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全国50家电视台联合推出 《理想照耀中国——庆祝建党百年“双100”系列融媒报道》。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筹指导，上海台牵头策划，全国50家省市级电视台共同制作的《理想照耀中国——庆祝建党百年“双100”系列融媒报道》正式启动。
从2021年3月23日至6月30日的100天里，该系列报道将选择100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色地标 ，制作播出100场新媒体直播和 100条相关短视频，涵盖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等各时期，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短视频将在上海东方、北京、天津、浙江、湖南、重庆等卫视及省级地面频道新闻节目中播出， 并在各参与电视台的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矩阵同步播出。
2021年3月23日， 首场直播报道《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和传播》，通过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联合直播，讲述马克思主义如何从星星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新浪财经讯 2020年8月1日消息，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SHIFD）、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NIFD）今日在上海举办“2020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论坛”，会议聚焦“后2020时代的全球格局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张湧出席并发表题为《上海新片区：后 2020 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的主场》的演讲。
张湧表示，上海临港新片区应按经济特区进行管理，其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定位是“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
张湧认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是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载体，其核心是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资金使用自由度和便利度，为此，可以探索试点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通过单一账户为跨国公司诸多境内外成员进行本外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集提供便利，单一账户内的本外币资金按实需进行兑换，解决本外币资金池分离和资金兑换等关键性问题。
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标志着临港新片区正式设立。
从《方案》文本中，既能看到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也能看到上海剑指配置全球资源的雄心。
《方案》中要求临港新片区发展新型国际贸易，吸引总部型机构集聚。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研究员张湧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所谓新型国际贸易，本质上是离岸贸易。这个政策含金量非常高，离岸贸易其实是和金融结合起来的总部经济。对上海来说，目标是吸引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上海并进行全球供应链管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区研究院院长陈波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与国际公认竞争力最强的自贸区竞争的是什么呢？就是竞争货物的集运、资源的配置、人员的流动能不能汇聚到上海。“更明确地说，上海要以新加坡为目标和榜样，发展全球货物、资金、人员的集散功能。”他说。
所谓“离岸贸易”，其最关键的特征是订单流、货物流和资金流“三流”分离。例如，一家跨国公司从泰国采购原材料，送到越南去加工，最后把产品卖到日本，这期间所有物流不经过上海，但是合同订单、资金收付、航运物流、保险、贸易融资等安排都是通过上海进行。
“如果能吸引跨国公司将这样的总部全部设在上海，那么上海也就自然占据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制高点。”张湧说。
其实，当前上海自贸区已在积极布局探索适应离岸贸易的制度安排。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总部在去年试点首单“一带一路”离岸贸易境内结算就是绝佳的例子。
该公司成功将两台挖掘机从韩国工厂运往尼日利亚客户手中，不经过中国口岸，却把结算中心和税收体现在了上海自贸区，这是典型的离岸贸易操作。
但这样的操作之前在中国却无法进行。该公司副总裁詹旭对记者表示，“由于监管限制，之前无法开展货物不报关入境的离岸贸易。因为如果货物不经过国内口岸，直接由企业的境外生产厂商销售或租赁给境外客户，海关因看不到货物，不能提供相关进出境单据。而银行方面也不敢轻易尝试，造成企业无法在国内开展资金结算。”
詹旭自嘲称，“结果就是总部的离岸贸易结算只能由位于新加坡的沃尔沃东亚公司操作，这使每年高达30亿元左右的营业额和近10亿元的各种税收不能落地上海。”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日前也曾透露，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将加大离岸贸易创新，试点探索“白名单制度”。
