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原文《DC/EP vs Libra,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正式拉开序幕》,原文作者龙白滔,2020年5月7日发表于《数字经济公社》微信公众号。
也许DC/EP确实是全球首个落地的(零售)CBDC吧,当前国内弥漫着一股不切实际的自豪感——这一次真的领先了!但是,事实究竟如何?笔者尝试从国际化现状、已有金融基础设施、公共和私营部门主导、理论研究和实验、标准、人口基数、场景和技术等维度做一次尽可能全面而真实的比较。
正文
2020年5月28日,《货币冷战》(点击阅读书评)一书将隆重上市。作者David Birch是享誉全球的数字身份和数字货币领域思想领袖,他在书中预言:不久的将来,网络空间将爆发一场货币新冷战,例如,Facebook的私人货币Libra对抗中国的公共货币DC/EP、对抗数字欧元。
笔者认为,David Birch的对抗与冷战腔调,短期也许会吸引一部分人的眼球,长远而言却偏离了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有序竞合的主基调。20世纪是对抗、战争的世纪,是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的世纪,持续数十年的“冷战”给全人类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福祉,我们绝不应该重蹈覆辙。21世纪是和平、发展、生态的世纪,是人类扬弃野蛮粗暴的冷战思维拥抱有序竞合思维的世纪。“机会面前竞争,危机面前合作”是当今世界任何领域的共建者都应当具备的胸怀和态度,数字货币领域自然应当如此。在即将到来的货币数字化大潮中,美欧中各经济体应积极筹划、充分参与,在“为全人类建立更公平、稳定的货币体系”这一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诉求的共识指引下,共同完善博弈机制和规则,创造美好的未来。笔者认为,数字货币领域竞合的主角将是私人数字美元Libra和公共数字人民币DC/EP。
中国这次真的领先了吗?
由于政治体制差异,中美货币数字化战略取向截然不同。美国推崇“小政府大市场”,所以数字货币的发展更多是由央行货币在后面做支持,并由Libra等私人数字货币充当前锋;
中国是公有制政治体制,所以央行一直强调自上而下地推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并否认任何私营数字货币提案。
从对批发vs零售类型CBDC的选择,我们可以体会到两种政治体制在数字货币竞争中采取的截然不同的策略。
因此,美元与人民币在数字时代的竞争,更多地会发生在“中国以央行代表的DC/EP”与“欧美以私营部门代表的Libra”之间。
也许DC/EP确实是全球首个落地的(零售)CBDC吧,当前国内弥漫着一股不切实际的自豪感——这一次真的领先了!
但是,事实究竟如何?
笔者尝试从国际化现状、已有金融基础设施、公共和私营部门主导、理论研究和实验、标准、人口基数、场景和技术等维度做一次尽可能全面而真实的比较。
国际化现状:美元 vs 人民币
评价某种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一般是看其作为国际支付、计价和储备工具所占百分比。美国GDP约占全球25%,但美元占据全球50%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支付,国际金融交易44%(单边)、全球储备货币约60%。中国GDP约占全球六分之一,目前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少于2%,尤其在过去6至7年间,人民币国际支付的比例一直在2%以内徘徊,占比和排名没有明显变化;全球储备货币占比比也少于2%。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美元和人民币的权重分别为41.73%和10.92%,看起来差距小了很多,但SDR一直没有得到实际广泛用途。
因此,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与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六分之一的地位严重不相称。类似Libra的全球稳定币的出现,不仅可能侵蚀人民币货币主权,更有可能进一步挤压人民币国际化的空间。
数字化人民币虽然可能削弱美国通过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发挥其软实力,但货币物理形态的变化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显著改变国际货币竞争的基本面。从历史上来看,任何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第一步,都是取得得国际支付中的主导地位。中国国际贸易“大”而“不强”,巨额的贸易量并没有提升提国际支付对人民币的需求,人民币离岸市场也主要由套利驱动而并不是服务于基于人民币的商品和服务贸易。
已有金融基础设施
在已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代表美元在全球大杀四方的是“私人美元”和“欧洲美元”;美元分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在岸是公共美元和私人美元,而离岸美元主要是欧洲美元。在美欧等金融发达地区,私人货币市场在正常时期能够吸收国际支付结算净额的波动,通过扩大和收缩短期国际信贷提供流动性。这样,每个全球一体化的货币市场都有自己与国家货币的联系点。例如,欧洲美元实际上是承诺支付私人发行的美国银行货币,而美国银行货币最终是承诺支付公开发行的美元。当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货币市场失灵,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不得不通过扩大资产负债表来承担这一角色(即作为“最终交易商”参与做市)。
