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评价张维迎：从没离开过体制（双轨制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华生曾评价张维迎：张维迎从没离开过体制（华生说双轨制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华生曾在微博公开评论张维迎：

张维迎总说市场万能政府最好别干啥事，恐是因他从没离开过政府附属单位，衣食不愁话语有平台，不知我等体制外的众人生存的难处。

这里附录华生在价格获奖后的发言：
华生：双轨制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价格双轨制理论获奖了，我想强调的是，这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几个人只是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

价格双轨制过渡时期并不长，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但是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太多的误解和质疑。实际上在莫干山会议上，包括会议的报告，写的都并不是双轨制，最主要是说放调结合，放开计划外价格和调整计划内的价格，两条腿走路，完成价格改革。

但由于双轨制的名称特别响亮，后来大家就都说双轨制，一说双轨制就是搞两个价格，一个产品搞两个价格，当时最形象的批评是说，这等于一个路上允许通行两个交通规则，既可以沿着左边开，也可以沿着右边开，结果一定是撞车。其实中央接受和宣布的是放调结合、双管齐下、稳步推进。

厉以宁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话，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可能是因为价格改革的失败，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一定是因为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失败，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说是因为改革价格没有失败，但这在当时是受到怀疑的，所以才有1988年的价格闯关。

当时认为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推进不算是什么价格改革，因为没有大的决策，没有大的组织，所以1988年中央决策进行闯关，准备用5年的时间完成闯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决心是很大的，当年准备价格水平上涨80%，再用几年的时间完成价格闯关。如果今天搞任何一个改革，物价水平上升80%，估计谁也都承受不了。1988年的闯关很快失败了，但是双轨改革没有停下来，市场在逐步扩大，计划的调价在不断地进行。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关于所谓的“官倒”

其实在1980年代没有今天的民营企业，也没有多少外资，大量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把计划内的产品倒到了计划外，把低价格的东西搞成了高价格，逐步向市场价格靠近，通过自身利益的导向，逐步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

等到1992年南巡讲话，中央决策中国正式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回头再看，发现原来认为最难和最危险的价格改革基本上没有了，就是由于这些年放调结合的过渡。

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后的计划价的多次有力调整，也大大推动了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这样经过七年左右的时间，等到1990年代中央决定开始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价格改革了，价格改革只是扫尾，做的是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是分税制的改革。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特别是改革，不是革命，一个思路，一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看上去不是那么漂亮，但是关键在于能否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变，使它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实际上不光是价格改革，1986年我在文章中讲过，双轨制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整个体制转轨的特色，即增量渐进不断转化存量，既发展增量，同时又转化和调整存量，实行了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转型，应该说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变，中国体制的转变，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特征和轨迹。

双轨制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意义的。一方面因为当年价格双轨制主要是商品价格，今天的商品价格还有少量的资源价格，主要是油、电、水、气，是垄断性的，因为是和大家关系特别密切的，应该说目前还没有完全过渡到市场价格，有些价格是国内国际双重的双轨制，国际上一个价格，我们一个价格，在这方面，双轨推进可以做完它的扫尾工作，有些价格是要逐步调整的，调整本身也是价格改革的内容。对市场的理解不能太简单，小步快调，每年都调，跟上市场的变化。因此放调结合的思想，今天在完成资源价格产品扫尾方面还有它的积极意义。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几大要素的价格，基本上都还没有市场化。

比如最重要的资金的价格，大家一直在说，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存贷款利息要市场化。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条件比原来好多了，但一步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可能也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在这个时候，双轨制是可以继续采用的，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开始。

像我们发行的公司债已经完全是市场化的，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大，大力发展公司债，让公司债像股票一样普通老百姓都能买，大量的银行存款必然会向公司债转移，向企业债转移，这些债券的利息都在7%、8%，银行的存款利息只有百分之二三，老百姓还为了国债的利息多零点几个点夜里排队。这些公司债，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债大多数是由大中型企业发的，一两年内显然不会破产，安全性是很高的。通过债券利率的市场化，推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是当前可以采用的。

包括在土地、劳动力方面，城里人和农民工，本地人和移居的人口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轨制，我们不面对它，并不会消除这种情况，我们承认这个现实是双轨制的，我们的目的是从双轨过渡到一个统一的轨道上，我认为这不是退步，反而是正视问题和进步。

华生：从姓社姓资看企业家与营商环境_经济学家圈

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

华夏时报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对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会议上唇枪舌战，他们的智慧给中国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似乎让这一理论的归属尘埃落定。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经济观察报》发布了张维迎教授所写的《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纷争再起，《华夏时报》选择发布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张学军和边勇壮今日所写的文章。莫干山会议前后，均有他们的贡献，如今他们整理当事人公开发表的历史证据和资料，做出考证。我们希望双方辩论的呈现，能够更确切还原事实的真相，读者能够对当时的莫干山会议及之后的事情有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价格双轨制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我们希望这种渐进改革的思路，在今天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文|张学军 边勇壮

十多年前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一场争论，随着2011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颁发，终于尘埃落定。由约200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民主投票，将第四届创新奖授予了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研究组、田源、张维迎提出的价格双轨制。当时华生、张维迎等均亲临颁奖现场，分别发表获奖感言，领走了奖牌、奖金。华生的获奖感言开头就强调，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这些人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当年莫干山会议最核心的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还对双轨制获奖表示了祝贺，看起来似乎皆大欢喜。

不料近10年后，张维迎又高调挑起双轨制发明权问题争论，这次干脆把他自称独创的双轨制思想，摆到莫干山会议之前和之上。2019年5月16日，人文经济学会主办了“双轨制思想与中国经济改革——张维迎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茅于轼、张曙光、石小敏、张维迎、姚洋、盛洪、刘国恩、毛寿龙、冯兴元、朱海就、刘业进等近 20 位经济学者出席研讨会。张维迎在会上说，“许多人通常把‘双轨制’与‘莫干山会议’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及其论文的完成，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多月，与莫干山会议本身没有关系”。莫干山会议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宣讲双轨制改革主张”，使更多人认可，最终变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方式。他说他在会上与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调派代表、国务院价格中心总干事（误，应为常务干事）田源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本人以市场价格为目标模式的主张是放，放就是双轨制的放，不存在另外一个双轨制思路。他提出的双轨制“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争夺既得利益的革命”。（见张维迎：我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原载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而茅于轼、张曙光等人在发言中更是盛赞张维迎才是真正提出双轨制、影响了中国改革的人。

不到一个月，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邀请刘世锦、常修泽、王晓鲁、刘佑成、张维迎、卢锋、李力行、韦森等众多专家出席。这样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密集高调造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免让人疑惑。看了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的发言才让人若有所悟，姚洋说，“今天回过去看，过去40年里头，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理论能够改变世界，恐怕也只有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看诺贝尔奖发经济学奖，……都是发现世界的一个规律，我觉得价格双轨制是创造一种思想，这思想改变世界贡献是非常大”。 “我记得我们理论创新奖是给了价格双轨制，但是给了好几个人。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法的话，按理说，比如说是屠呦呦吧，发现青蒿素得奖，估计很多人不服气，说怎么给屠呦呦一个人？但诺贝尔奖有个原则就是原创性。我觉得如果以原创性这个角度说，这个奖应该是给维迎一个人”。姚洋这样的大咖把话说得直白到这个份上，难免让一些国人浮想联翩，不淡定了。

是啊，中国短短40年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经济学家功不可没，而双轨制又是中国转型变迁最具独特性的产物。说其可能获诺奖关注，也不能说完全空穴来风。难怪已经开始大写回忆录的张维迎教授，突然四处给人打电话，组织一个又一个肯定他对双轨制原创贡献的研讨会。

在张维迎关于双轨制的介绍中，莫干山会议上第三种观点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了，调派代表田源也成了坚持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保守派典型，只有张维迎自己才是双轨制的唯一发明人和贡献者。对此，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就曾写文章澄清过。如今物是人非，少杰已去世，何家成人生也成悲剧，当事人都不愿重提旧事。但同样作为从80年代改革走过来的人，相互交流谈到此事时，总觉得历史不应该这样任意涂抹。很多人认为，此事应当说清楚，这不仅关乎当事经济学家的品行问题，也是对历史负责，不要等到真有什么奖的时候，又窝里斗起来，让外人看了笑话。有人甚至说，如果大多数当事人都还在的时候，这样的大事情都说不清楚，我们以后还敢相信历史吗？恰好因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更多宝贵的历史资料浮现出来，于是我们认真整理了相关历史证据与材料，遂成此文。

一

莫干山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张维迎曾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问题是讨论最热烈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得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做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见张维迎著《价格、市场与企业家》10——11页）。他这次在会上继续说，他带着早已写好的双轨制文章上山，在会上宣讲他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改革思路，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因此根本没有所谓第三种双轨制观点。按张维迎的说法，他一个人带着已经完成的思想， “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成为莫干山会议进而引领中国改革的英雄。这是真的吗？

莫干山会议即首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最初是由媒体发起的，作为发起单位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在会后写过一个专访，开篇就是“九月的莫干山，竹清泉秀。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正在这里召开。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 ”，然后详细介绍了作为第三种意见代表华生阐述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见《中国青年》1985年第4期 “到2000年我46岁”）。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后来在书中回忆这一段时表示，“现在听说大家在争什么双轨制最早的发明权，或叫首创权，以及怎么看价格改革，是彻底的一步到位，还是通过双轨制过渡，等等。我那个时候的脑子里头更注重的，是把这种研究理念和成果，通过劲夫同志的推动，能够和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不能夸大某一方面的作用。“莫干山会议在理论上的建树是一个方面，一些青年学者主张被吸呐。它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批人才被重视了，分别在不同的岗位崭露头角，逐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他回忆当时他与四中老同学、时任总理秘书李湘鲁一道受命上山，“到了莫干山那天，我记得在山上，基本上是彻夜未眠，我们找了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 “谈了以后，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把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整理出一个东西，先给我一个材料，看了材料后，如果有可能我请劲夫同志和你们在杭州当面谈一谈，这样他们很快草拟了一个材料，我就拿着下山了，我在山上就呆了一天”（见《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164——165页）。