发展离岸贸易，还必须要有特殊的税制安排，否则跨国企业不会将结算总部放到上海来，上海也就无法和国际上其他地区开展公平竞争。因此，《方案》明确提出新片区要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研究适应境外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新片区税收政策。
张湧：关于“放胆探索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思考
（2019年10月25日，中改院）
尊敬的主持人彭森主任、东道主迟福林院长，各位专家学者：
非常荣幸再次受邀参加中改院的自贸港论坛。刚才看了一下万得资讯，发现上午几位专家和领导的精彩发言已经第一时间被资本市场敏锐地捕捉到，午后海南板块有了明显的表现，一些股票刚才已经涨停。这说明中改院的自贸港论坛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资本市场都被高度关注，也说明社会各界对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前景充满了美好的预期。
这几天，刷屏的是中组部派了131个优秀干部到海南，有个公众号用了一个关键词叫“驰援”海南，说明海南很需要、派人很及时。这些挂职干部既不要海南发工资、又不占编制，派出单位好多是与自贸试验区建设息息相关的部门，原来可能是在部委批海南的改革方案，现在到这里来帮海南制定方案了。“屁股指挥脑袋”，对挂职干部来说，“一个屁股坐在两个地方”，自然就会设身处地起到推进海南改革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的确是和海南人民一起来创造历史了。这个举动被社会各界一致叫好，甚至被认为是中央以举国之力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确，建设自贸港不是海南一家的事，不仅是为了解决海南一个省发展的问题，而是以海南为改革载体，要解决中国从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高水平开放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战略，以举国之力推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第二年的时候，我再次学习了海南建省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迟院长作为当时的省委研究室主要负责人，是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我们都知道，官方文件中用的比较多的是“大胆”两个字，而这份报告的关键词是“放胆”。我专门查了一下，原来张大千先生在1948年写过一个条幅送给一个朋友：“人到万难需放胆，事当两可要平心”。当时的海南“难”在哪里？报告开门见山、开宗明义坦承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在落后的条件下进行大特区建设的”，“我们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全国改革开放、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步伐大大加快）”，“我们的投资环境很不尽人意”。针对问题，鲜明提出“放胆发展生产力是兴岛富民、加速特区建设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
通读报告，思想的闪光点很多，讲话仿佛就在昨日，内容仿佛在讲今天。
比如，“某些政策的具体规定不尽合理，应该主动地提出修正意见，争取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那些不符合实际，甚至同实际相背离的政策，应当及早调整、改变。”今天我们搞自贸试验区，刀刃向内开展“放管服”改革，就是因为意识到现有的部分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已经不适应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已经阻碍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然是在推动政府更多地而不是更好地发挥作用。贯彻落实好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精神，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一招。
比如，“实行更加灵活的公司登记政策，放宽审批条件，简化登记手续，自由注册，自主经营；大胆放开投资者的经营范围，逐步取消各种限制”“不应怕人家来海南‘赚钱’，相反应当欢迎一切投资者来海南‘赚钱’，敢于让利”。今天我们在自贸试验区框架下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负面清单管理，主要就是要激发市场的活力，创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不仅要通过认缴制、集中登记地、取消预核名、取消开户审批等举措，使企业设立更加方便，而且要通过“证照分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改革，让企业经营更加自由。对海南来说，“离岛”不等于“孤岛”，生态保护不等于“封岛育林”，开放是海南的生命线，海纳百川是海南的特质，吸引全球全国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创业者来海南“下海”“闯海”，海南和海南的人民一定是最大的、最终的受益者。
再比如，“要重点研究和制定有利于境外人员、外汇、货物进出自由的各项具体政策。我们的政策‘特’不‘特’取决于‘三个自由’的开放程度。”近期公布的上海自贸新片区总体方案中，鲜明提出“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鲜明提出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定位，鲜明提出要按照经济特区来管理，直接使用“Special Area”来翻译新片区，这些提法与31年前的海南党代会报告何等相似。
重温这份史料告诉我，海南人民从来都是具有大胆闯、大胆试的改革精神，海南省从一出生就自带改革基因，海南从建特区那刻起就在以“特”与不“特”作为衡量标准，同时，海南底子薄、基础差也激发了海南人民“后发而先至”的斗争精神。