反观中国,由于目前国内货币市场和国内银行体系欠发达,不具备深度和流动性市场,因此,吸收国际收支波动的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央行身上,央行必须使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第一交易商”参与做市。如果没有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因而相对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空间,以及足够大的外汇储备作为缓冲垫,人民币汇率可能会有更大的波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市也不尽如人意,它主要靠套利驱动而不是靠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或者金融交易来驱动。新经济思想学会和Perry Mehrling的研究报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似乎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私人市场,使其有能力吸收其中一些风险。然而,在缺少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时,离岸货币市场可能还不够”。
私人商业银行和私人货币市场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相当于全球私营部门通过商业银行和市场化金融(即影子银行)与美联储分享了美元铸币权,通过吸收美元国际收支的波动性而获得了风险收益——“铸币税”。所以,私人美元和离岸美元本质上是调集了全球私人资本分摊美元货币体系的风险和收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私营部门无门槛或在机会均等的情形下参与其中,少数跨国资本影响和控制了美元的创造和供给。即便如此,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全球私人资本参与分摊美元体系风险和利益的积极性。
公共部门主导vs私营部门主导
因为代表了公众利益,中国央行更果断地在发展CBDC的类型上选择了更具颠覆性但对央行和公众有更大潜在收益的零售型方案。由于央行借此可以全面加强自身对货币体系的管控能力,并实现更好的金融稳定性,因此DC/EP从根本上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实力。这是由公共部门主导带来的优势。但极其浓郁的主权色彩,使DC/EP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临“不够市场化”的批评,并可能引起部分地区和国家对人民币的警惕,这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利因素。由公共部门主导,亦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全球私营部门的能动性,例如参与建立离岸人民币所需的强大的私人货币市场,或者参与数字货币技术和业务创新。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是,人民币国际化仅靠中国政府或民间力量很难干成,必须依靠全球公共部门、政府和私营部门等多方力量协同方可成一定气候。
国际央行社区的普遍共识是,应当监管并激励私营部门,大部分创新由私营部门驱动。在今年的Davos-WEF数字货币圆桌会议上,就明示,“货币生态系统必须是公共和私人解决方案的混合体。技术变革通常来自竞争,来自私营部门,它通常不来自公共部门。大部分创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将由私人玩家提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Tharman Shanmugaratnam则称,“由于新技术和创业精神的激励”,私营部门进行的“一系列创新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支持”。
私营部门主导的Libra方案,虽然本质上体现了美元利益,但其商业中性和促进竞争的形象,特别是“挑战美元霸权的悲情英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更容易获得全球范围的认同。除此之外,私营部门主导能够更有效激发私营部门能动性。但根本上,Libra建基于基美元法币体系,这就决定了它创新的局限性——不能改变银行业根本利益格局。这是欧美央行当前在零售型CBDC面前踌躇不前的根本原因,所以也限制了他们从货币数字化大潮中所能获取的潜在收益。