拿了什么材料呢？据李湘鲁回忆，“劲夫同志派他的秘书、我的老同学孔丹和我同去。我们上山时，会议小组讨论已经基本结束，进入总结阶段。孔丹和我选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意见建议（论文），记得有周其仁的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和华生等人整理的关于会上价格改革的综合意见等，先到杭州向劲夫汇报。然后，我回到北京，报告了总理”（见李湘鲁：回忆给总理当秘书的日子）。

莫干山会议后，与华生共同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张少杰、高粱、蒋跃以及张维迎都去了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该所的所长、也是80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陈一咨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得‘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粱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号）。

体改所副所长、也是莫干山会议纪要主起草人徐景安这样回忆，“当时田源是调派，维迎主要是与他辩论，阐述了‘放’的主张，他就成了‘放’派。华生综合了他们的见解，提出了‘改调结合’。我受了他们的启发，着重在如何‘放’的操作层面上提出了办法”（见徐景安：价格双轨制的由来真相——莫干山报告起草人答香港商报问，《香港商报》2012年1月30日）。

在莫干山会议上主持价格改革讨论的宏观综合组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则有很生动的细节，“我们综合组讨论价格议题的场面最为火爆，由于代表发言过于踊跃，我这个召集人不得不采取发言限时15分钟的规定，到点则以敲茶杯提示”。

“小组的研讨会上，华生、田源、张维迎等人在价格改革的核心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其他组的代表闻声后，纷纷跑到我们组加入论战。在我们这间小会议室里，一时间竟然挤进近百人”。

“因为座椅不够，许多人便站在桌子上或听或辩。尽管我把茶杯几乎敲碎，仍然无法阻止激辩者之间的唇枪舌剑。那种热闹火爆的场景，犹如打擂台一般，各种观点你来我往轮番上阵，各派代表慷慨陈词，彻夜不眠”。

“后来，华生等人在莫干山上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议案，被纳入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见马小冈：初心 走下莫干山，来源微信公众号，发表于2018年3月31日）。

莫干山会议价格辩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调派代表田源这样回忆：“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见田源：我们是摸石头的人，《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0日）。

实际上，参加莫干山会议宏观综合组讨论的还有两位著名的价格问题专家，一是曾长期在物价部门担任过领导工作，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和研究过双重价格理论与政策问题、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马凯，以及后来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研究司司长的李晓西。李晓西曾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成为当时社会上很有代表性的意见。1999年他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说明：“‘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另外，由于“莫干山会议”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2012年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张卓元等著），发表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著名学者常修泽教授撰写的《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莫干山会议”》（第14章），在学术界引起重视，被称为“史纲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但由于《史纲》的字数限制，一些史料未能纳入。此后，作者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并参考相关文献，完成了《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杂志刊登了这篇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其中这样记述，“三是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这是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为代表）；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三是主张‘调改结合’（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等为代表）。在讨论基础上，会后，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以会议讨论的有关价格改革的思路（加上他自己的考虑）专门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指出“上述两种思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并不互相排斥和对立，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

“实践表明，在调放结合、双轨推进的改革思路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以调为主’，还是‘以放为主’，还是‘调改结合’或‘放调结合’，都从不同方面、程度作出了贡献。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

如此等等。总之，在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正式代表中，还真没一个人出来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独自一人提出了双轨制，说服了大多数人。

因此，张维迎为什么要否认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第三种观点存在，撒这样一个明显改写历史的大谎呢？这实际上是参会的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无法理解的。也许只能是华生、高粱、张少杰三人十年前签名文章“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0月13日）中所解释的逻辑：90年代中当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失败，双轨制从受指责批评变为开始受到较全面积极的评价，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克利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通版文章，盛赞双轨制是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后，张维迎首次出来反驳“双轨制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说法，称自己持有内部文稿证明，他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随着张维迎名气上升、首创双轨制说法流行，加上张维迎又说他本人携此论文入选莫干山会议并在会上宣讲，由于任何人当然都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的思想和已经写好的文章抢走，合乎逻辑的就必须是他一个人用双轨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变为会议成果并被中央采纳。这样放调结合的第三种观点就必须从历史上消失。

就像徐景安文中所说，张维迎这样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撒了第一个谎后，就要有一连串的谎话来圆场。张维迎多次说他以文章入选和宣讲于莫干山会议，实际上限于当时条件，入选文章多是抄写的手稿。因此莫干山会议按问题分组讨论攻关，根本没有人知道谁写了什么文章来参会。为了向媒体解释为什么他的观点得到会议大多数人的肯定，但会议却不派他去向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张维迎先后给出了不同解释，大体是说徐景安本来前一天也通知他去的，后来又没叫他，可能是因为他说话冲，陕西口音重，年纪轻、人微言轻之类。其实张维迎说他的放就是双轨制的放，分步放，那就谈不上冲了。张维迎说他在大会上发言辩论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怎么会去小会汇报又变得口音重不好懂？况且当时那些人都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多数会前根本不为人所知，反而张维迎因之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向钱看正名》，引起全国热议，一上山就是知名人物。所以徐景安并不记得有叫他这回事，而徐景安本人也是被王岐山点将来的（据岁月丨柳红：莫干山会议30周年再记，莫干山会议的主要经费来自王岐山代表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资助的一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一千到二千元不等）。因此，让谁去向张劲夫这样国务院的领导汇报，完全由王岐山、朱嘉明、陈一咨等核心层与孔丹那里商定。孔丹在上述书中回忆说，“材料交给劲夫同志后，他看得很认真。之后，他说：这样吧，我召开一次座谈会，确定一批人吧。现在这个名单我不太记得起来，可能有楼继伟、徐景安、张钢、华生、黄江南等，但我记得马凯、岐山没参加”。（注：其实楼继伟并未来莫干山参会，据浙江省政府的刘佑成记录，参加人员为张纲、徐景安、田源、华生、周其仁、陈申申、沈水根、一位天津代表及刘佑成，因为莫干山会议的核心决策人员在北京本来就可以见到领导，故把机会都精心安排给了青年学者来汇报，以期年轻人的新思想能够给领导决策提供启发）。

其实，从上面领导秘书们和会议重要组织者参加者的回忆一看便知，张维迎放的观点未被大家接受，根本不会被派去参加汇报。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河南省成立省政府经济咨询团，以王岐山为团长，朱嘉明、李军、陈一咨为副团长，团里十几个人，几乎全是莫干山会议的人马，有马小冈、卞敏方、王小强、黄江南、卢健、卢迈、华生、张钢、周小川、周其仁、徐景安、曹远征等（见《河南日报》1984年12月4日头版），而还是没有张维迎。实际上张维迎在莫干山会上被冷落后，从此退出这方面的讨论，即便在80年代因价格双轨制改革在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而争论白热化，华生等人受到普遍责难（仅《经济研究》上1989年就有两篇点名批评华生等人及双轨制的文章），张维迎从未对双轨制的争论表态过，没说自己和双轨制有任何关系，发表其会前写的价格改革文章也把双轨制价格改为双轨价格，更未对关于双轨制的媒体报道和所谓发明权提出过异议。

张维迎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会后留下来写会议纪要时，最初说法是“应该有我”。这次在研讨会上干脆直言他留下来参加了写纪要。但纪要中主报告之一“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为徐景安执笔，该报告有两个附件，附件1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一是田源执笔的以调为主思路，附件2即价格改革的建议之二是华生执笔，题为“以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完成价格改革”，在提法上为了淡化放，提了改、调、放、导（国家物资部门参与引导）。徐景安定稿时干脆连华生分报告的双轨制标题也去掉了（但文中有一处提到双轨制因他当时未看到而被保留）。在徐景安自己起草的主报告中更一字不提双轨制（从后来对双轨制的巨大批评压力和双轨制从未被写进任何正式文件来看，徐景安是很有智慧和有自己的独特贡献的，难怪王岐山点名要他来写纪要）。徐景安还为谨慎起见，把“调”摆在“放”前面，将价格改革的两条思路分别称为“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一点后来倒是国务院领导更开明更洒脱，既然肯定的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第二种思路，批示中就直接改回了莫干山会上说的放调结合。因此，张维迎参与起草了哪个报告呢？

在2019年6月12日北大国发院召开的会议上，张维迎请来了当年莫干山会议重要发起人之一并参与接待和安排莫干山会议的东道主、原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佑成。据研究这段历史的柳红（朱嘉明夫人）说，刘佑成在封笔28年后终于“现身”，于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出现，写了一篇《莫干山会议始末》的文章，其中依据他保留的会议记录，介绍了很多细节，提到了好几十个人的名字，提到了价格改革三种观点，提到张维迎有一处，为“其间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张维迎做了精彩发言，阐述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应该以放为主”。