“放胆”而不仅仅是“大胆”，首先要脑洞大开、思路大开，才能大刀阔斧、大开局面；首先要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大胆识，才有“干”字当头、勇立潮头的大胆量；首先要不怕万难，还要以万难来倒逼、以改革破万难。
当前，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探索中国特色自贸港正处在十分关键的时期，“放胆放手”具有十分现实的针对性价值。关于“放胆放手”，谈四个想法：
一、经济自由与有效监管
如果说过去六年，自贸试验区重在政府职能转变、营商环境优化的“试验”，那么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词毫无疑问应该是“自由”。为此，海南自贸港要坚持以“自由、开放、放开”为一般原则，以“不自由、不开放、不放开”为特殊例外，让海南成为“法无禁止皆可为”的示范区。这在保护主义抬头、下行压力增大的当下，更加凸显我国高举开放大旗，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定力。
汪洋同志2017年11月在《人民日报》撰文明确了自由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货物资金人员进出自由、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的特定区域。
目前，全国近百个综合保税区事实上实行的是“境内关内”管理模式，即“一线”严格执行监管、许可、程序要求的前提下，给予进境货物暂时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特殊待遇。而上海新片区方案将洋山明确为“特殊综合保税区”，在“一线”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对非高风险商品检验、风险可控的检疫等其他风险依法实施“合格入市”监管。这种类似“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列入清单的高风险货物需严格查验才能入境，其他货物可快速入境。这种制度安排是向“境内关外”迈出的重要一步，也为海南探索自贸港“一线”放开提供了基本参照。
“一线”真正放开、入境货物零关税、区内活动零征税、市场主体低税负，将构成自贸港的基本框架，是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运输物流、金融投资、人员执业、数据流动等经济自由或高度便利的基本支撑。只有管得住、管得好，才能真正放得开、放得活。要体现“自由、开放、放开”的一般原则，前提和保障是有效、高效、智慧、安全、公平、包容、审慎、基于诚信和技术手段的事中事后监管。当前，各类法律法规规章中普遍重审批、轻监管，或寓监管于审批之中，从修法调法上做审批的减法是“革命”，从立法执法上做监管的加法更是创新。从各地自贸试验区的实践看，事中事后监管的方式、方法、手段、理念、队伍等普遍较为薄弱，建议海南从一开始就要对此高度重视。
二、政府治理与制度安排
中国特色自贸港的基础是“良治”，推出自贸港方案后，海南仍然要持续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努力使海南成为行政许可最少最快、机构设置最合理、职能配置最优、公共治理最好、执行力最强的示范地区之一。由于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都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中的许多制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天花板”，而这些制度安排基本都掌握在中央部委甚至更高的层面，海南要抓住全国人大支持自贸港立法的重大机遇，争取在五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
第一，建议积极争取成为并享受制度创新“最惠省”待遇，在立法上明确，国务院和各部委出台的针对各地、各领域的先行先试改革政策，凡是符合海南实际的，凡是海南需要的，凡是在海南风险可控的，均可在海南同步落地实施。也就是说，要从复制推广各地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经验这一行之有效的“拿来主义”，进一步升级到全国各地的改革经验在海南直接落地的“神同步”，这是举全国之力、集全国智慧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特殊安排。
第二，建议在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从立法上支持海南开展综合授权改革，以一揽子、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乡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
第三，建议设立全国人大海南自贸港立法修法委员会，海南的各项改革开放举措，凡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设立法定程序“绿色通道”，经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实施。条件成熟时，在经济领域，由全国人大、国务院明确在海南自贸港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法规清单，清单外的事项提请全国人大、国务院针对海南自贸港的立法需求另行制定。
第四，建议进一步明确和升级海南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在立法上的特殊性，海南的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凡涉及需要调整国家部委层面的现行部门规章的，给予海南省人大更大的自主权。
第五，建议在立法上确保“海南事、海南办”，让海南省级政府代为行使中央部委的大部分审批权。比如，参照国务院在海南博鳌暂时调整实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做法，对因临床急需进口少量药品（不含疫苗）的申请，由海南省政府实施审批；比如，海南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增值电信业务外资准入审批权下放给海南省。部委审批权委托或下放给海南省政府履行后，部委要给予业务指导和后续评估，必要时可以收回委托。
