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基建狂魔与巨额债务—东亚模式的宿命
一台一旦政策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犬与鬼》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对建设事业的投入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8.2%，同期英国为 12.4%，美国为 8.5%。2001 年，日本的仍超过了 13%，美国不到 5%。公共事业部分的投入差别则更大。90年代初，日本将约 8%的 GDP 用于公共事业，美国不到 2%，日本约为美国的 4 倍多。2000 年，日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上升为 9%，而美国下降为不足 1%。
日本似乎创造一个完全人造的自然界。至1993年，55%的海岸线被混凝土覆盖，巨大的四角水泥砌块“护卫”着美丽的海岸。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日本修建了超过2800座水坝，年平均投入2000亿日元。单是1995年至2007年的基础建设预算就高达650兆日元超过美国同期3至5倍。早在1998年，公共建设的产业工人就占据了总劳动力的10%，达690万人。
撇开制造业，农业早已不是日本经济的制动点，实际上，日本农业人口日益减少，当大多数的农民无法立足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时，他们都回归故土——然而，不是种田，而是从事公共建设。
他们将原始森林逐步砍伐，代替以树种单一的经济林；在足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修建高级的盘山公路，在天然的峡谷中修建大坝；更“幽默”的是，他们将河流视为敌人，而将大多数河流渠道化——将混凝土铺设在河底和两岸，消灭天然的河流。
日本全国130多条主要河流中，只有3条没有被渠道化。
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坝、防止水土流失工程等，早期，这些建设有利于日本，但是它们失控了。
中央政府的官僚由于就职于毫无公众监管的部门，很快就变成“自动控制仪”。
要想预算不变、又能中饱私囊，这些官员就只好上马更多的项目。他们就这么做了。今天，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大型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壮观的大桥连接着荒无人烟的岛屿。这些建筑耗资巨大，其中约50％的预算都是借贷，这使得日本的国家债务在发达国家里跃升为首位。
《犬与鬼》一书的作者——阿列克斯·科尔，是一个长期定居在日本的美国人，他用自己独到的视角解读了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这样评价这本书：任何一位对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及持续萧条感兴趣的人士，都应该读一读《犬与鬼》。
与其他的日本观察家不同……科尔并没有指责日本在经济与文化上“追赶西方”的谬误。
相反，作者以精彩的文笔及独到的眼光来评述日本之所以举步维艰，是由于它没有更好地从“技术上”、“社会上”来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需要。
对于这个奇怪的书名，作者这样解释——“犬与鬼”来自于《韩非子》的一个典故。
皇帝问画师，什么易画？什么难画？画师回答：犬马难描，鬼魅易画。
他用这个典故来影射日本面临的问题——解决现存问题的灵丹妙药难求，但斥巨资于示范工程却是易如反掌。
例如日本政府宁愿耗资给电线杆镀上青铜色的装饰，也不愿意把电线埋入地下，这使得日本成为唯一一个不把电话线和电线埋设在地下的发达国家。
正如书中写到的那样，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日本：一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优良的发展模式”，但是还存在另一个真实的日本。
这个日本的技术和文化已经落后，在建造城市和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乏善可陈。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金融体制崩溃，使得日本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于溃败中挣扎，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财富流失。
身处中国现实的经济环境中阅读这本书，感觉非常奇怪——你仿佛在经历一段奇妙的时光旅行，里面描述的诸多场景都正在或者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
例如1997年1月2日，载有13.3万桶原油的俄罗斯“纳霍德卡”号油轮在东京以西的石川县岸外搁浅，造成一半原油泄漏。日本没有采用先进的生物补救技术，或采用飞机向油污层喷洒表面活性剂，而主要依靠当地家庭主妇使用长柄木勺、毛毯和塑料桶，最终将海岸清除出来。
