个要还俗了吗？可是有人问他：“师是道人，何故如此？”他又说：“我自调心，何关汝事？”那么，他在三十多年前，在达摩大师处所得的“安心”法门，仍然是靠不住了！经过了三十多年，此心仍不能安吗？不能安心，必须要到闹市、酒店、屠门，才能“安心”吗？由此，使人怀疑：禅宗真的是“言下顿悟”，“一悟便休”吗？悟后就不要起修吗？而修又修个什么呢？凡此种种，都是一个个很大的问题，实在值得探寻，不可随便忽略过去。
其次，二祖由三十多岁舍俗出家开始，到了七十多岁又去混俗和光，一混便混到了筦城（筦即管，管城今之河南郑县）。混混便混混，为什么到了一百多岁的人，还童心未泯，又在匡救寺的三门外讲什么“无上道”，硬要挡了当时在寺中讲经的辩和法师的财路呢？这又所为何来？难道说真的活得不耐烦，非要自寻死路不可吗？结果由此得罪了讲经的法师，因而被害。而记载上却轻轻松松地说：“怡然委顺，识真者谓之偿债。”那么，不识真而识假的，又叫他是什么呢？我想，一定都会叫他是“活该”，对吗？我们研究二祖的一生，由少年阶段的“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开始，一直看到他在青年阶段的出家，中年阶段的得法悟道，晚年阶段的还俗混混，老年阶段的受罪被害，真是一个充满个性的悲喜闹剧。他的一生，还的是什么债？玩的是什么把戏？处处充满了问题，处处值得参究。有人说：“剑树刀山为宝座，龙潭虎穴作禅床。道人活计原如此，劫火烧来也不忙。”恐怕这种情形，还不是他的境界。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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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慧可禅学思想及其深远影响
卢理湘
龙门派二十二代
二祖慧可禅学思想及其深远影响
作者：周会明
二祖慧可是中华禅宗文化的开拓者。他继承达摩禅宗衣钵后，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集毕生智慧和精力，充分吸取了中华儒家、道家及玄学等本土文化精华，开启了将达摩印度禅转化为具有中华特色禅文化的伟大征程，初步搭建起了中华禅宗文化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框架。二祖慧可禅学思想对中华禅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极广、极深。
一、二祖慧可生平及弘法经历
（一）、信仰坚定，二祖慧可成为达摩弟子
慧可，初名神光，俗姓姬，虎牢人（今河南省成皋县）。“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而不事家产，好游山水。后览佛书，超然自得。即抵洛阳龙门香山，依宝静禅师出家受具。于永穆寺浮游讲肆，遍学大小乘义。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终日宴坐，又经八载”。（《景德传灯录》卷三）由于名气不大，此时他还不为世人所知。年四十岁左右，在嵩山遇达摩，一见大喜，遂拜达摩为师。
神光晨夕参承，“师（达摩）常端坐面壁”，（《景德传灯录》卷三）对站在面前的神光视若无睹，不予教诲。但神光对达摩并无怨言，却自我反思，“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景德传灯录》卷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神光站在室外，坚立不动，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身上的积雪已过膝盖。达摩这时怜惜地问道：“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景德传灯录》卷三）神光含泪痛哭地说：“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开导他说：“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景德传灯录》卷三神光恭听达摩的开示后，求法意志更加坚定。为了表示求到诸佛无上妙道的决心，他暗取利刃，自断左臂，“以求无上道”。（《楞伽师资记》）达摩终于明白了站在自己面前的神光是一位信仰坚定，可以担当传承和发展禅宗的“法器”。于是收他为徒，并改名为慧可。
（二）、大器利根，二祖慧可终得到达摩衣钵
慧可成为达摩弟子后，渴望早日得到诸佛的真谛。一天，他请教达摩：“诸佛法印，可得闻乎？”（《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说：“诸佛法印，匪从人得。”（《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认为诸佛的真谛，是无法用语言，或者用文字表示出来的。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景德传灯录》卷三）面对达摩的开示，慧可尚未领悟，良久才说：“觅心了，不可得。”（《景德传灯录》）达摩说：“我与汝安心竟”。（《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告诉慧可，成佛的根本途径是“安心”。
达摩逝前，要求诸弟子各言其悟道心得。道副、道育、尼总持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都没有得到达摩的肯定。唯独慧可向达摩礼拜后，依位而立。达摩说：“汝得吾髓”。（《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于是决定将禅宗衣钵传予慧可，并对慧可说：“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辗）转嘱累而至于我，我今付汝，汝当护持”。（《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将代表禅宗法印的袈裟和四卷《楞伽经》传给慧可，慧可因此成为了中华禅宗二祖。