也许正是这篇权威回忆录和刘佑成再现引起了张维迎的关注。张维迎自己说2018年12月16日出差时约刘佑成谈了4个小时，并在2019年1月专门写了一篇《被遗忘的刘佑成》的万字长文，介绍刘佑成的坎坷经历与生活家庭，盛赞他这位陕西老乡，说“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举办，是一种机缘巧合，刘佑成功不可没”。“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能在浙江举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刘佑成以文会友的结果”。据张维迎的文章，人们知道刘佑成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在俄罗斯及国内经商，因而早已离开这个圈子。时隔一年，刘佑成这次来参会，发言题目是“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对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说“我知道张维迎是因为他在宏观组研讨中对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精彩发言轰动了整个莫干山会议”。 “我理解，宏观组讨论的三种意见，实际上只是两种意见，调和放”。“放的思路是新思想，是真正改革的思路。所以，张维迎的观点当时在莫干山会议上被称为关于价格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说张维迎虽然因陕西口音重没去向张劲夫汇报，徐景安还是介绍了张维迎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批示。 “从那时至今三十五年中国改革发展实践，基本是按照张维迎教授当年提出的市场经济逻辑和体制转换路径展开的，最终基本实现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理论贡献居功至伟”。“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不是即兴产生的对现实经济问题的一种对策，而是他的一个完整理论体系在一个大国改革发展中的自觉运用”。乃至“中央决定中的这些话基本是张维迎教授之前提出的思想，只是官方文件表述更为谨慎”。（见张维迎经济学原理微信公众号）。

当然，张维迎绝非首次给回忆莫干山会议的人做工作。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十多年前因研究改革史包括莫干山会议一段，被张维迎多次缠住给他介绍“真实情况”，要张军改写历史，但被张军拒绝。张军只是在文章末尾客观指出，张维迎对双轨制发明权问题提出了挑战。

张维迎对徐景安做工作更具有戏剧性。张维迎先是在2007年9月24日给徐景安去函，先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三生有幸”，然后做工作说，“现在以讹传讹的事情很多，更有人贼喊捉贼。你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但好像你自己记得也不清楚，我现在把手头保留的《专家建议(三)》扫描给你，白纸黑字，我不知道谁还能比我文章更早更清楚地论述双轨制改革的文章”，“我希望你能帮助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但是徐景安不同意张维迎夸大自己、贬低别人、抹去华生等人第三种观点的存在，认为“维迎把‘双轨制价格’的功劳归于他一人，这是挑起争论的起因”（见《香港商报》同上）。张维迎在《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将徐景安的作用贬低为张维迎个人观点的写手，只是“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对我的观点作了一点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这种说法确实欺人太甚。后来徐景安气得要公布张维迎给他写的全部文字，张维迎以这是他的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徐景安不得已才先后接受媒体采访，并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劝诫张维迎， “做人和做学问，第一还是做人，共勉之”。对于这些做工作无效的人，张维迎的研讨会，当然就不再请。

最近一位被“做工作”的莫干山会议重要参加者是王晓鲁。王晓鲁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写了一本书。前一阵原体改老人聚会，据知情人说张维迎劈头盖脸给王晓鲁来了一顿，说王晓鲁的书把莫干山和双轨制历史写错了，逼着王晓鲁修改。性格温和的王晓鲁只好当众说，你把你说的新材料和扫描文章给我，如果确实，我下次再版时修改。鉴于王晓鲁有改变意思，2019年6月12日的北大国发院会议又请了王晓鲁。王晓鲁在会上还道了歉，说以前不清楚张维迎这篇更早的文章，所以在书中“用了一个简单但错误的概念，即双轨制改革是由‘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来的’”。现在读了张维迎首次在网上公开的扫描件，承认他的贡献早于莫干山会议。身为莫干山会议审稿人，只是未在宏观组参加辩论的王晓鲁都被张维迎的这篇文章逆转，承认过去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是个“错误的概念”，可见张维迎拿出来的这篇文稿的威力不小。

那么，既然有这么一篇不言自明的文章，张维迎当年在会上把自己带的文章拿出来，不就可以当场让华生等人的第三种观点乖乖闭嘴、灰溜溜下台吗？为什么当时不拿，时隔多年后再去违反事实地编造他的双轨制改革思想在莫干山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须知这样的谎言是很蠢很容易被揭穿的呀？有人分析，这是因为现在张维迎公布的扫描件标为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下属能源组编的内部资料，据张维迎说是他90年代初在茅于轼家中发现的一个油印的孤本。由于这不是中心的文件或正式内部资料，现已在相关档案中查找不到。而张维迎自己称携文参会，莫干山上的价格改革建议又被中央采纳，如果不是张维迎的思想在会上说服了大多数人，那么，这篇没什么人见过的文稿是否能称为学术发表，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疑问，如果在这么重要的会上又没有影响，对中央决策也没产生作用，那就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张维迎编造自己“单枪匹马轮番应战”说服了大多数人、主导了莫干山会议的谎言，虽然是铤而走险，但也是要确立自己在双轨制问题上无可争议的权威和学术地位的无奈选择。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密封了35年首次在网上公布的扫描件究竟有什么内容，说的真是莫干山会议上提出的双轨制，还是似是而非，需要假以岁月才能拿出来以假乱真的赝品？（待续）

作者简介

张学军：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处长，为1985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并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建议创设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边勇壮：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8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价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资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

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下）——张维迎凭空编造了一个谎言

编者按：本文接前文《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上）——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http://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87911.html 《华夏时报》 2019-6-28）

文 / 张学军、边勇壮

二、张维迎的内部文章究竟说了什么？

其实，张维迎的这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文章是他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本来他在莫干山会议后也早在多处摘要发表，并将其中唯一一处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一词改为“双轨价格”，以示与莫干山会议后流行的双轨制相区别，因此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张维迎突然声称他第一次系统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想，并有珍贵的内部原件，但从来秘不示人。2007年，张维迎要徐景安承认他的双轨制创始人地位，徐景安不认可。张维迎说徐景安作为关键的当事人对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为了帮助徐景安恢复记忆，张维迎才将扫描件传给了徐景安。

徐景安作为主报告起草人，对文字非常敏感，仔细比较了张维迎的文稿与他会后发表的文章的区别，在双方见面时，徐景安一语点破说:“维迎， 究竟是我的主报告抄你的，还是你抄了我的？”这使他怒不可遏，“在我们一次见面时，他竟然激动地扬言要动手！”（见《香港商报》，同上）不过，尽管徐景安后来认为“张维迎的要害，是贪功己有，学术造假”，还是不妨碍张维迎在这几天刚发表的文章中称，“徐景安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提出的‘放’的思路是革命性的，他点到了要害！”（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在张维迎原稿的万字长文中，重点批判调价的问题和缺陷，集中讨论“放”的必要性。35年后的今天，粗看起来，其中讨论保持计划内牌价不动、计划外价格可以放开这几百字的论述部分，与后来推行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是有相像之处。

那么，张维迎的原稿与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及中央采纳的政策究竟有什么基本不同呢？对照一下，至少有三大区别：

第一，是张维迎的“放就是双轨制”，还是莫干山会议的“调放结合”才是真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是“放调结合”或徐景安在会议纪要中用的“调放结合”。所谓双轨制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动态双轨，而不是建议去搞领导们从来极为敏感的双轨价格。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放和调都是手段，同等重要。调既不是张维迎文稿中可有可无的“或”，也不是张维迎说的调与放是市场价格还是计划价格目标模式的“真正分歧”。

如高粱回忆，莫干山会议宏观组讨论价格改革的第一天他曾去听会，一个来自国家计委的参会青年代表表示，价格改革的思路不能越出国家计划经济为主的框架，结果马上引起大家一片嗤笑而说不下去了。可见参会的中青年学者在改革目标模式上并无大的分歧，大家讨论的焦点就是过渡方式，而双轨制本来也是过渡方式而非目标模式。

现在张维迎说“双轨制的核心是放，逐步地放”、“直到放完为止”，这说明他到今天也没明白莫干山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本质是什么。那就是在计划经济还占主导的情况下，人们的认识差异和各方阻力都很大的时候，怎样寻求既市场化导向，同时政府可控、各方面都能接受承受的稳妥过渡方式。就是一个放、放完为止的主张，听起来爽快，但即便是今天也很难被政府听进去和简单采纳。

在35年之前，那也自然更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冒进的主张而被边缘化。张维迎现在强调，“放就是双轨制”，“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这恰恰反映了张维迎个人与莫干山会议主流意见一直以来的根本分歧。其实，重要的不在于张维迎今天自己怎么定义和把水搅浑，而在于莫干山会议达成的共识和报告上写的不是他所说的放直到放完为止，而是调放结合。中央采纳的更不是他的放和放完为止的所谓双轨制。张劲夫同志批示“很有价值”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调放结合”两种思路。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仍然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

1985年4月12日，国家物价局长成致平上《新闻联播》发布关于价格改革长篇电视讲话，宣布“1985年价格改革的基本方针是：放调结合，小步前进。就是放活价格与调整价格相结合，走小步子，稳步前进”。至此，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生产资料放调结合过程中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合法的普遍化，后来才被通俗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正式实施。但应当指出，中央采纳的价格改革方针，就是放调结合，本身并没有双轨制的提法。生产资料价格的放调结合改革推出后，消费品物价出现了一定的波动。1985年7月11日，小平在听取汇报经济情况时表示，“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如果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起的事。”

现在张维迎反复强调，没有放就没有双轨制。这一点其实从来无人反对，因为从改革开放伊始国家已经几乎每年都在逐渐放开一些重要产品的流通及价格，“放”本身并没什么首创。真正首创的是莫干山会议提出又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如果调放结合不是双轨制，那张维迎“放就是双轨制价格”的文章无论写在什么时候，与中国改革有什么关系？张维迎之所以冒这么大险，凭空编造一个“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的谎言，这样做还不是要证明他文章的思想指导了中国价格改革吗？