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的建设，需要“全省一盘棋”和“全岛动起来”的有机结合。海南已经在省级层面建立了全国独一无二的最强推进机制，省自贸办与深改办合署，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他地区的自贸办事机构一般设在省市商务部门，上海放在发改部门。
海南全岛建设自贸试验区，面积高达3.5万平方公里，各市县的自贸工作一般由本级党委、政府直接推进。全国其他17个自贸试验区（除上海新片区）均在120平方公里左右，片区一般设在三、四个城市或国家级开发区，基本都建立了片区管委会或管理局，基层一线在制度创新的诉求发掘、问题破解、案例提炼、宣传推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
中央12号文件明确要求，“推进海南行政区划改革创新，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区划结构体系”。海南省委在贯彻总书记4.13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加快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和党政机构改革。落实全省一盘棋理念，按照东、西、南、北、中五大行政区域进行整合，形成‘南北两极带动、东西两翼加快发展、中部山区生态保育’的全省总体空间格局。”从海南省政府已经公布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四个重点区域“一园一策”的文件看，海南东、西、南、北的“两极两翼”发展格局在空间上、产业上、政策上都有了较为清晰的制度性安排。
今年1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习近平同志2006年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亲自推动建立义乌（县级市）“扩权强县”制度安排（当时笔者在浙江省政府研究室经济处主持工作，有幸参与了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的基础上，将国务院确定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从制度上进一步加以巩固，以义乌县级市为基础，建立省政府派出机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管委会，由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担任管委会主任，强调试验区是经济区、功能区而不是行政区，其范围包括义乌市全域+金华义乌都市新区（金东片）+多点（浙中公铁联运港、兰溪嘉宝国际物流园、东阳国际物流园、永康无水港等），总面积1283.77平方公里，其中非义乌市范围178.77平方公里。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海南在推进“海澄文”（海口、澄迈、文昌）经济圈、“大三亚”（三亚、陵水、乐东、保亭）经济圈建设，在促进洋浦经济开发区与儋州市、东方市等行政区的融合发展（最近将东方临港产业园纳入洋浦管理），在促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与琼海市等行政区的融合发展等方面，是否也可以借鉴浙江的做法，在暂时不动行政区划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经济区或经济圈实体化、轻型化、功能化管理机构，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单体牵头，建立以大带小、以强带弱、以优补劣（往往经济强的区域可用土地资源少），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经济一体化在更紧密的制度安排下加速推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规划建设等经济事务由经济区或经济圈管理机构加强统筹，安商稳商、社会治理、党的建设等仍由行政区负责。当然，这只是本人作为旁观者和第三方的一个视角。
从以上的思考，我还想到“三个不等于”的问题：
一是经济区、功能区不简单等同于行政区。
海南在建立跨行政区的经济区方面应有实质性的作为，这个问题前已阐述。
二是公共机构不简单等同于行政机构
博鳌、洋浦等四个“一园一策”文件中都明确，要通过建立法定机构，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的用人制度，实行全员聘任，赋予独立的用人自主权，自主决定薪酬标准等。今后，海南省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等法定机构，将积极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管理事务，不是行政机构但功能更强、效率更高，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今年7月，天津市委启动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保税区、滨海高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等5个正厅级的行政机构，改为履行相应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法定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和全员聘任制，对管委会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竞争选拔制和任期目标制，自主决定机构设置和岗位设置，建立岗位绩效工资体系，具体负责园区的区域开发、产业发展、投资促进、企业服务等工作。
三是政府雇员不简单等同于公务员。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19日指出，“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中央12号文件明确，海南要推进公务员聘任制和分类管理改革，拓宽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在专业性较强的政府机构设置高端特聘职位，实施聘期管理和协议工资。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最急需的是人才。企业和人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内容创新等的主要供给者，而政府是法治供给、制度供给、政策供给、环境供给等的主要操盘手，政府首先要“集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不拘一格用好各类人才，让一部分从事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人才也能享受到市场待遇。法定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用人、岗位、绩效、薪酬等涉及人的改革。