在日本，因为官员与社会现实接触越来越少，他们慢慢失去了对根本问题的判断和解决能力。正如书名所表达的含义一样——不管从哪个领域来看，官僚都未能致力于解决“犬”——长期而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劲地想着“鬼”——标志性建筑。在日本旅行，多功能文化馆、博物馆随处可见。据说每天都要建3座耗资几十亿、几百亿日元的会馆或文化中心。在北海道·旭川的雪之美术馆，零度以下的展厅中保存着雪花的标本；而在千叶县甚至坐落着一座阿拉伯宫殿风格的“月球沙漠纪念馆”。
为此，日本还专门出台了一部《标志性建筑法》。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首相竹下登拨付给各地方自治体各1亿日元作为一次性的补助，用途不限。最后这笔钱绝大部分都用在了标志性建筑上。也使得日本一度成为“天才设计师”的天堂，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纷纷出炉。典型当属东京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巨大的柱子高高地托着两端突出的金属主体。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为了证明京都是“现代化”的，日本政府决定在京都车站前建立红白两色的京都塔。尽管数十万市民抗议情愿，但是项目依旧实施。随后的几十年里，市政府一直在努力把历史从京都街头扫荡干净——除了一些标志性的历史建筑得以保障外，许多古老的木结构房屋被拆毁，变成了由混凝土和铝合金建成的建筑。
与建筑相对应的，是另一种“鬼”的流行。日本国内充斥着各种宣传，无论是标志性建筑还是城市规划。
在日本最贫穷的冲绳县，邮政省曾经提出“将冲绳塑造成亚太地区信息通信网络中心基地”的口号。1997年3月，京都市发布了“第5次京都21会议”的报告书，喊出“文明转换期的先锋都市”的口号，催人奋进。在作者看来，日本注重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而不是“真心话”，并不会有人认为是在说谎。
同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早期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后来就变成毫无公众监管的官僚们中饱私囊的手段。
今天的日本，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被水泥支撑，97%的主要河流都有大坝盘踞，日本几乎所有的河流乃至山间的溪流两岸都被混凝土所覆盖和直线化。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资金和收入，刺激了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胃口，使得整个国家都产生了对建筑的严重依赖性，从而忽略了很多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投资学校和医院。
迫于舆论压力，日本政府推出了一些微小的、常常只是象征意义的对策；而另一方面，则在全力保持现状。改革是为了维持既定体制的向后观望，而不是把目光转向新世界。
一些研究者指出，从国家角度来看，日本社会充满效率，但是缺乏必要的制动机制。一旦政策引擎被启动，就注定会成为一往无前、永不停止的巨型战车。这种极端的无制动性也正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现在也同样是其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作者：刘湘明 | 来源：《商业价值》杂志
实际上，由于日本的地方上并没有产生强大的产业经济，许多州县从事规模如此巨大的基础建设导致了财政上入不敷出。然而，这一种国家支持下的“建设中毒症”，却持续而粗暴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止。个中缘故，除了恐惧“一旦停止则会导致无数人失业”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日本官僚与产业经济的勾结，产生了世界上独有的一条法则：构想法则——构想一旦形成，则必须坚决执行下去。如同“终结者”，一旦命令被植入，则纵使毁灭自身也要完成使命。
与西方一直盛赞大相迥异的是，日本的官僚与其说是一个“品格高尚和效率惊人”的阶层，毋宁说是一条蚕食国民利益的生物链。大藏省（财务省）处于链条的顶端，所有的财政都从这里拨出，其他同级的“省”提交年度预算，得到批准后将建设项目摊派给特殊法人，特殊法人再将项目转手给公团，最后企业成为承包工程的包工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官员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官员，而是未来的退休企业家，因为大部分的官员退休之后都会进入特殊法人、公团和企业，作为顾问或者担任正职。企业给现任的官员提供巨大的利益以获取项目的建设权，而现任的官员也会给退休后的未来东家提供庇护。这样的一种官商勾结的利益关系是如此泛滥，以至于日本社会不得不将其当成一种制度或者惯例来使之正当化。这样就导致，一旦预算申请得到批准，无论项目有没有完成，钱都一定要花完，否则主事的官员非但会被认为没有政绩，更会因为影响到链条中其他利益体而受到排斥和谴责。
