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今年已经71岁了,银行说年龄已经超过了65岁,65岁以上没有完整的证明材料,不允许把额度之内的钱汇到国外,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央行的政策,可见许多商业银行为了执行资本管制的规定,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防止资本外流。其中一个办法,一个营业部门两个窗口开,虽然有五个窗口,但只开两个窗口。”
余永定:我只不过是接近退休,其实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我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金融开放和资本管制之间的关系。
刚才外管局的孙先生作非常精彩和具体的发言,说的非常好,完全赞成。
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可以回想,2009年开始推人民币国际化,很快出现主导的舆论,中国应该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在2012年,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口号被提出,而且写入各种各样的正式文件之中。虽然没有非常正式的文件,但大家似乎达成默契,大家都认为2015年的时候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基本可兑换。2020年实现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本管制。大家现在回过头想一想,如果当初按照这个计划执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系列意向,今天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不难想象,情况会非常危险。
幸好我们的领导机构及时对政策进行调整,我们不是在2015年基本实现,2020年完全实现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可兑换。相反的是我们大大加强了资本管制,管制加强到什么程度?有人说老余,你这是商鞅变法,自己坑自己。
有一次到银行换汇,每个人的额度是5万,我完全在这个额度之内,我想换2万美元汇到国外。因为我要到国外探亲,结果被银行制止。
银行说你的年龄已经超过了65岁,65岁没有完整的证明材料是不允许把你额度之内的钱汇到国外,一下子惨了。
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咱们央行的政策,可见许多商业银行为了执行资本管制的规矩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其中一个办法,一个营业部门两个窗口开,虽然只有五个窗口,但只开两个窗口,等去吧。各个地方都想了很多办法,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当然了加强资本管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一直赞成,也一直在鼓吹这样的做法。但我们有的时候容易把事情做极端,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当中。合法的换汇也受到阻碍,当然也是一个笑话。因为我超过了65岁,今年已经71岁了,所以没有资格按照规定换汇。
潜台词就是说你该死了你又不是年轻人,你干什么?年轻人去学习,你为什么换汇?有的做法过了。
但我并不埋怨他们什么,这样的做法应该调整。但说明一点,我们现在的资本管制大大加强。大方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在一些细节上需要进行调整。
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为什么管理部门及很多的银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资本管制的措施?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的汇率不动,基本不动。
我们要维持汇率稳定,潜台词是不能突破7,7是一个心里关口,只要到7就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干预,让它不要突破7,值得讨论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经济当中价格是一个调节的杠杆,需求多了,价格上去。需求少了,价格下去。对于外汇也是如此,如果都想把钱汇出去,都想利用人民币汉美元,这时人民币要贬值,因为对美元需求多了,美元上涨。
这本身是一种具有调节机制的。我想到美国买房子,因为美国的房子比中国大陆的房子便宜20%。如果说人民币贬值了20%,再算的话美国的房子就不便宜了,那时也不去换了。对企业来讲,它也会做这样的计算。我想强调一点,汇率是一种稳定资本流动,稳定金融跨境流动,使我们的经常项目和我们的资本项目,总的来讲就是使得国际收支趋于平衡的重要调节机制。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自由浮动或者说有管理的自由浮动,很少有国家说我们国家的国家货币要盯住美元,比如说盯住7或者说盯住8,很少。据我所知,现在唯一剩下的是香港,香港盯住美元,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但它也有一定的波动区间。如果不允许让汇率贬值,又不想让资本外流,不想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怎么办?你只好加强资本管制。
我想表达的意思,加强资本管制是对的,也是正确的,也是不得不做的,而且我们现在做的确实不错。
另一方面,应该让人民币有相当的灵活性,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相对的使资本管制松一点,让人们有更多的灵活性决定到底是不是要把资金汇到国外,或者使企业容易的换汇,买人民币或者卖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和资本的流动,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要比较好的结合起来,找到平衡点。现在似乎对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强调的少一点,我觉得这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太有利的。
我再次强调,加强资本管制安全正确,而且现在我觉得外管局做的非常不错。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对人民币的汇率的浮动过于担心,使得我们的资本管制方面可能有的地方做的有点过了。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平衡,让人民币汇率多一点弹性。
第二,目前宏观经济形势要求我们让汇率有比较大的弹性。
大家一般讲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人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什么意思?对美元的稳定,还是对人民币的有效名义汇率的稳定?我们自己讲要盯住一揽子的货币,BIS不断地公布人民币的名义调控到底是多少。我们在盯住美元的过程中,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元是一种升值的状态,人民币盯住美元,所以也随着美元升值。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的名义有效汇率是升值的。日元、英镑、欧元对美元都在贬值,由于你的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出口的竞争能力受到损害。根据BIS的材料,我只是看到了2-3月,人民币在3月升值了2%,就是它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2%。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你的名义有效汇率是升值的,而这个对中国的出口是不利的。我们目前又面临着美国的打压,关税提高了,原来是500亿25%,2000亿10%,现在这2000亿也提高到25%,而且特朗普威胁说进一步提高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一方面提高关税,一方面名义有效汇率又在升值,对中国出口和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不利。
我们确确实实许诺,而且我认为中国一定要执行这样的许诺,我们不把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贸易战的工具,没有错的,我们一直在严格地遵守这样的诺言。但我们有权力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执行独立的宏观经济政策,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的过程,第一季度表现比较好,但4月表现不行。5月到底怎样,现在没有材料。但我们得到的许多信息的反馈,我们的经济增长往下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简单,实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具体来说,执行宽松的财政政策,要有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关键因素,我们把利息压低。我们应该让利息压低,解决企业的融资贵和融资难的问题。现在由于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不破7,我们需要不断地干预。当然了现在央行干预的比较巧妙,不是像过去那样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2015年、2016年用到一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是不能重复的。我们采取了紧缩立案市场的人民币的流动性,发洋票。这不错,但这是紧缩货币。现在的压力不是特别大,这样做是可以的。但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上升,怎么办,还是通过紧缩人民币的流动性吗,这是有升息的作用。连带起来,中国货币市场的利息比上升,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利息比下降。这样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除非外贸形势得到好转,除非我们的经济增长形势好转。否则,我们迟早要执行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和我们保7的政策会发生矛盾。