实际上，无论称调放结合还是放调结合，缺了哪一轨都不成其为双轨。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在计划统配物资占据大多数的时候，放出少量物资的所谓市场价，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而只能是扭曲的边际高价。这个边际价格既难合理，也让当时的经济格局所无法承受。这个价格的作用只是可以为计划价格的调整提供某种动力和参照。只有随着放调结合的不断推进，经过几个调放周期，计划牌价不断上升，市价逐步回落，这时的价格才能向真正供求平衡的市场价归一。这一点已经被当时论述放调结合双轨制道路的文章所阐述。

价格改革的历史发展也正是这样：在1985年之前，国家以调价为主。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国家除了对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几乎每年都不断调整价格以外，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也在不断调整。从1979年4月调整统配煤炭的价格开始，国家陆续对国内成品油、电价、生铁、焦炭、钢铁产品等分步进行价格调整。但这阶段一方面调的力度受到各种因素掣肘，另一方面放开的步子也比较小。从1985年初中央明确了实施放调结合的价格改革方针起，放的步伐迅速加快，调的配合则相对落后，结果市场中混乱和腐败现象急剧增加，导致各方面对价格双轨制改革批评压力极大。这也是导致突然决定强行价格闯关的重要原因。但更大规模放开价格的决策催生了普遍的通货膨胀预期，刺激了全国性的抢购潮，最终导致闯关失败、改革受挫、社会情绪逆转。

但正是由于1990年代初国家利用市场疲软，几次大幅度调高了生产资料计划价格，使牌价、市价接近。到1992年小平南巡，价格再放开，就无震动地完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并轨，似乎一下子就解决了过去人们认为风险极高的改革。因此回顾历史、总结起来看，放调结合的改革思路之所以为中央采纳，并能在改革开放早期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价格改革，就是因为它符合了国情，既能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又能发挥政府的调节引导和促进作用，这才是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精髓，也是中国改革的真正特色，而这恰恰是张维迎至今既不理解也不赞同的。

第二，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是采取张维迎原稿中主张的“先调后放”，还是莫干山会议主张的“先放后调”？

2019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主持，北大国发院再次出面召开“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张维迎这次在自己研讨会上反复强调:“我也不是绝对反对‘调’。事实上，对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如何解决计划内产品的价格，我的主张就是‘先调后放’。这在原文中写得很清楚（原文第14页）”（见《经济观察报》2019年7月1日）

张维迎的这个话今天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放回到35年前的莫干山会议和当年的特定改革环境中，就正好错了。须知当年价格改革中央要解决的硬骨头和攻坚战，不是张维迎在文稿中谈的消费品与一般工业品，而是生产资料。所谓那些“牌市价相差很大的产品”，恰恰就是生产资料。

故而在莫干山之后，1985年1月国家放开的就是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1980年代更通行的说法就是叫“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因此，徐景安执笔的主报告开头就直接论述，对解决能源、原材料等短线工业品的价格有两个思路，即“先调后放与先放后调”。田源、华生写的两个附件，也都一致分析，要从牌市价差距大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寻求突破，所谓“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当前制约经济的关键是工业品出厂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人们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已经统一（见莫干山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

由于田源从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带来了中央认为吸取苏联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因此他判断：当前是中国价格改革黄金时期，而且他介绍的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反复测算的方案也主要在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的影响方面，因为当时生产资料牌市价格不仅差价极大，往往达到数倍，而且投入产出链长，任何调整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相关利益调整难度大，市场风险高，财政负担重，从而使中央上层难以下决心。

因此由于田源的介绍和引导，宏观组的讨论一下子就高度集中于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如何启动上（可见张维迎贬低田源的作用，他用所谓田源的错误观点来反衬和抬高自己是非常不客观、不公正的。人们须知：正确地提出和研究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按张维迎文稿与他今天仍然强调的思路，对生产资料这样牌市价差价很大的产品，要“先调后放”。但这样一来，他就和田源先调的主张完全相同，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在莫干山会上田源先调为主的意见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占了上风的情况下，张维迎当然就根本不提他有什么文章，更避讳他文章中也主张对差价大的产品价格先调后放的观点。这样不仅压根不提调了，而且大批特批调价，变成彻头彻尾的放派。这才是为什么张维迎当时不在会上当场拿出不绝对排斥调的双轨制文章、让第三种观点的辩论对手闭嘴下台的真正原因。

35年之后，张维迎抹去当年实质是讨论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改革的背景，抹去他当年在会上看到了自己文稿中主张的错误，为避免与调派相同的先调而不提他的文章，现在又利用时间久远，人们已记忆模糊，回过来再援引他文稿中对差价大产品的先调，说他也不排斥调，以便与莫干山会议的放调结合鱼目混珠，这真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诚实态度。

由此可见，张维迎文稿中唯一肯定调的地方是错的，而他在会上对放的论述，虽然对莫干山会议的思路碰撞与辩论有相当贡献，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思路，则根本不被会议所接受。所以，张维迎35年后首次网上公开的文章扫描件，不是证明了他价格改革思路早于莫干山会议或其提出内容高于莫干山会议解决生产资料价格改革的集体智慧，而是显露出了他早期认识的混乱和误区。

第三，中央选择的“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是张维迎文稿中的主张，还是莫干山会议的建议？

张维迎在他文章的研讨会上说，“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价格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他说：“这实际上就是‘哈耶克说的演化主义之路’。”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可以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当然就包括市场价格。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学界讨论市场价格和政府放开部分计划外产品搞市场价格，就都有许多讨论。如早在1981年6月何建章、张卓元就在《财贸经济》杂志上发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与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文，提出“在价格管理上实行统一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议价”。

至于中国双轨制价格的产生，并不是什么自发秩序的演化，而是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政策结果。中国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更非张维迎所说的“自发产生”，而是国家的发展与改革政策的产物。不仅中国的农副产品从来不同程度地被允许在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上自由定价交易。工业品则从1970年代乡镇企业（最初叫社队企业）的兴起也普遍出现计划外市场价格（张维迎说乡镇企业的发展得益于1980年代后期实行的双轨制，是时空和因果颠倒）。

此外，国务院于1979年7月下发《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其中首次允许国有企业对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享有自销权。这开创了工业品流通的双轨制的局面。国家批准的计划外的生产资料按市场价格放开销售则不晚于1981年。那一年经过国家多部门研究论证、中央领导拍板后，国务院就批准石油部在完成1亿吨产量包干政策外，超产部分可放开按国际市场油价在国内销售，开创了真正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先河。

1983年，国家进一步允许部分石油产品“以出顶进”，放开部分成品油定价，允许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价在国内销售。1984年5月，在国务院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相关决定中，又允许工业企业超计划的产品统统可以加价20%销售。所以，在1984年之前的好几年中，相关政府机关物价部门和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对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如何改和放，各种改和放的办法可能引起的问题，已有很多研究、讨论。

这其中就包括长期担任物价部门领导工作的马凯研究过的双渠价格等。如果也像张维迎这样以内部参考资料来证明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发明权，那么把这些关于放开超产价格的改革措施的相关讨论论证和内部文件拿出来，可以申请发明权的各种内部资料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孔丹说: “不要片面夸大青年学者作用，这其实是国家上下各方面多年的努力，是改革走到这一步的大势所趋。”

张维迎提出的以“放”来推行价格改革的思路，在会前未引起什么关注，在莫干山会上又不被大家认同。会议大多数人形成共识的是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双轨制推进，具体体现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问题上，就是先放后调、以放促调，这样循环往复通过五六年时间和几个调放周期，最终完成价格改革的思路。这种把放和调结合起来自觉地作为价格改革的主要道路，确实是莫干山会议的首创，充分体现了莫干山会议通过精心筹备设计，有引导地组织中青年学人聚焦讨论、辩论、集思广益的集体智慧结晶。正是这个放调结合、双轨推进价格改革的思路，为中央领导的思考决策提供了启发，坚定了决心，即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不走国际上公认的一揽子闯关的高风险道路，而可以走一个有自己实践初步验证、风险可控和政府能够调节操作的渐进过渡道路。

因此，令人不解的是，张维迎几十年后拿出的这篇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写成的内部文章，在绝大部分当事人还健在，自己也曾认同经济学界数百人民主投票结果、当众领完奖近十年之后，突然出来大张旗鼓地高调翻案，杜撰一个自己的思想主导了莫干山会议、进而变为中央决策的历史，甚至在35年后用一个内部参考资料来偷换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内涵，贬低那个时代包括莫干山会议的集体贡献，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其实既无作用也极不明智，令人匪夷所思。

三、价格双轨制如何发展为中国整体改革的双轨渐进道路

放调结合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按会议纪要“价格改革建议之二”的分析， “预计通过五六年时间（物价总水平上升30%-40%）可以同时平稳地完成价格的调整和改革”。结果由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波动调整，从1985年到1993年前后花了8年时间大体完成。应当说这对于40年改革开放的整体历程来说，也只是其中一个章节。

张维迎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即便在授予价格双轨制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他的名字按大家民主投票的结果排到了后面，本来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后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将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推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转型，并进而深入去研究在如所有制、土地制度、金融市场等一些主要领域如何继续推进双轨制改革，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成果。

1980年代末张维迎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如能把中国双轨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一步学术化，在国际领先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介绍中国的双轨制，特别是1990年代初回国后再利用他长期在北京大学这个学术殿堂的独特优势条件，将双轨制转型变迁理论化、模型化、系统化，那么他今天成为蜚声国际的中国双轨制大家，也是顺理成章。甚至因此引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也并非绝无可能。

这就如产权理论的最初几篇开拓性的重要文章，都是格罗斯曼打头、哈特在后完成的。但后来格罗斯曼离开学术界后，哈特在这方面继续研究推进，形成了更为完整的产权理论体系，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只授予了哈特。因此，所谓诺贝尔奖只授予原创者的说法，并不全面准确。