三、政策与资金
刘赐贵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极为深刻，那就是要政策比要资金对海南更重要。在政策方面，最重要的无疑是税收政策。海南经济体量相当于长三角一个较大的地级市，在海南实行低税率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大局，不会影响周边地区的产业链重构，在生态岛建设的大背景下不会导入大量的污染和低小散制造业，同时，低税率和海南特有的生态环境、区位优势等结合起来，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健康医疗、生命科学、数字贸易、种源种质、航天深海等新的产业门类等经济增量。目前，海南的货物进出口总值规模不大，按今年前三季度增长30%左右的势头，今年应该可以突破1100亿元（人民币），即便如此，与笔者工作过的浙江省台州市2018年的1700亿元相比，总量不算大，由此带来的关税额自然也不大，实行零关税不像其他地区对国家的冲击那么大。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海南上下的一个重要共识。吸引境外自然人跨境流动和执业，是海南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加高质量服务业供给等的重要改革内容；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向境外出口服务业，比如远程教育培训、跨境呼叫中心等，可以突破海南本地经济容量小带来的需求局限；以超一流的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医疗开放等条件，吸引俄罗斯等地区的境外游客以及病患人员来海南跨境消费或就医，可以为我国增加服务贸易的收入；以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国内游客来海南购物，可以减少我国居民出境消费产生的服务贸易逆差。服务贸易发展与服务业开放是密切不可分的，中央给海南的总体方案中多处提及这个问题，比如，允许具有港澳执业资格的金融、建筑、规划、专利代理等服务领域专业人才经备案后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提供专业服务。要吸引境内外专业人士来海南提供专业服务，关键要解决他们的个税税负问题，第一步就是参照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新片区的已有政策，对境外人才在海南纳税超过其在港澳地区应纳个税的部分，由地方财政给予补差，一般使其税负不高于15%。当然，海南如果能够对境内特殊人才给予基于个税的奖励返回，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招才引智效应。这一步不涉及修改税法的问题，实际上也与海南地方财力较弱关联度不是很大，因为先有税收贡献才有补贴返回。第二步要比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新片区更进一步，通过在海南调整税法的部分内容，对境内外人才直接实行较低的个税税率安排，比如不高于10%。
还有个问题，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几个版本的方案中都提及，要研究适应境外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这一税制安排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但落地难度似乎较大。海南在加快探索自贸港过程中，尤其应该注重离岸业务的发展，特别是参照上海新片区大力发展新型国际贸易或基于真实背景的离岸转手买卖等做法，对离岸业务产生的收入给予特殊的税制安排，对离岸贸易活动也要量身定做给予相配套的金融支持。
海南是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城镇化水平刚刚达到全国平均、以“壮士断腕”魄力去房地产化、新旧动能转换尤其是新动能形成还有一定的过程等背景下，建设自贸试验区和探索中国特色自贸港的，资金对海南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要政策比要资金更重要，不是说不要资金，是不能简单地向中央伸手要钱，而是要从财政体制上明确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制度性安排。中央12号文件对资金的事情至少做了三处重要表述：一是按照市场化方式，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投资基金；二是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垦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等，参与农垦项目和国有农场改革；三是支持海南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专业人才培养专项基金。
其中，设立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是重中之重，能否考虑争取将海南地域上产生的中央财力应得部分、现有的中央各类转移支付资金等全部纳入基金范畴，同时吸引社会资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还要争取在涉及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基础项目安排上给予海南特殊支持。这将使海南心无旁骛对标世界最高标准、耕好改革试验田吃下一颗十分重要的定心丸，也将使海南人民在短期内就感受到自贸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就在这几天，黑龙江省政府正式发起设立首期100亿元的龙江振兴基金，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英大产业投资基金公司等均有参与。