（三）、奔走中原，二祖慧可弘法艰难
慧可离开达摩后，曾在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一带从事弘法活动。公元534年，北魏从洛阳迁都邺城（今河南省临漳县西）。慧可来到邺城“继阐玄风，博求法嗣”。（《景德传灯录》卷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佛教经典在我国翻译，随着佛经的广泛传播，民间传授佛教经典和布施以求功德之风盛行一时。当时统治者投入了巨大财力和人力，在洛阳、云岗等地大量开凿石窟，雕刻佛像，南北朝统治者都将兴建寺院作为稳定社会的一个主要作法。在这种情况下，慧可所传的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被视为“魔语”，不被当时社会所接受。慧可深知禅宗不易传播，“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写割烦芜。”（《续高僧传》卷十六）以吟谣来表达自己清新的禅境。“后而变行，复异寻常，或为人所（役）使”。（《宝林传》）二祖慧可在对禅宗传承和发展极为不利的环境下，静静地等待弘法的因缘时节。
（四）传承法脉，二祖慧可辗转来到太湖县
北周武帝在位期间，为维护统治当局的利益，他在吸取北魏武帝灭佛教训后，经过十余年的精心准备，于建德三年（574）下令灭佛道二教。“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为保存和传扬禅宗，已年逾古稀的慧可不得不离开当时的佛教中心中原地区，被迫辗转南移，于北周武帝期间，来到今太湖县牛镇镇境内薛义河旁的狮子山。“跃过三湖四泽中，一肩担月上九龙。龛得葫芦可禅定，榻依岩石司能空。禅衣破处裁云补，冷腹饥时饮露充。物与民胞共寒暑，调和风雨万邦同。”在狮子山一带山民的暗中保护下，开辟道场。并“入司空山隐”，（《历代法宝记》）静候时局的变化。
开皇十二年（592年），慧可在司空山（原属太湖县，1936年划归岳西县）传衣石旁传法予三祖僧璨后离开了太湖县，“是年往管城匡救寺说法”。（《佛祖统记》卷29）因此，二祖慧可在太湖县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传法使命，使刚传入中华大地的禅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得以传承和发展。
慧可为什么选择太湖县作为他的避难和传法场所，史学家和佛学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足，学术界至今观点不一。根据《佛祖历代通载》、《传法宝记》、《景德传灯录》和《续高僧传》等史籍记载，结合太湖县当时的历史特点，笔者作以下推断，旨在抛砖引玉。
据《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载，僧璨于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逾40岁时,见慧可得道，隐居舒州皖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后遇北周武帝灭佛，往来于太湖县司空山。据《五灯会元》卷三记载，僧璨“初以白衣谒二祖。”同时《景德传灯录》卷三还记载，慧可于“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于邺都，盛唱玄风”。 东魏天平元年（534），国家从洛阳迁都于邺城。由于国都是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传扬禅宗，慧可也到邺城去了。这就表明，僧璨见到慧可时，还是居士身份，而且见到的地点是在邺城。后来僧璨离开了慧可，到了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一带。北周武帝灭佛法时，慧可在太湖县狮子山开设禅宗道场，静候时局变化，并“入司空山隐”。（《历代法宝记》）此时僧璨往来于太湖县司空山，积十余载，就是亲近和照顾已年逾古稀的慧可，并且于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司空山传衣石旁，从慧可手中得到禅宗衣钵。因此，慧可来太湖县避难的动机，主要使命是寻找弟子僧璨，传承禅宗法脉。同时，太湖县位于我国南北中间地带，交通便利、社会稳定，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融合发展的浓郁氛围，可能也是慧可选择驻锡太湖县的重要原因。
（五）、再回中原，二祖慧可惨遭杀害
慧可离开太湖后，再次前往邺城。由于此时邺城还不具备传扬禅宗文化的氛围，慧可被迫“遂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景德传灯录》卷三）时有辩和法师，在寺中讲《涅槃经》，正在寺中听经的弟子们闻慧可正在寺外讲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禅宗时，都悄悄地离开了寺院，去听慧可说法。高傲的辩和法师非常气愤，前往邑宰翟仲侃状告慧可，“仲侃惑其邪说”，（《景德传灯录》卷三）将慧可杀害，时年107岁，一代宗师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一代宗师二祖慧可离开太湖县已有1400多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磨灭太湖县人民对他的思念。至今，太湖县民间仍盛传二祖慧可的故事。相传慧可在狮子山期间到邻近的司空山传扬禅宗时，曾多次路过今百里镇松泉村境内三千寨（今三千寺）的狮子口，并在此坐禅。如今，三千寨一带仍流传慧可在此留下的偈颂：“涉过荆阳碧湖中，仰天摘月在绝峰。神光喜若盘圣地，断臂缘份此山行。”
二、二祖慧可禅学思想主要内容