然而，张维迎的选择恰恰相反。本来莫干山会议上中青年人的建议被中央采纳，成为中国改革的实践，而且按张维迎的说法是他的思想主导了这一切。那么经过莫干山会议这场大辩论，张维迎当然应当更加意气风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他的双轨制思想，再发表一大批更成熟的论著，这样他也就用不着在很多年后拼命在他早期的一篇存在明显矛盾和缺陷的不成熟文稿上无限拔高放大。

实际情况却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没有接受他放的思路之后，就把他自己今天这么高估看重的价格双轨制抛到一边，在这个题目上从此再无新研究和新文章。对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市场混乱和腐败问题，张维迎像局外人一样，既不回答解释，也不提供解决办法和建议。面对后来一段时间社会上潮水般的批评责难，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别人被围攻，自己躲得像没事人一样。对双轨渐进的改革如何从价格领域推向整体改革，更是毫无兴趣。

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还沿着“放”、“放完为止”的单轨化思维越走越远。应当说，作为一种学术信仰和观点，人们可以尊重张维迎教授自己的选择。但是说张维迎这几十年来一脉相承的、在西方国家都不可行的极端“放”派思想就是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这就太不真实了。

应当指出，坚持改革开放和诚实学习的态度，同时立足于国情，努力探索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学者们，才是真正为数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主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如莫干山会议的成果并不是仅仅由于后来被国务院采纳而出名的价格双轨制，而是包括农村改革发展、对外开放、股份制改革探索，乃至金融市场如何建立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成果，也包括一大批各方面人才。莫干山会议刚结束， 1985年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受到莫干山会议成功的鼓舞、激励，还联名上书，提出“全面改革亟须总体规划”的建议。国务院领导随后做了“制定改革总体规划有益无害”的批示。

1986年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成立，形成了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等为代表的团队，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价格、税收、财政等方面政策联动的总体实施方案。他们的持续研究和整体改革思路对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影响的大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在1985年9月2日至7日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史称“巴山轮”会议。《经济研究》杂志在同年第12期发表了刘国光、张卓元主持，戴园晨等初稿执笔的文章《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评述》。

文章中指出，尽管包括与会的国际专家依据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经验，比较推崇“一揽子”改革方式，但“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实践，从中国地广人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发展又极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出发，大家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这就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走‘渐进式’加‘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在改革采取逐步推进方式的情况下，双重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对待双重体制，在运用双重体制减轻改革前进中的震荡时，避免和减轻双重体制的弊端，是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可见，当时中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们已经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收国际上权威专家们的意见，其对中国改革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

1985年的另外一个重要报告，涉及到被张维迎从莫干山会议上一笔抹去而不存在的华生等人。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生、何家成又与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合作了一份《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的报告（后分两期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走上的双轨制渐进道路，受到国内外很多人所谓“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的批评质疑，但是这条道路符合国情，“对于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绝对必要”。“双轨制的普遍意义不限于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价格放开不等于市场形成”。政府对市场组织包括启动“金融改革和外汇市场的双轨制改革肯定也是大势所趋”。今后“国家的指导意图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与大企业、大企业集团的协调来实现。由此推知，双轨制的消亡不仅有赖于价格体系的合理化，而且有赖于能够完全取代国家调拨系统的市场联系（包括大企业、企业集团之内的稳定通道和期货市场的形成）”。“双轨制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会在自由竞争的一般均衡中找到归宿。而多半可能在非均衡的稳定系统中实现”。“双轨制提供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它的历史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轨制是我国找到的风险较小、兼容性很大的特殊转换形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应当说，这个报告对中国走上双轨制过渡独特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说明。

果然，这份报告1985年经国家体改部门内部刊登后，引起了国务院领导们的高度关注。1986年4月，华生在火车专列会议上向国务院领导们与随行部长们做了两次汇报。第一次汇报重点在整体改革如何全面双轨推进上。第二次汇报经济运行体制转换必须重新构造微观基础，除“推动多种所有制成份的混合发展，实现所有制的多元化”以外，需要对国有经济大力改革，否则国有经济内部缺乏活力，则化公为私难阻， “必然造成收入悬殊和人心动荡”，最后使改革陷入困境。国有经济改革不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围绕着资产这个核心，重新构造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企业”。

报告建议撤销政府分行业管企业的各部、委、办、局，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和各级国资管理部门， “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是资产管理系统唯一的准则”。资管部门应竞聘企业家和经理人， “在经济活动领域的人事任免制度上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文中的许多具体设计，今天看起来不免粗陋幼稚，许多至今也没做到，但它确实为后来国资系统的创立和国有经济的改革绘制了一张没有先例的蓝图。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了中国。中国的经济学家队伍也出现了分化，其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向实际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机构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从事理论、政策和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们在学术上乃至社会政治取向上的分野也日益明显。就如本文作者与华生、罗小朋合作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中所说，随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落差的缩小，中国越来越被视为别人的竞争对手，中国下一步发展的国际空间会受到挤压。中国今后面临着从以双轨推进的经济改革引领整体改革，转向以双轨制推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引领整体改革的后两个阶段。这是“中国人下一个30年面临的真正挑战”。

但是应当说，尽管挑战越来越多元化了，经济学家们在国家经济政策乃至更多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和有广泛的影响。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越来越多的从西方接受训练的新生代经济学人学成归国，大大加速了中国经济学家队伍的结构和知识更新。大批学有所成的归国学子，陆续担任了各主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其中，如钱颖一和田国强等人在著名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长期从事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工作，大力招聘海外经济学人才，引入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教学规范以及人才培养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气象，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差距。

但是尽管如此，以我们在国内外受到的经济学训练和了解来看，我们觉得，包括中国的双轨制在内的各种理论与政策应用，以及一些已经可以在西方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其理论化视野和学术化的水平，还有待增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应当说，离国际前沿还是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真正繁荣，还需要长期艰苦扎实的努力。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并不需要以获得国际上的什么奖为目的。中国经济40年的腾飞已经令世界瞩目与震惊，只要能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只要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的古话说， “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相信经过中国经济学界的集体努力，中国经济学家能够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一天，应当不会很远。

最后应当指出，本文对张维迎教授对双轨制发明权的争夺及莫干山会议上所起作用的批评澄清，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全部观点和研究贡献。前面指出，张维迎教授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也有自己的重要贡献。这些年来张维迎教授的许多入木三分的观点评论和执着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理念，无论别人是否都能同意，也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价值和理当得到保护的说话权利。古今中外都确有若干名人，其启发他人的言论和智慧，也与他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行为相去甚远。这种情况当然难免令人惋惜遗憾。我们衷心的希望，张维迎教授能从这个他自己无端制造的虚妄之举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今后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转型，继续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简介

张学军：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调节办公室处长，为1985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应当走全面双轨制转型道路，并提出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建议创设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推动了1988年我国第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

边勇壮：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1980年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价格研究室副主任、物资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报告的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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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yong

为了保全中国经济学界的尊严，我再次请求编辑放行我的留言。至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价格双轨制为手段引入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出了开创性而且十分完善的科学研究。我们怎么可以说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建议有资格获诺奖呢?兰格当年的研究影响很大，国内为什么少有人研究?令人困惑!

用文献和逻辑穿透莫干山“罗生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多了！

用文献和逻辑穿透莫干山“罗生门”

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多了！

本文作者：邓新华

本文首发于经济学家圈

最近，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分别举办了张维迎价格双轨制论文发表35周年研讨会，这两个正常的学术活动引发了张学军、边勇壮写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张学军、边勇壮认为，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并不归属于张维迎，而是归属于莫干山会议的多位参与者——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

这事跟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什么关系呢？早在十年前，华生、高粱、张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发表《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争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文中就已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说价格双轨制有可能得诺奖。经济学者张曙光的《中国经济学风云史》（第468页）里提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这篇文章，病重中的张少杰并没有看，华生就发表了。张少杰对人说：“华生曾对我说，如果中国人能够得诺奖，那就是提出了双轨制，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挺对不住哥们的（指张维迎）。”

得诺奖？想多了。价格双轨制理论确实是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是，它基本没可能得诺奖。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张维迎把双轨制与诺奖联系起来的文字或谈话。他大概有自知之明。

1970、1980、1990年代的经济学诺奖，确实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时候的诺奖奖励原创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诺奖呢，基本是重术而不重道（奥斯特罗姆、威廉姆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思想创新上乏善可陈。价格双轨制理论属于道，得不了诺奖的。

抛开诺奖不谈，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归谁、莫干山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倒也的确是值得考证的有趣话题。

然而，张学军、边勇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虽然题目中有“历史考证”这个词，但却完全没有遵循历史考证的基本原则，不是根据文献，而是根据“记忆”，并且完全偏向华生一方的记忆。

既然是历史考证，就应该重文献、讲逻辑。下面，我来用文献、逻辑，重新考证一番。

关于价格双轨制首创权争论的“罗生门”，当事人中，华生、高粱、徐景安等人为一方，张维迎为一方，加上张学军、边勇壮的“考证”，有好几万字，显然没多少人愿意仔细看完。我也不打算全面回顾各方争论，只说一些重点吧。

先看看双方没有争议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价格双轨制在实践中早已出现，是改革实践者的发明，这一点双方都没有争议，争议的是谁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理论。（注①）

其次，张维迎1984年4月21日写成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最初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 “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出），明确提出“实行双轨制价格”并进行了全面论述。随后张维迎把该文投递给“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俗称“莫干山会议”），入选会议论文。（注②）莫干山会议9月3日才开。

对此，由于张维迎出示了《专家建议》扫描件，这是硬文献证据，华生一方，包括“考证者”张学军、边勇壮也不否认，但他们说《专家建议》是油印件，其他人没有读过，不能算数。