四、产业和人口
中央12号文件强调，海南自贸试验区不以加工制造为重点。对此，我的理解是，海南不是不搞加工制造，而是要吸取其他地区的教训，不再搞一些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关键是牢牢把握“境内关外”这一模式对零部件全球采购、入境以及技术、人才跨境流动给予高度便利化的本质特点，全面梳理和整合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努力打造天津空客、舟山波音、上海特斯拉这样的高端制造基地功能，助推海南发展生态型、创新性、高附加值的高质量实体经济。
大家都说海南的区位条件很好，离东南亚最近，但海南在通道、流量等方面并不占优势，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海口、三亚等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还有待大幅度提升。有人开玩笑说，大多数人来三亚旅游只是“一夜情”“一锤子买卖”，也就是只来一次，只住一晚，两天时间就把三亚玩遍了、玩腻了。
最近我刚刚去了法国的戛纳、尼斯和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前年还去过夏威夷，这些地方与三亚的自然条件十分相似，都是蓝天白云、滨海沙滩，但为什么人们去了还想去、还想留下来不走，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在文化上挖掘得比较好，虽然他们的文化底蕴远远不如海南。海南有南洋文化、长寿文化（海南平均每10万人中有20.18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上每10万人中有7名百岁老人为长寿之乡的标准）、红色文化、军事文化、体育文化等基因，应该可以挖掘出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像摩纳哥公国，奥斯卡女主角奖得主——美国人格蕾丝·凯莉嫁给摩纳哥亲王兰尼埃三世，就被他们深度挖掘和包装成真人版“灰姑娘”故事，吸引大批美国游客前往“探亲”。
城市综合功能是一个既宏大又很细节的事情。2017年1月，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经开区调研时，专门询问了经开区星巴克的数量，当他得知仅有6家时，说：“这个数量，加个零都远远不够。”他认为，星巴克门店数量不够，是西安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城市经济活力不足的表现。星巴克来开店前，事先会对这个区域的流量做详细的调研和评估。一家星巴克十几个位子，相当于一个小规模的孵化器和共享办公室，不少人会在咖啡店呆上一天做PPT写文章，每天一杯咖啡加起来可能远远低于一个共享工位的月租成本。后来，西安绘制了星巴克地图，对提升营商环境、完善城市功能很有价值。海口引进哈罗公学、德威学校等英国著名的国际学校，既是教育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也将为引进跨国公司总部机构、国际组织和服务他们的高管、雇员及其配偶子女提供良好的配套。
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像深圳、宁波、苏州、西安这样的发达城市，就在这两年，不约而同提出了年轻城市、青年城市、活力城市等想法，通过零审批、零收费、零上门，甚至是系统“秒批”、派出所作为集体户等方式，大力吸引年轻人前来落户。背后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北京、上海等超大规模城市对人口实行零增长调控政策，客观上促使年轻人瞄向更多的城市；二是未雨绸缪为对冲城市老龄化做准备，西安自2017年3月起的一年半时间引进户籍人口100万、常住人口300万，使得户籍人口平均年龄为38.07岁、流动人口平均年龄35.14岁，综合起来降低了1岁多，人口老龄化程度降低了1%；三是培育潜在的消费能力，有人说“抢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就等于抢到了这个城市未来十到三十年的生产力和消费力的中间力量”，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的十年在结婚、购房、装修、培训、文化等方面的开支是惊人的；四是为城市带来宝贵的创新创业气息和人力资本，这是最为重要的。
海南目前常住人口近千万，随着“百万人才进海南”政策效应的不断显现，海南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也将不断调整。马上要制定“十四五”规划了，建议按照分步骤、分阶段探索建设自贸港的节点安排，对未来10-15年的海南全省人口规模和结构做一个科学的估计和判断，至少要搞清楚海南人口的极限是多少、“十四五”期间要导入多少人口、要导入什么样的人口、这些人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留等重大问题。
谢谢各位。
原文带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bMp86focE1dCHH9T1QLNA
【最全收藏】张湧：这一年，为了自贸试验区，都说了啥？
【张湧】5年前的一次内部发言：上海自贸区到底是怎么干出来的？
这是2016年的一次内部发言材料。不知道怎么会被刊登在《上海农村经济》2016年第12期？事前没有和我商量过，事后也没给过杂志，甚至连名字都写错了。文中有些内容当时发表出来可能是不合适的。今天偶然在知网看到这篇文章，既然时过境迁，那就拿出来和大家共享。