达摩的禅学思想主要是“二入四行”。所谓“二入”，是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指悟理或悟道，“行入”是指修行或实践。所谓“四行”，是指“行入”的四项内容，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等。在具体修行上首先是“藉教悟宗”，即读经明理，并作为守定禅思的理论依据。其次是“壁观”，实现所习理论同主体认识的直接契合。再次是“称法行”，将所认识和把握的佛理付诸实践。慧可在达摩“二入四行”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中华本土文化精华，从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达摩的禅学思想，初步搭建起了具有中华特色禅宗文化的理论框架。
（一）、“观身与佛不差别”是慧可禅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大乘佛教心性论哲学是禅宗的主要内容。按照这一理论，众生生来就具有佛性，这种佛性称为真心、本性、本心等。大乘佛教心性论认为，每个人本来都是清净无染的，这也是众生成佛的依据。
一位向居士，于北齐天保初年(551年)写信给慧可，咨询有关真如（“真如”意为遍及世间和出世间诸法永恒不变的真实性质，即普遍永恒的真理）与宇宙万有之间的关系。据道宣《慧可传》记载，向居士在信中说：“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
这位向居士认为，断除烦恼了再去“涅槃”，离开了众生再去成佛，就好比无形寻影，静中求声一样，都是不现实的。而应该任运自在，在自然无为中由迷到悟，由愚到智，从而达到解脱。
向居士从“幻化非真”、“虚妄无实”的角度，对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差别作等量齐观，因而将“无所得”当作禅的最高境界。慧可的回答是：
“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伸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馀。”
慧可认为，万法皆同真如，众生之身与佛没有差别。如果认为有差别，那是一种迷惘的错误认识。既然真如佛性不离万法，自己与佛没有差别，又何必脱离现实生活而去求道呢？因此，只要空一切相，断一切差别，灭一切迷惘，就能达到本性清净的涅槃境界。所以涅槃成佛，必须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求，无须在身外另求涅槃的境界。
这个回答，慧可既认可了向居士之说，同时又作了补充。慧可认为，诸法“非真”、“无实”，也就是“真如”、“幽理”。说万法“幻化”、“虚妄”。也就是“万法即皆如”。
慧可的这番回答理论意义在于把般若性空之“理”（世界本体和事物的质），当作普遍存在于一切的“真如”（佛性）。它普遍存在一切众生之中，表现为一种本有的“智慧”，即“摩尼真珠” （佛教中泛指掌握真理，遍知佛法）的佛智。从而，使达摩禅的“虚宗”与真性的矛盾得以协调起来。慧可强调“无明智慧等无异”，“观身与佛不差别”也就是把愚人、迷人、众生的地位抬高到与智人、悟者、佛身等同的地位，众生与佛不二。
（二）、“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是慧可倡导的禅宗修持法门
达摩以“二行四入”作为禅宗立宗宗旨，以“壁观”作为禅宗独特的修持法门。而慧可根据我国当时社会动荡，言教（依赖于佛祖言说）盛行的现状，明确地将“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作为禅宗唯一的修持方法。
僧璨前来礼拜慧可，可能跟他身患重病有关。病痛的折磨使他感觉到自己的罪障深重，必须彻底忏悔。于是他问慧可：“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景德传灯录》卷三）慧可回答道：“将罪来，与汝忏。”（《景德传灯录》卷三）僧璨沉吟了很久，回答道：“觅罪，不可得。”（《景德传灯录》卷三）慧可道：“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僧璨又问：“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景德传灯录》卷三）僧璨对慧可说，你让我皈依三宝（佛、法、僧），关于僧，我今天见到了和尚，已经明白了它的含义。但是，我还不明白佛和法的含义？慧可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景德传灯录》卷三）慧可告诉僧璨，是心即佛，是心即法。佛与法一体不二，心外无法，心外无佛，僧宝亦复如此。佛、法、僧三宝，皆依一心而立，同体而异名，非内非外。心就是佛，心就是佛法，心和佛法是一个不二的整体。僧璨听了慧可的开示，豁然开朗，欣喜地说：“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景德传灯录》卷三）僧璨终于悟出，自己的罪性并不是一个实有，它既不在心内，不在心外，也不在心的中间。它具有空相，是人不能从外相上寻找得到的。就象人的心性本空，能生万法一样。佛法原本是不二的，并非在心之外还另有一个佛与法。
慧可倡导的“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修持法门，立场坚定地反对学人对佛祖的崇拜，对佛教经论的依赖。而是强调自证自悟，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烦恼的根源，从而达到智慧的境界。
净土宗以念佛号为主要修持方法，希望籍以阿弥陀佛之愿力和殊胜，往生西方净土。律宗强调戒律的规范，以戒为师。因此，禅宗与佛教净土宗、律宗等其它宗派在修持方法上有明显的区别。
（三）、“你受吾教，宜处深山”是慧可指明的禅宗发展空间
慧可在得到达摩衣钵后，曾在当时北方政治、文化中心邺城有过一段时间的传法过程，但并不被当时社会所接受,被当时佛教界视为“魔语”，并予以抵制。为避北周武帝灭佛道二教之灾，慧可于北周武帝年间来到太湖县薛义河旁的狮子山，面对当时译经讲经和布施以求功德之风盛行的现状，深深地认识到，“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发展空间是在山林，而不在都市。