这种说法有点强词夺理。即便是手写稿，也是硬证据，何况张维迎提交莫干山会议的正是这篇论文。至于华生等人没有读过张维迎文章的说法，这当然是可信的，但这不能否定张维迎最早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张维迎论文的主要内容。

张维迎并不是简单地在论文中提出价格双轨制这个概念，而是详细分析了旧的价格体制的弊病，并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8个具体步骤，还从原理上、财政上有针对性地劝说人们解除顾虑。可以说，这篇论文有思想、有实务，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全面设计书。

张维迎在论文中提出，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并不在于责任承包制的“包”字，而是在于“活”字。张维迎说：“大包干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但这种威力只有通过放活市场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如果只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农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饿免寒袭，而绝不可能使农村出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场，责任制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简单地说，农村改革的机制就是放活市场。”这个观点，放在今天看也是新颖的、非常有洞见的。张维迎认为，城市改革要学的就是“活”字、“放”字。

当时，尽管改革实践者早已自发地推行价格双轨制，但对于价格上的“放”，学界多数人和很多经济管理官员都是认识不深的。绝大多数人想的还是怎么把价格“调”得合理。而张维迎此前翻译过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阿伽瓦拉写的《价格扭曲与经济增长》一文，也受到过宋国青等人论文的启发，对价格上的“放”认识较深。

按当时的思想惯性、体制惯性，全面放开价格显然是很困难的，所以张维迎基于“放”的思想，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性改革办法。

张维迎的论文说：“调整价格并不是价格改革，它只是旧体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病。”他很明确地提出，价格改革不是改价格，而是改价格形成机制。

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

张维迎说：“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说明他对于渐进改革的精髓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张维迎还说：“价格体制不改，其他体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只要价格体制松动了，整个市场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迫使其他体制也跟着松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抓住了价格体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

考虑到张维迎当时不到25岁，还是在读的研究生，且当时思想环境相对封闭，上面这段话所体现出来的格局和远见，是令人惊讶的。

张维迎甚至在此文中强调了企业家的重要性，把“缺乏一代企业家”看做是改革的“障碍因素”之一。他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伴随企业的转型，企业家的功能愈益重要。”这一观念在当时也是非常超前的。

那么，既然华生等人也不否认张维迎早于莫干山会议发表了价格双轨制论文，他们为何还说双轨制是他们首创的呢？他们的逻辑是：你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没说双轨制，只有我们说了双轨制，所以我们才是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

这就进入莫干山会议的“罗生门”了。

对于1984年9月3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张维迎和华生、徐景安等人的记忆有重大的歧异。

张维迎参加的是“宏观经济组”，此组因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价格，后被称为“价格组”。而华生等人并不是价格组的成员。

张维迎的记忆是，自己携价格双轨制论文上山，在价格组田源（主张价格改革以调为主）发言之后，急切地发言，提出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观点，语惊全座。因座中人对放感觉难以接受，张维迎迎战众人，并逐渐说服了众人。

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张维迎、刘佑成。

华生等人的记忆是，调派代表田源发言后，张维迎急切地提出放的观点，并与众人辩论，成为放派代表。华生等人听到争论，综合双方观点，提出调放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上主张的是“休克疗法”式的放，根本就没提过价格双轨制思想。

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华生、高粱、田源、徐景安。

谁的记忆是真的？

《罗生门》是黑泽明导演的日本经典电影，讲的是发生在罗生门（地名）的一个杀人案。对这个案件的经过，当事的四个人（包括被杀者的鬼魂）说法各不相同。“罗生门”这个词，慢慢被人们用来指称各人说法各异、真相难辨的情况。

说法歧异，倒也不是说一定是有人故意撒谎。很有可能有人记错了，或者篡改了自己的记忆，而在真诚地说着谎话。

心理学家实验证明，存在三种“记忆扭曲”：

1、想象性夸张(imagination inflation)；

2、基于要点的关联性记忆错误(gist-based and associative memory error)；

3、事后信息误传（post-event misinformation)。

谁都有可能说谎，谁都有可能记忆出错，公平起见，必须先假设，既有可能是张维迎说谎，也有可能是华生等人说谎。

在此假设下，莫干山会议的“罗生门”，能否考证出真相？

借助文献和逻辑，是可以得出真相的。

牛顿和莱布尼茨？NO!

回到文献和逻辑，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张维迎提供了早于莫干山会议发表的原始论文的扫描件，这一文献证据连华生这一方也无法否认。随后，张维迎把这篇论文提交给莫干山会议。张维迎回忆，他在会前的8月30日已完成论文第二稿，并由同住一间房的郭凡生拿去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步骤部分与初稿基本相同，这有《内蒙古经济研究》扫描件为证。

而华生这一方并没有“张维迎没在莫干山会议提到价格双轨制”的文献，他们能强调的，只有记忆。

当然，张维迎一方也没有自己在会议上讲了价格双轨制的文献证明。所以，究竟张维迎在会上讲没讲双轨制，还得求助于逻辑。

那就看看行为逻辑。

大家不妨先假定张维迎当年没有参加莫干山会议，或者即使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但没有参加价格小组的讨论，那会怎么样？

很显然，即使张维迎没参加莫干山会议，仅凭他早于莫干山会议4个月写作、发表的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他也是毫无争议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而且是唯一首创者，这有强硬的文献证据，华生这一方否认不了。

当然，事实上，张维迎不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而且是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争论。但，难道仅仅因为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的争论，他就失去了文献支持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华生等人就可以争一争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了？

假设100年后的后人研究这一公案，难道会有后人认可这一怪异逻辑吗？

逻辑是帮助记忆的。坚持怪异逻辑的华生这一方，记忆的真实性自然成疑。

那么，有没有可能张维迎虽然发表了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但在莫干山会议上确实没有提双轨制呢？华生等人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张维迎的启发，独立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呢，类似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

张维迎4个月前写作、发表了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并向莫干山会议提交了这一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8月30日完成的第二稿坚持与第一稿相同的双轨制改革思路。然而，在9月3日参会的这一天，他却莫名其妙地绝口不提双轨制思想，突然变成了狂热的“休克疗法”者——

就为成就华生等人做莱布尼茨？可能吗？

华生等人说他们发明了双轨制，但他们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华生等人从来没有出示自己会前研究价格改革的论文，他们向莫干山会议提交的论文，也基本可确定和价格改革无关。（注③）

华生等人事先不是研究价格改革的，会议中也不是价格组的，（注④）听到张维迎和田源等人争论时才过来旁听——

然后他们突然就灵光闪现，成了莱布尼茨？

可能吗？

张学军、边勇壮的“考证”，讲述的是一个没有文献支持的、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逻辑。

考证，不是这样做的。

现在的人受利益驱使可能篡改记忆，但，假定100年后有人研究这段公案，谁会抛开种种文献证据，相信张维迎会突然不讲自己已经系统论述的价格双轨制，只为成就华生等人做莱布尼茨？

在假定张维迎、华生等人均可能记忆出错的情况下，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只会根据文献和行为逻辑，认定张维迎的记忆才是真相。

毕竟，张维迎提供的是文献证据，而华生等人提供的始终是“记忆”。证据+逻辑可以否定记忆，记忆不能否定证据。

假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真要发给价格双轨制的首创者，诺奖评委也不大可能接受华生这方的“记忆”逻辑。

华生等人说张维迎只讲了放，没有讲双轨制，这一“记忆”和他们对双轨制的理解有关，但不符合逻辑。

首先，张维迎两版论文都反复强调“双轨制的核心是放”，管住计划内，放开计划外，就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然后再分批分步放开计划内部分，最后走向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⑤

其次，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价格改革的突破就在于把思路从调转向放，最难说服人的是为什么必须是放而不是调。因为放是一种全新的思路，要让现场中满脑子调的人很快完全理解放的思路，并不容易，所以张维迎与人辩论，肯定在放上费口舌较多、姿态激烈，这很容易给人一种较深的印象，那就是张维迎只讲激进的放。

也许张维迎在会上没有不断重复“双轨制”这个词，但他努力推动与会者接受放的思路，其实就是推动与会者接受双轨制，这就像宣传日心说需要讲行星如何围绕太阳转，而不是重复“日心说”三个字一样。张维迎之前发表的论文，同样是花大篇幅努力论述放的意义。因为人们理解了放，也就理解了双轨制。单纯理解调，是没法理解价格双轨制的。所以张维迎在会议上就放与他人激烈辩论，以此推动人们接受双轨制，这和他的论文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合乎价格双轨制的内在逻辑的。

从华生等人的回忆来看，他们心目中的价格双轨制始终是着重于调的双轨制，这说明他们从参会时开始，就一直没有真正理解双轨制的核心。尽管放才是双轨制的精髓，但华生等人始终比较排斥着重于放的双轨制。直到2008年，他们仍然在贬低张维迎的着重于放的原始论文，并把放与双轨制说成两种不同的思路。

理解和记忆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对双轨制理解上的缺陷，很容易误导华生等人的记忆。他们很容易记忆成张维迎会上只讲了放，是“休克疗法”，而他们自己才是价格双轨制首创者。

而最后代表会议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华生也参加了，这更容易让人记忆成华生等人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从文献上看，华生等人会后写成并发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连“双轨制”三个字都找不到，这和张维迎会前的论文相比，也是明显缺乏对价格双轨制的自觉认识的。

留日经济学博士：张维迎阵营的某些人对诺奖的痴迷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做诺奖的春秋大梦