非常感谢网友潘柏臣、何侠、沈小舒、童立艳、贺瑛、李诺、吴钟琦、刘盼、肖百万、戴振华、艺术家、李郁松、六只鱼、孙丽、赵志华、江渚渔樵、凯、顾建国、郭威、陆震、roc、张宏、有光、钱梦琪、董文玉、汪建华、爱洋、零、前太空航行长、Kit、Ted等大力帮助，将图片格式转换成了文字，并精心进行了校对。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丝路研究院（海口）首席专家、院长张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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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3周年了。3年来取得了怎样的初步成果，对此社会上的评价是不一的。大家对自贸区的期待很高，3年下来，有的评价会觉得有落差。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设立上海自贸区在2013年中美BIT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为了应对美方提出希望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也就是改变外资的审批模式，所以我们率先在局部地区做了试验，中国第一个外资的负面清单就是在上海自贸区。2013年 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不久，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对内外资普遍实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列入改革的议程。目前，外资负面清单已扩大到4个自贸区。2016年年中，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试点出台了内外资一体化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张负面清单列的条数，远远少于市场和学界的预想，因为我们把国家法律法规中限制类、禁止类的条文梳理出来，不少专家说有4000条，但最后出来的只有300多条，而且是针对内资和外资一体的，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因为对外资搞了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后，很多民营企业提出也希望能和国资一样拿到平等待遇，希望政府能够透明化，把限制类、禁止类的也在台面上讲。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第二个非常大的进步，是2016年10月1日开始普遍对外资准入实行备案制。因为3年前的2013年9月30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为了一个地方、在一定范围暂停了部分法律的实施。随后又修改了《立法法》，《立法法》授权国务院可以在某一局部地区、对某些法律提出暂停实施若干实践的建议，然后报全国人大批准。这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上海自贸区在立法上的重大贡献。商务部还打算出台整个《外国投资法》，把上海自贸区这些做法来覆盖现在的“外资四法”，这个草案会不会出来不清楚，但现在出来的这个人大决定已经基本解决了外资准入改备案制的问题。原来因为我们9月30 日授权暂停实施到期了，非常关心会不会给我们延期，如果不延期的话，就意味着走回头路，原来可以对外资搞备案的，又要逐案审批了。现在非常高兴地看到，《外国投资法》没有出来，但是修改了“外资四法”，而且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生效，在全国所有地区都搞负面清单管理，无非是没用“负面清单”四个字；对所有外资都实行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虽然没有用这个术语，但实质内容都一样，就是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哪些外资还要审批？过去一直搞不明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国家发改委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什么关系，现在看来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因为外资的产业指导目录是指导，政府还是有权。鼓励的项目可以不批，限制类的也有可能批，是有弹性的。搞负面清单后，真正体现了透明化、阳光化，把指导目录里涉及的限制和禁止的都明确了要批，鼓励类里除了三类没有提到的都叫允许类，其实共有四类，如果对股权结构有要求的，比如外资控股，比如高管必须由中国人担任，又比如外资保险公司到中国必须要有国外30年的保险经历，有这些要求也要批，这样就把过去的指导目录和负面清单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全国版的按照限制类、禁止类，只有90多条款，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122条，是否全国比上海自贸区更开放呢?也不是，因为它的分类标准不一样，指导目录相对较粗，可分成很多细目，上海自贸区、4个自贸区继续保持着先行优势。对外资审批从2016年10月1日开始被备案制取代了，这是一个很大进步，是上海自贸区为国家改革深化作出的重要贡献。
再次，这次全国又获批了 7个自贸区。过去是上海一枝独秀，现在共11个，我们当然是高兴的。在7 个自贸区获批之前，中央深化改革办公室专门派了调研组到4个自贸区评估。最后认为上海干得不错，还请我们从中立的角度起草新扩批的自贸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我们列了8个方面的条件，包括环境、国家战略的叠加、开发区模式的升级版等等。所以这次全国新批的7个自贸区，是对上海自贸区最大的肯定。
还有，浦东新区和上海自贸区合并以后，我们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做排除法。金融改革，实际上应该是央行总牵头；涉及到贸易便利化，离不开海关总署和进出口检验检疫局，这些部门都是中央部门，无法纳入自贸区的地方架构，地方如何去推动这些方面的改革，需要思考。四个选项，除了金融、贸易，剩下两个选项，一个就是投资制度改革，外资准入是国家定掉了，还有境外投资国家也定掉了。上海3年搞了四五百亿美元的境外投资。2015年全国海外投资1000多亿美元，上海自贸区80亿美元，占了 8%左右。这两件事中剩下地方政府能做的就是投资里的商事制度改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从“三证合一”到“五证合 一 ”，就是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法人机构代码证、社会保险证和统计证“五证合一”“一照一码”。过去是每个企业、每个省、每个市的营业执照、法人机构代码、编码都不一样，企业在这里违法违规了，它注销，换个地方，在浦东违规了，到嘉定再违规，査不到。现在对不起，跟个人身份证一样，全国统一，18位的“一照一码”，这涉及到的单位很多，有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有个体户、农村合作社，涉及到编办、民政局、工商局，这个编码谁来牵头？以质监局的法人机构代码牵头，因为各类机构都涉及到法人机构代码，这也为今天企业信息强制披露，包括信息综合监管，奠定了基础。有了这个，讲诚信的企业，这个记录一直跟着你;不讲诚信的企业，这个记录也一直跟着你。