货币数字化大潮中,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取得平衡非常重要,但针对他们之间的边界,央行社区尚未形成共识。公共部门需要在充分考量私营部门可能无法解决的各种重要问题的前提下,提供一个尽可能正确而清晰的框架。例如,要尽最大可能避免大公司侵犯用户主权、充分保护用户的数据主权。Shanmugaratnam在Davos-WEF称,“数字货币系统将是一个公私混合的系统,这种混合系统将面临严格的公共监管……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部门将成为基础设施和所有数字代币的提供者”。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近期“财新论坛”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市场驱动,平等竞争,央行的重点是提供基础设施,减少对人民币使用的限制,由市场来决定使用何种货币。英格兰银行副行长、BIS/CPMI主席Jon Cunliffe在其重要发言《是时候谈谈货币了》中称,要定义CBDC的功能,需要讨论“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在哪里”。他认为,货币的形式一直在演进,货币形式变化的影响超出了金融和经济的范围,并需要政治当局参与有关“公共部门的作用”的讨论。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还涉及到效率和公平性的复杂均衡。货币体系的效率和公平性,谁应优先?不同货币学派、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学层面的问题。
简而言之,评判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主导货币数字化孰优孰劣,目前尚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但公共部门主导的数字货币方案可能会在大幅提升央行货币管控能力以达到更优的金融稳定性前提下,更倾向于满足国内公众的利益诉求;私营部门主导的方案则会更加有利于竞争和推动创新,并激励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参与分摊该货币体系的风险和收益。以DC/EP为例,如果适当放宽私营部门的参与度,将有利于减少人民币国际收支波动对货币体系的冲击、推动人民币数字货币生态的创新。总而言之,在货币数字化进程中,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边界目前并不清晰,要取得有效平衡还需广泛的讨论。
理论研究和实验
虽然中国于2014年底开始了CBDC相关研究,但鲜见中国央行在CBDC理论领域公开发表重要学术成果。虽然高度警惕零售CBDC对商业银行的负面作用,但欧美央行并不回避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验,他们的学者实际上引领了CBDC理论研究。例如,英格兰银行的Michael kumhof和Clare Noone有关CBDC设计基本原则的论文、Michael Kumhof与John Barrdear有关CBDC经济学影响分析的论文,被誉为“CBDC必读之作”;欧洲央行的Ulrich Bindseil提出的分层(付息)CBDC方案较好的地平衡了零售CBDC潜在的经济学收益和对商业银行商业模式的破坏,国内学者赵燕菁和吴桐随后也提出了相似方案。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已经明确表示“5年内不发行(零售)CBDC”,但美联储理事Lael Brainard同时表示美联储“将对CBDC进行积极研究和实验”。欧洲央行执委Yves Mersch则表示,欧洲央行积极对零售CBDC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验,以确保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用,让政治家们去决定是否以及何时采用零售CBDC。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合作的Stella项目已经进展了四期,并在代币化支付结算方面获得了丰富的实验成果。截至2020年2月底,中国央行为DC/EP项目申请了84项专利;由于缺乏欧美央行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谨慎地断定:中国央行在CBDC实验和落地方面暂时领先。
标准
“去人民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一节描述了BIS牵头六家央行组成CBDC小组并将中国央行排斥在外。。他们计划在法律、应用和技术等方面遵循共同的标准以实现各家CBDC的互操作性。因此,即使抢先落地,DC/EP也是一个“孤立”体系,缺乏与其它国际货币体系的互操作性。因应不当,只会在美元为首构成的“货币岛链”之中,造就又一个“货币孤岛”。
用户基数
显而易见,Facebook生态坐拥28亿全球用户,加上Libra协会成员生态用户,Libra潜在的用户基数非常惊人。在某些情况下,Libra还可能“倒吸”相当一部分中国境内用户。而DC/EP短期内,也许只能服务中国境内的16亿居民。作为法定货币,DC/EP在国内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很容易实现全覆盖,这点自不待言;但在境外,DC/EP短期能影响到的主要是华语地区用户和“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用户。从用户基数来看,DC/EP并不占据显著优势;相反,也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处于落后局面。
应用场景