开皇十二年（592年），慧可在司空山传衣石旁传法于三祖僧璨时，于是反复嘱咐僧璨“你受吾教，宜处深山”（《历代佛祖通载》）。指明的禅宗发展空间是在山林，离开了山林，禅宗就无法发展。
三祖僧璨牢记慧可教诲，隐居在舒州的皖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天柱山），“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历代佛祖通载》）并传法给四祖道信，使禅宗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得以传承和发展。
三、二祖慧可禅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1、慧可搭建了中国禅宗文化理论框架。六祖慧能根据中华文化特点，将“众生与佛不二”（〈六祖坛经〉）思想作为禅宗宗旨，其思想与慧可“观身与佛不差别”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六祖慧能将“观身”个体，扩大到一切“众生”群体。中国禅宗文化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征程中，“众生与佛不二”已成为了禅宗宗旨。也就是说，禅宗立宗之本始终都没有偏离二祖慧可的“观身与佛不差别”这一基本思想。
2、慧可初步建立了禅宗修持法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佛教经典在我国翻译，随着佛经的广泛传播，民间传授佛教经典和布施以求功德之风盛行一时。特别是慧可所处的时代，北魏投入了巨大财力和人力，在洛阳、云岗等地大量开凿石窟，雕刻佛像，南北朝统治者都将兴建寺院作为稳定社会的一个主要作法。究竟怎样能解脱自己，是当时佛教界必须从理论和思想上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但统治者和佛教界都回避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慧可在继承达摩思想的基础上，强调成佛不在于依赖经典，不在于多兴建寺院，不在于度多少僧上。慧可认为，不能把布施以求福报当成是功德。功德存在于自我的本性中，不在行善求福报的活动之中。要想得到真正的解脱，必须从自己的心灵深处着手，找出烦恼的根源，悟出“涅槃”的真理。六祖慧能倡导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修持法门，是在慧可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是慧能强调了成佛是在一念之间的顿悟思想。晚唐宋初形成的禅宗“五宗七派”，都始终是在围绕这一修持法门，不断地完善接引学人的方法和手段。因此 ，禅宗在太湖吸取了儒、道文化的精华，融入了中华特色的原素，开启了本土化的伟大进程。
3、慧可为我国禅宗文化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从唐到宋，我国历代禅宗大师牢记慧可的“你受吾教，宜处深山”的教诲，坚定不移地以山林为基地，远离官府，农禅一体，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在生活上自给自足，这在社会动荡的年代，确实有力地推进了禅宗文化的发展。在五代以前，佛教其它宗派大多依附于官府经济的支持，寺院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当佛教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特别是出家僧人过多，影响国家兵役和寺院占有大量田地，影响国家经济时，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利益，往往采取控制和打击佛教的政策。我国历史上曾发生了四次灭佛运动，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特别是唐末唐武宗灭佛，是我国历史上四次灭佛运动中力度最大、措施最严的一次，原依附于官府支持，依托于寺院经济生存的佛教其它宗派和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北宗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法相宗、真言宗、三论宗等宗派从此失去了传承，密宗、律宗、华严宗从此一蹶不振。唯独以深居山林，农禅一体的禅宗南宗，不但没有遭到冲击，反而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禅宗南宗在以后的传承和发展中，成为了我国佛教最大宗派。中国佛教特质是禅，其实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国禅宗名刹大多建在名山之畔，禅师对山林极具感情。至今，禅师仍称自己为“山僧”，称禅寺大门为“山门”。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一九九0年九月底回到故乡太湖县。九月三十日，朴老实地考察了狮子山后感叹地说：“没有慧可，就没有中国禅宗。这不仅影响整个中华文化，而且逐渐影响着世界文化。”
综观二祖一生的弘法经历，太湖县狮子山是他一生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因此，慧可来到太湖县狮子山开设禅宗道场，标志着禅宗文化是在太湖县这块土地上艰难地开始了本土化进程。狮子山是我国第一禅宗道场，太湖县保护和发展了刚传入我国不久的禅宗文化。禅宗又是从太湖起步，真正地走进了山林。中国禅宗文化之根是深深地扎在太湖县这块沃土之中，因此，太湖县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天下禅宗，根在太湖。二祖慧可及太湖县在我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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