作者：留日经济学博士  

来源：戒台听松 海外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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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维迎教授双轨制文章发表35周年的两个研讨会，引起了各方面不同的反应。1980年代改革的亲历者张学军、边勇壮发表“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言引发的躁动——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的文章之后，人们自然也期待张维迎或其支持者会对文章提出的三个主要问题作出回应：

一，莫干山会议上，特别是那场最轰动的价格改革挂牌辯论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据宏观综合组召集人马小冈的回忆文章，那天晚上他主持的宏观组通宵达旦的白热化辯论吸引了上百人涌入（会议共分7个组，全部正式代表加浙江当地代表总共只有124人），当时到底是张维迎，还是华生等五人的第三种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

二，张维迎35年后才公开发布的内部文章，是通过他在会上的宣讲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导思想，还是并非会议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调放结合建议？

三，莫干山会议之后，是张维迎的理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发展，还是他真的就再也没有对价格双轨制做过任何研究和写过任何文章，同时沿着更极端的市场主义越走越远？

果然，人们等来了一篇署名邓新华的几万字长文，其中大量引用了张维迎的文章原件等资料，为张维迎教授作了全面辯护和火力全开的反击。该文在他处首发后，张维迎的微信公共号很快也将此文发布。

本来，受人之托，为人说话，这也不奇怪。奇就奇在这位作者说是圈内人吧，没人听说过；说是圈外人吧，又有仅张维迎本人及圈内最近的几个人才能有的内部信息。特别是文章从下笔开始，就毫不脸红地编出一个个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把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的圈内之争，带到了一个空前低下的水平。这让我这个只是过去因偶然机会与这个圈子有点边缘联系、现居海外的人都感到这实在是为学人、国人丢脸，不能不说几句。

邓文开头便说，纪念张维迎双轨制文章发表35周年的两个正常学术活动，引来了张、边的“历史考证”文章，说“张学军、边勇壮认为，价格双轨制理论首创权不归属于张维迎，而是归属于莫干山会议的多位参与者——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但只要看过“历史考证”一文的人便知，张、边的文章开始便引用当年华生获奖致词的话，华生说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话绝对不是任何故作谦虚之词”，并一一点到了包括张维迎在内约20人对价格双轨制作出贡献的人名。因此，张、边的文章从始至终质疑的只是张维迎把价格双轨制变成自己的首创和独创的做法，并用资料考证说明华生等五人在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种观点并非不存在，也有自己独立的贡献，根本没有为谁争什么“首创归属权”。

在这个问题上，邓文就不如张维迎自己说的那么直接了当了。网上搜索一下，迄今只有张维迎一个人声称他拥有价格双轨制首创权，而且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只是把我的观点用领导人能够听得进去的话做了一点修改”，就被中央采纳了。因此，张维迎刚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我的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如何形成的”文章中，提到由于会议报告难免加进了别人一些东西，因而就变成了“或者套用一句话，‘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张维迎的文章里，他自己在会议现场宣讲了他双轨制的思想，说服了大家，因此在他的视野中，华生等五人的第三种观点根本就不存在也不该存在，存在了也不值得一提。他明确主张双轨制是他独家的首创权，反对和不满的是别人的质疑以及把他的双轨制说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套话。

回看历史也是这样，几次反复跳出来争双轨制首创归属权的只有张维迎自己。莫干山会议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根本没有任何人去争什么双轨制发明权。记得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双轨制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社会上传言华生所谓“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话，成为大家包括媒体上讽刺的笑料。那时张维迎从未说过他与双轨制有任何关系。过了十多年，双轨制名声慢慢变正面了，张维迎称又幸运地发现了他那个内部资料文章孤本，开始首次在自己书的作者简介中提出，他第一次全面系统论述了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再过10年有余，张维迎又在书中介绍，他不仅首次提出而且携文上山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进而变为中央决策。35年后，张维迎再次旧事重提，召集几个座谈会。这次干脆说，他的双轨制思想与莫干山会议无关，莫干山会议只是给他提供了宣讲自己双轨制改革思想的平台。

正是因为张维迎把话说到这么极端的地步，1980年代改革史的深入研究者、同时也是莫干山会议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朱嘉明的妻子柳红，最近忍不住在微信圈中评论说，“以为已是过去式，不曾想，今年再次兴起，居然开了两个张维迎主导的经济学界研讨会”。“有了话语权，不为同时代那些早逝者、那些受损害者、那些被剥夺话语权者、那些真的建功立业者、那些才华横溢有献身精神者、那些鼓动了改革风潮者、那些恩惠于他的带领者说话，而是历二十年，前后三场争发明权事件，留下了不光彩、不名誉的记录”。这段话引起其他亲历者纷纷点赞。

第一个谎言还没完，邓文紧接着说，“这事跟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什么关系呢”，说“早在十年前华生、高粱、张少杰（已因病去世）等人署名发表《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争夺价格双轨制‘发明权’，文中就已提到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价格双轨制有可能得诺奖”。但一查，又根本不对了。人家的文章中原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赞双轨制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之后，张维迎才突然对双轨制的发明权产生极大兴趣”，全文压根没有一个字提到双轨制与诺奖有任何关系。凭空揑造，倒打一耙，此为二谎。

再接着，神秘的内部信息来了，说上述华生、高粱、张少杰“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这篇文章，“病重中的张少杰并没有看，华生就发表了。张少杰对人说：‘华生曾对我说，如果中国人能得诺奖，那就是双轨制。这件事我就像吃了一个苍蝇，挺对不住哥们的（张维迎）’”。但是，再一查，华生、高梁、张少杰的文章发表于2008年，他们原五人作者中当时有两人是现职官员，大家商量由其他三人出面写篇文章，回应张维迎，澄清事实，说明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放调结合的第三种观点并非“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岂不是太自然和简单的小事吗？张少杰真不同意写，少签一个人的名字也无所谓呀。况且现在文章通讯都是电子记录，任何时候都还可以查啊。就因为有人耳闻别人说过，有体改所的老朋友，去看望病中的张少杰，说到这个话题时劝少杰好好养病，就别再掺和这种争论伤及所里老同事感情的事情。据说少杰回应道，哎呀，文章是他们搞的，我都没看。这就说明张少杰真的没看真的反对？

张少杰去世于2011年。张少杰没看和不同意的文章，自己活着的几年中不说话？听到张少杰说有不同意见的人那时不出来说话？等到今天张少杰去世已8年，现在因为张维迎要造势，就不惜拉出所谓逝者生前说的话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这对逝者还存有一点点尊重吗？张少杰是与华生等人一起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放调结合第三种观点的人之一，随后他们五人还一同在《经济研究》上发文，文章当时还得了中央国家机关优秀论文一等奖，张少杰也没看？从1984年莫干山会议之后，媒体和所有参与者都描述是他们五人在会上综合了调派和放派的意见，提出了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主张。20年后，张维迎说，这第三种意见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是“贼喊捉贼”。张少杰认为自己也是这贼中一员？参与偷了张维迎的东西做了亏心事，对不起他张维迎？这就是邓文大讲的胜于记忆的文献和逻辑？

张少杰去世，在上海的追悼会有好几百人赶来参加，他真正的哥们都去了。在几次悼念追思活动中，张少杰的妻儿还与这些哥们一同聚餐叙旧。张少杰刚去世几个月，价格双轨制就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少杰的妻子还专门就此事联系，说少杰生前对自己参加莫干山会议并对价格双轨制作出贡献，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事之一，希望大家不要因他离世而忘记他的努力和贡献，并对华生在获奖致词中提到少杰的名子表示欣慰，对有些媒体在报道时略去少杰等人的名字表示遗憾不满。张维迎的获奖致词除了站在“无知与无耻”这个演讲题目的道德高地上，却还忍不住要自吹一下自己最早提出双轨制思想之外，提到哥们张少杰或其他任何一个人吗？被张维迎及其追随者指责攻击的华生等五人中不是就有张少杰吗？张少杰会因为自己主张对双轨制有贡献而愧对张维迎这个哥们？逝者已去，亲人尚在，能因其本人死无对证就这样卑劣地做文章？这就是邓文强调活人记忆不可靠、死人不能张口就可靠的逻辑？利用逝者无言，搬弄已生死之隔的几位当年作者间的是非，给自己捞点稻草，实在为人所不齿，此为三谎。

再接着下一句，邓文又说，“得诺奖？想多了。双轨制理论确实是重大的理论成果，但是，它基本没可能得诺奖。我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张维迎把双轨制与诺奖联系起来的文章或谈话。他大概有自知之明”。是吗？真是张嘴就是瞎话而不知耻！张维迎--双轨制--诺奖，不就是这次张维迎文章的两个“正常的学术活动”中制造出来吗？北大国发院的院长发言大讲中国的屠呦呦获诺奖，双轨制也应获奖，而且如果按照诺贝尔奖给发的话，这个奖应该只给张维迎一个人。人文经济学会的大咖盛洪教授把张维迎与得诺奖的产权理论鼻祖科斯相比，说科斯的文章酝酿在23岁，最后发表是27岁，张维迎那时候才二十四、五岁，实际上就是英雄出少年。要知道这些讲话不参会的人是没法知道的，这不全是张维迎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登出来的吗？

其实，即使在张维迎公众号上同样登出的邓新华的文章自己，不是也按捺不住对诺奖的迷恋，文章写到后面，完全忘了自己前面说的话，开始大讲“张维迎提供的是文献证据，而华生等人提供的始终是‘记忆’”，“假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真要发给价格双轨制的首创者，诺奖评委也不可能接受华生这方的‘记忆’逻辑”。连诺奖评委怎么来评和调查取证的细节都想到了，这岂止仅仅是“想多了？”邓文还深入剖析，几十年前的“经济学诺奖，确实群星璀璨，得主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那时候的诺奖奖励原创思想，可是近些年的诺奖呢，基本上是重术而不重道，思想创新上乏善可陈”。因此，尽管万事俱备，邓文仍不免忽悻悻然，悲从心来，不帮诺奖评委会改变其错误倾向，重新设计评选规则，“价格双轨制理论属于道，得不了诺奖的”。对诺奖的痴迷到这种走火入魔的程度，到底是谁去制造诺奖的话题，做诺奖的美梦，还不是昭然若揭吗？春秋大梦，掩耳盗铃，此为四谎。