这些都是取得的一些进展。上海自贸区成立3 年来，40000家新注册企业，过去23年的存量也就40000家，一共是80000家，就是3年干了过去23 年的事。我们现在非常关心新注册企业的活跃度，是否有“僵尸企业”、是否有很多P2P、是否有一些环境违规的？我们也非常关注它们的经营情况、纳税情况。这次我们在总结时做了两件事：一个是金融类，包括P2P、互联网金融，还有融资租赁，搞了两个专项风险评估报告，对外资有个安全审查评估报告，对境外投资也有个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一共做了4 个，涉及金融的就有一个金融类。这样一搞就非常清楚，自贸区用更大的开放去倒逼，作为地方政府，浦东应该做什么？政府如何管得住、管得好，又不能管死了。今年我们又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在全国首次出台了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完整的事中事后监管的总体方案和顶层设计。由市政府办公厅发文，执笔单位就是我们团队，从1月做到8月，做了整整8个月，市里几乎所有部门都参与了讨论，解决了几大问题：谁来监管？怎么监管？监管什么？监管的基础是什么？监管的基础平台是什么？
谁来监管。第一是市场主体自律，强化它的法律责任，违法了要惩罚。第二是社会的共治、业界的自治，在行业协会里，同行互相监督，同行最清楚，也最不愿意看到同行中谁违规违法而让整个行业都被拉入黑名单。2016年8月在陆家嘴金融城正式推出理事会，136个理事单位，学习借鉴了伦敦模式，我们连续3 年去伦敦对接这个事，当然对媒体没有说过。三是社会的监督。四是政府的专业监管，发挥互联网的作用。比如最近针对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开发了“浦东e家 园”APP，随手拍，一些污染事件都可上传，上传后由政府给予一定红包奖励。政府对这类事72小时作出回应。回应之后只要你评价了，还有红包奖励。这样一来，我们的执法部门、环保部门非常繁忙。中纪委也在推随手拍，谁违反”八项规定”精神，一拍上传APP，这个很厉害。人民城市人民管，就是用“互联网+”方式。
监管什么。金融贸易投资是高风险领域，越是开放的越是要监管，管得越好才能放得越开。国务院批准浦东搞“证照分离”改革，116个事项监管。去年（2015年）这个时候李克强总理到上海自贸区视察，给了一个“大红包”：在全国首先搞“证照分离”，“证”就是各种经营许可证，“照”就是营业执照，两者分离。营业执照是解决法律定位的事，许可证是解决经营资格的事，从法理上说应该分开。我们向国务院报了130多个事项，最后各部委同意116个事项改革，其中16项取消审批。取消审批里有个“户外广告登记取消审批”，过去户外广告内容要工商局先批后才能登广告，现在取消了，变成事中事后监管，万一登了不合适的内容可以处罚。现在一些企业提出还是审批好，因为他觉得审批了就是政府把过关了。政府没给我把关，我做了一个广告，钱投下去了，事后政府发现是违规的，损失很大。因为企业敏感度没有政府强，所以还是回归审批好。这说明今天市场主体的成熟、社会的成熟度还没有到很高的层面。我们事中事后的监管，监管什么？对政府、企业都提出了很多新挑战，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金融安全一定是我们事中事后监管的重点领域。
怎么监管。提了 4条。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等来精准监管，“双随机”，执法者和被执法者都是随机产生，一定是在“互联网+”的情况下用大数据的方式。因为单靠公务人员到一线监管，整个社会是管不住的。协同监管，就是政府部门的信息要对称。现在每个部门都有电子政务中心。但部门与部门之间信息没有互联互通，以不共享为常态、共享为例外，这是很遗憾的事。一些环保违法企业，环保部门已列入黑名单了，有关部门还在给它财政补贴，所以一定要把它打通，协同监管。还有信用监管，信用好的进红白名单，信用差的进灰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集装箱是必查的；列入白名单的就基本不查。查到违法的，企业支付査验费；如果不违法的，政府来买单。现在已有20多个部门把数据打通了，一个企业名下的工商注册信息、监管信息、环境信息，包括得了一次劳模、职工工资欠费、水电煤欠费，公用事业各部门、人民银行、征信信息等全部放在里面，还可以勾选、筛选。过去评劳模要去敲无违规记录等等很多章，现在信息一拉就清楚了。比如这次对企业表彰，用排除法，对有环境违规的、有违章建筑行为的、有社保欠缴的，都排除掉，最后出来一个。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事中事后监管，全国第一个。
再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今天的上海自贸区占浦东新区面积1/10，但因为浦东新区政府和自贸区管委会合署办公了，前两天杨雄市长提出要求：未来3年自贸区要做到“两个联动、两个层面”。两个联动: 一个是自贸区和金融中心的联动，包括今天探讨的绿色和金融相结合；二是自贸区和科创中心的联动。这两个联动非常重要。到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框架、建成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在最近会有非常大的动作。两个层面：一个是在保税区把自贸区做到极致，另一个是在浦东新区全面推动自贸区的自主创新，包括300平方公里的临港产业区。原来只想到张江，韩正书记提出临港是科创中心的主体承载区， 科创不只搞研发，还要有产业，临港是主体承载区。临港的条件得天独厚，它的风电、分布式能源，能源互联网等等，包括率先用电动公交车，电动的乘用车等试点都是非常好的。临港要做绿色、低碳、生态、未来城市，需要找对标系，比如说对标纽约。我们如何让能源的供给结构发生变化，让非绿色能源供给比例下来，让绿色能源需求大幅度上升，鼓励大家用绿色能源。供给侧改革，政府大有作为，通过政策供给、制度供给，推动结构的优化和调整。
（作者时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研究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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