在这种规则的影响下，日本举国上下修建了无数没有乘客的铁路、没有集装箱的码头、没有汽车的高速公路、没有租户的租赁市场、没有美术品的美术馆……不一而足；
更有甚者，作为公共事业预算支出的大户农林水产省，当修建了盘山公路、渔港和种植了无数单一的经济林而存余预算之后，就实施了富有创意的计划：在州县之间修建了9个蔬菜机场，而机场与机场之间的地面距离仅几十公里。
由于日本的官僚体系是如此严密而全面地控制着日本社会，国内的媒体和民众无法对其进行监督，教育也无法产生任何的抵制作用，因此，官员的腐败不被深究，国家资金被引入歧途。即使如此，科尔却强调，政治体制并非元凶，使日本堕入迷途而执意不返的原因深植于文化之中。
原因就在于教育。自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以外，“和魂洋才”理念最大的作用就是对人自由发展的阉割。从幼儿园到高中，日本的学生受到绝对的控制，服从和遵守规则成每一个人的信条。而大学的教育更加糟糕，大学生完全与社会脱节，放任自由，没有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什么需要呢？反正进入企业之后，所有的生活才真正开始。
日本一个"幼儿园国家”
对日本来说，21 世纪初的课题是日本是否会变。日本并非没有希望。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发生了 2 次 180 度的大转变，日本完全改变了。同样的事或许还会发生。但是，万一改变不了又会如何？为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再看一下官僚体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组织，其作用在于顺利分配国家资源（资金、人力资源、策划力、科学知识）。是否有效地发挥这个作用，成为官僚制度成败的基准。从这点来看，日本的官僚搞腐败，玩忽职守，几乎在所有领域里对资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误，这项检测不及格。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金融专业知识、环境保护、道路建设、工业废弃物管理、林业、渔业、农业、分区制和城市规划、高等教育水准、药品检测，都已落后，但日本依旧我行我素。
尽管这样，从外国专家那里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声音——“日本公务员享受着一个无比宝贵的好处：伦理标准极高”（EamonnFingleton）；日本的“精英官僚”“世界上无出其。”（EzraF.Vogel）傅高义。
日本人自己不会像傅高义、芬格莱顿那样喜爱本国的官僚。可以作为明确事实加以阐述的是，僵化的官僚制度是 20世纪 90 年代将日本逼到差一步就要破灭的元凶。借用大前研一的话，破产的住专“是大藏省搞的，是派领导去那里进行简单经营的例子”。
尽管有那次大失败，但大藏省只不过是许多官厅中的一个，与用混凝土将国土覆盖掉的建设省、持续破坏国家森林的林业厅、给长良川建造没用的河口堤坝的通产省相比，大藏省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可以说望尘莫及。
内藤洋介给《日本时报》撰文写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这是对现在环境厅提出的严厉质问”。这是一个是很好的质问——为什么环境厅唯唯喏喏地同意谏早湾、博多湾那样的潮浸区遭受破坏？这些质问又会产生另一个疑：:为什么厚生省对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造成 1400 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观？各个省厅都有各自的腐败，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过时的想法是公务员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许多人认为，第三次革命应该现在发生。前两次不是日本人自发产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个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帅的指令。
外面的人谁都不在意日本山川的命运，也不会有人派军舰前来要求：拍摄更好的电影，救助破产的养老基金，开展培养孩子们创造性的教育，让国民住上更舒适的住宅。这次革命必须是来自内部的革命。其可能性并非没有。从本书引用的许多愤怒和焦虑不安的声音中就可以想像到这样的革命。
福田喜一郎将日本称作“幼儿园国家”，电影导演黑泽明说日本电影公司没指望了，关门更好。经济记者浅井隆给自己的著作起了一个《该死的，官僚！》书名，大前研一评论道，住专的失败大藏省负有直接责任。宫本政于将日本教育称作“阉割”。
科尔说，未来属于多数派，而非天才。尽管日本的民众沉默地抵抗日本的体系，但最终没有形成改变社会的力量，恐怕原因就在于未来的一代已经无法改变已经被灌输的思想，从教育和官僚体系里滋生出来的阴郁的规则，以及缺乏安逸、不自由的社会结构重重地压在了他们的灵魂里。----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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