邓文后面又用大量篇幅来论证“记忆的不可靠”，说张维迎的记忆是他“自己携双轨制论文上山”，“提出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观点，语惊四座”，“张维迎迎战众人，并逐渐说服了众人”，说“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张维迎、刘佑成”（还提刘佑成吗？他一年前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文章，可完全不是这么说的！这次拉他站台说话可把他坑苦了。）邓文又说，华生等人的记忆是“华生等人听到争论，综合双方观点，提出放调结合的价格双轨制”。“同意这段记忆的，有华生、高粱、田源、徐景安”。然后故作公正地说，双方记忆可能都不可靠。但张维迎有文献文章和逻辑为据，所以才是可靠的历史证明。

这就怪了，张学军、边勇壮的文章引了几乎所有莫干山会议主要组织者、争论者，当事人的文章，承认张维迎的说法的，几乎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所有人在不同时代的文章和记忆都出了问题？莫干山会议发起媒体《中国青年报》会后对华生的专访也是人物记忆错误，把会上“说服了大多数人”的张维迎搞成了华生？真搞错了，别的媒体包括张维迎本人也不出来纠正？张维迎在整个1980年价格双轨制被责难时一声不吭也是记忆错误？邓文说记忆不可靠、文献可靠，张维迎手持的内部参考资料孤本从不公开示人，直到35年后的这几天才公布，除了张维迎自己可以每天看着而自得的以外，别人怎么知道其真假、承认它的历史影响和价值？邓文说此文二稿据张维迎回忆（这时回忆又可靠了），在莫干山会前已改好，后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问题是这个第4期是12月出版的，这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后。这时发表的文章已与张维迎现在公布的原稿大不相同。所以才有徐景安问张维迎，到底他们俩人是谁抄谁的一幕，以至张维迎扬言要动手打徐景安。

邓文说，“即使张维迎没参加莫干山会议，仅凭他早于莫干山会议四个月写作，发表的全面论述价格双轨制的论文，他也是毫无争议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者，而且是唯一的首创者”。这就是说，张维迎就是没有来参会，莫干山会议还是要承认张维迎的首创和独创，承认这场会议只是为张维迎的思想理论起了垫脚石的作用。这个想法未免太好但也太一廂情愿了。然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张维迎的文章，与中国改革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价值？要知道张维迎未公开发表的内部参考资料文章，仅仅提到了一次“双轨制价格”，还远不如1979年张纯音在权威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论述的“价格的双轨制”更接近后来的用语。

邓文说，“当然，事实上，张维迎不仅参加了莫干山会议，而且是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争论。但，难道仅仅因为参加了莫干山会议的争论，他就失去了文献支持的价格双轨制理论的首创权？”因比邓文认为既然张维迎带论文上山，其唯一逻辑就必定是张提出了双轨制，说服了大家，这样，“证据+逻辑，可以否定记忆，但记忆不能否定证据”。“后世的历史研究者，只会根据文献和历史行为逻辑，认定张维迎的记忆才是真相”。因此，说会上还有人讲第三种观点的所有这些人都是“怪异逻辑”，都是“理解错误”，“编码错误”，“记忆错误”。邓文为此还不辞辛苦给大家上了一堂心理学课。

其实，关于莫干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华生倒是从来说的很坦然。他在创新奖致词中公开坦承，他们几个人参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价革改革思路。去年在复旦大学改革开放40周年的的研讨会上提到此事，华生说，“当时会上出现价格改革放和调的两种思路，放派说只有放才有真市场，调派说现在放开不现实，必须先调。双方争得热火朝天。我与参会的另外4位研究生同伴一起讨论碰撞后，做了个今天说起来是个挺简单的工作，就说别争了，我们综合一下出个第三条思路：放调结合吧，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

“过去在回顾这些历史时，我总强调说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看到有人因改革争名争发明权时，觉得自己还挺谦虚的。今天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关口回过来看，我很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其实还有无数的人为改革开放在不同层面上或出谋划策或身体力行，发挥着更大或更实质的作用，只是因各种原因没机会显露或被重视提及。我上面所说我们参与的事，如果没有人听没人采纳也就啥都不是。因此，没有当年改革开放不拘一格、广开言路、领导不耻下问和勇于及时公开纠错的宽松大环境，我们这样的普通学生学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发挥任何作用。在历史的巨流中，我们不过是逐浪而行的几粒小沙，离开了无数或位高权重或身份卑微的人组合的历史潮流，我们压根不会产生那些想法，产生了也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有见解写出来也不过只会是躺在书架上的几篇很少人问津的文字，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便是显赫的权势人物，也只能多少影响短暂的一刻，至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作用更可以忽略不计”。应当说，这样的回忆和认识，听起来更加真实质朴。

但是，邓文则坚决表示，即使大家都承认了张维迎的双轨制首创权，也绝不能接受华生等五人在莫干山会上与张维迎同时独立发挥了作用的说法。邓文说，是否可能如张曙光所说，华生等五人在会上“灵光一闪”，同时独立地提出了与张维迎相同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想呢？邓文认为绝无可能。因为华生这批人对双轨制理解错误，也从没做过这种研究，因而邓文费力去证明，并引证刘佑成的话（又是私下对张维迎说的？）说，华生等根本不在讨论的这个组，写的也是关于企业改革的文章（是吗？）。因此邓文大言不惭的说，如历史上出现分别独立发明微积分的巧合，“牛顿和莱布尼兹？NO！”，华生等人“不能光凭‘记忆’说自己突然就成了‘莱布尼兹’，甚至还贬低‘牛顿’的功劳”。张曙光教授虽然亲自到会肯定了张维迎的首创贡献，但后来也说，如果张维迎在莫干山辩论中讲了双轨制，华生等五人就不可能当场将之作为第三种观点再讲，故在会上也应发挥了一定独立作用，但就这还是不客气地被邓文搧了一巴掌：“张曙光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懂得记忆的规律，也忽略了对文献进行逻辑分析”。邓文说华生等五人一定是现场先听了张维迎的双轨制观点，然后当众转手居为已有贩卖，而绝不可能是碰巧在会上与张维迎并行独立提出双轨制思想。而会议组织者，发起媒体、主要参会辩论者均或“故意撒谎”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而在真诚也说谎话”。总之，莫干山上参加辩论会的所有别人的记忆都错了，文献和逻辑证明只有张维迎的记忆是真实的。这样，张维迎对双轨制不仅是首创，而且在莫干山会上还必定和必须是独创。

 那么，在张维迎已经有了首创了之后，为何非要证明是独创，绝不能与任何其他人分享呢？这就是我们这样眼光短浅的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了。有人在网上分析说，张维迎必须把双轨制的首创权、独创权和变为中央决策从而中国实践的转化权都归于他一人，这样得诺奖成为牛顿式的人物才更有把握。况且，一旦容许别人分享，涉及的人太多，同一项诺奖最多只能颁发给三个人，如果万一象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那样，张维迎被排在了最后，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其他人特别是人数最多的那组人赶出去。诺奖梦做成这样，牛顿、莱布尼兹的胡言乱语都来了，此为谎言之五。

那么，邓文最后说王小鲁对张、边文章中说法的否认总该是真话了吧？仔细一读，其实还是不对。首先，引用张学军、边勇壮的文章的这段话这次倒是加引号引了，但是，又很细微地做了篡改，把张、边文“前一阵原体改的老人聚会”，改为“前一阵原体改所老人聚会”，加了一个“所”，一字之差，内容差之千里。不错，王小鲁否定了这个体改所聚会的说法。但再仔细看，王小鲁说，“真实情况是，张维迎读到我的书后，微信发给我他写于和印发于1984年莫干山之前、后投寄莫干山会议参会的文章影印件，只是供我参考”。王小鲁说他看了以后觉得张维迎说得有一定道理，“因此在书里作了修改补充”。由此可见，无论在细节上是否有出入，这个基本事实正好证实了张学军、边勇壮文章所说，张维迎给每个写到莫干山会议和双轨制的人做工作，让人家接受他观点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王小鲁文章的结论是，“在我看来，价格双轨制改革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

巧合的是，王小鲁的文章开头就还提到了张少杰，“记得十多年前与好友和前同事、莫干山会上“调放结合”价格改革的提出者之一张少杰一起喝酒议论到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聊过这样的话”：汽车抛锚，大家一起下来推车，“事后为究竟谁推了第一把争论不休，这样意义大吗？”“作为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都有理由感到自豪。但在确认自己做过贡献的同时，也有必要承认别人的贡献”，“后来少杰和其他朋友关于这个问题的交流，表明了这也是少杰的态度”。可见王小鲁的说法、张少杰生前的态度都与张学军、边勇壮文章的基本观点完全相同，即双轨制是那个时代包括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唯一站在这个观点对立面的就是邓文支持的张维迎的观点，即张维迎不仅是双轨制唯一的首创者，而且是独创者，并且是用他的思想说服了莫干山会议的大部分人，从而成功地变为中央决策的转化者。是啊，既是首创，又是独创，又是转化，从而为中国十几亿人的实践所证明其成功，这个诺奖的梦才能做完整。但是，这样的颠狂大梦能是真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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