Libra的应用场景“自然而然”地将覆盖Facebook网络平台上当前提供的各种经济、社交场景,还可能覆盖Libra协会会员提供的各式潜在场景,例如普惠金融。透过DC/EP当前在苏州和雄安新区的测试,我们可以感受到DC/EP目前主要聚焦于零售支付场景。从相关报道可以了解到,央行正在拓展DC/EP的应用场景:比如跨境、跨机构支付和清结算等场景。当然,DC/EP还可通过与支付宝、腾讯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深度绑定,发挥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建立的诸多场景优势。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Facebook可以说天然地具有跨民族跨宗教跨文化魅力,亦即对中国用户也有天然吸引力。反之,中国网络平台大多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色彩,并且隐含着一种源于文化观层面的缺陷——对隐私权的极度漠视乃至根本性的无视。中国移动App主要在华语地区有影响力。目前唯一真正具有跨文化、跨国影响力的抖音海外版本Tiktok,其实完全由国外团队运营。这一切无不表明,基于中华文化的移动应用对国际用户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笔者近期短评《数字货币的终极决定力量是人口基数和文化观》已经说明,应用场景本质上是文化观的反映。DC/EP目前所能影响、渗透和覆盖的应用场景,尚缺乏足够的跨文化吸引力。各国或不同文化在隐私维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也限制了中国移动应用对海外用户的吸引力。
技术
笔者认为很难从技术层面对DC/EP vs Libra进行完整评价,但为比较的完整性保留在此处。
Libra的编程语言Move全面支持智能合约,可以非常轻松地开发金融应用,私营部门可以广泛参与从而极大地丰富Libra的金融生态,因此具有显著优势。
私营部门的广泛参与,与私人货币市场吸收美元国际收支波动以稳定美元货币体系一样,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智能合约及其开发和运行环境完全开放并在联盟链节点间共享,赋予Libra生态中的分布式智能合约及相关应用强悍的信任势能,Libra也有望藉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DC/EP对智能合约的支持相对有限。据央行介绍,DC/EP可能只会加载有限的、有利于发挥监管职能的智能合约。即使是开放给非监管用途,央行也可能为加载智能合约设置较高的准入门槛并限定使用场景。这可能会抑制私营部门基于DC/EP的业务创新。
Libra采用了联盟链技术,或许可能带来更好的系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DC/EP仅在部分基础设施采用了联盟链技术,这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稳定性和可扩展性。
DC/EP开发了极具特色的双离线支付功能,虽然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技术解决方案,但为DC/EP提供了极端情况下(如断网)的可用性,具有重要意义。Libra可能并没有考虑这项需求。
DC/EP另一个显著的技术优势是充分融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从公开报道可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与AI头部企业商汤科技合作开发基于DC/EP的人工智能应用,方便央行在宏观(如经济行为统计)和微观(如反洗钱、反非法金融活动、货币定向投放等)层面实施有效管控。通过及时获取海量鲜活的金融交易数据,可以构建精准有效的机器学习模型;通过大数据的填喂与反馈,可将各种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模型部署至智能合约。
部署到智能合约中的机器学习模型的推理部分所需算力微乎其微,但其所能提供的智能效用则无穷大,因此这种模型的部署和应用具有巨大的价值,能够显著提升央行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方面的能力,并且大幅提升央行响应市场变化和商业周期的敏捷性。
但这项优势是因为中国央行能够跨越隐私保护的法律障碍以获得足够多的金融交易数据来支持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应用。
同样地,如果Libra协会或美联储能跨越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障碍,他们也将迅速获得这种能力。跨越这种障碍是有可能的,例如欧洲央行总裁Christine Lagarde在评价欧洲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时的优势时称,“隐私保护是我们(即欧洲央行)的优势,也是我们唯一的优势”。
订阅号:数字经济公社
功能介绍:宗旨为探索讨论学习和推广数字经济相关理论技术商业模式,由数字经济独立研究员龙白滔博士负责。龙博士毕业于清华获得计算机本硕博,20年金融科技领域技术业务投资和创业经历。中国第一本数字货币理论专著作者。
不知名网友评价: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中国搞不过西方,可以放在任何一个议题上,有些国家DC可能10年都不会有啥成果。核心是中西竞争,这东西带着政治色彩你很难搞,我们只谈商业利益。西方衰落就可以走这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