结论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们不是增加出口而贬值,我们是要想保持经济的增长,这对全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宽松货币的政策。当我们一旦采取了这样的政策,迟早再次面临是否允许人民币破7的问题。如果让人民币破7有恐慌,大量的资本外逃,情况不可收拾。我不相信这个论点。潮水往外流,水从哪里来?我们的经常项目有顺差,不会有很大的换汇压力。资本外逃不像2015年和2016年那么容易了,资本跨境流动有一块是合法的。比如外资把利润汇回,外资撤资都是合法的,没有问题。但这是一种比较长期的决策,我不相信外资会在短期内把大量的利润汇走,一下子把资金撤走。因为你破了7,他们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是长期的考虑。甚至在现在的情况下,据我知道,广东外资的流入比外资的流出少,有的撤资,但也有更多的投资项目进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过去主要是资本外逃造成的压力,现在我们加强了资本管制。我不知道如果让人民币汇率由7变到7.01,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大灾难,我认为不会出现大灾难,完全是自己吓自己。现在让它在7之间晃动,7.1、7.2又回到6.9,这样晃大家心里适应不会有大的问题。如果一旦形势恶化,我们需要大规模的采取刺激政策。如果我们的贸易形势恶化了,那这时需要大幅度的贬值,那时敢不敢破7。如果那个时候破7,那时会产生恐慌。与其等着那个时候破7,不如现在让它在7这晃动,这是可控的。我们应该利用比较自然的心理,比较放松的心理看待汇率的变动。7、7.01、7.02与6.9和6.95没有区别,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有信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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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先生余永定:我理解周小川 但纳闷那些在国外买房的外汇哪里来的》
本文源自2016年11月17日2017《财经》年会,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不敢对人民币汇率做出判断,谁都很难做出判断,很多著名的银行家都说,对他们来讲最最困难的事情是具体判断最后会走到什么水平,这太困难了。我想讲一下比较原则性的问题。首先,我完全赞成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长期人民币贬值,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强势货币,但目前,人民币确确实实面临着贬值压力,从总体上来说,来源于贸易,我们过去出口顺差非常大,现在出口顺差就有所减少。最重要的是资本外流,包括资本外逃,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专门介绍怎么在美国买房,我就奇怪了,每个人5万美元的额度,怎么能在美国买房子,合法不合法?但电视台已经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怎么在美国买房子不吃亏、不上当。
央行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自己猜想,是适度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有序的、逐步的贬值,最后达到均衡汇率水平。与此同时,加强资本管制。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过量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我对央行加强资本管制的措施完全赞成,我觉得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确确实实要加强资本管制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强调资本管制,加强资本管制的同时,电视节目里却在议论如何把钱挪到外国去,在外国买房子,是不是还有很多渠道使人们能够非常方便的把钱汇出去呢?我不知道,我向有关方面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虽然干预的程度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这种干预的结果,首先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过去两年中,我们消耗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当然这里头有估值作用等等,但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大家可能对8000亿的概念不是特别清楚,我想强调一点,IMF的总资源一共是6600亿美元,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政府所消耗的外汇是3500亿美元,我们是8000亿美元。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藏富于民,我不否认,但有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不是藏富于民,是我们损失了钱。
另外,它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特别提出了这一点,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降准呢,因为一降准输入更多的流动性,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央行也充分认识到了,如果汇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现在不得不加强资本管制,虽然我长期以来支持加强资本管制,但我们必须承认,资本管制有一系列的副作用,如果我们让人民币更多的由市场决定,资本管制的压力就会相应的减轻。过去我们的一些政策错误的原因是顺序没考虑,如果把顺序搞对了,最终我们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
缓慢的贬值,不能消除贬值预期,市场总是预期,你还是要贬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就会受到很多阻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防范汇率风险,如果大家都认为人民币要贬值,很难找到交易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发展衍生金融产品也是比较困难的。
汇率贬值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没有这么可怕。从国际上,一般大家讨论四个问题:第一、银行货币的错配。第二、企业的外债。第三、主权债。第四、通货膨胀。就我们中国目前来讲,这些问题都不存在。而且我还想说一下,在世界经济史上,你是否能找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国家三十多年来都是经常项目顺差,现在的经常项目顺差依然是世界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或者是第二,这个国家有3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个国家的执政能力超强,这个国家还有资本管制,它的汇率会大幅度贬值20%吗?能找出一个例子吗?我认为是没有的。我不否认,如果央行停止干预,可能在短期会出现所谓的超调,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是有能力来克服这种冲击的,只要我们做好准备。
总而言之,我希望能够及早下决心,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尽快实现汇率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许多枷锁,专心致志的把我们的宏观调控搞好,把我们经济结构的调整搞好。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肯定会明显加强,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的初期,因为他多少要表示履行他的竞选诺言,而且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现象,全球化对美国不同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对美国的蓝领工人,确实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改善速度减缓,甚至没有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蓝领工人来讲,可能是有好处的,所以,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政策是有民众基础的,中国应该对此做好准备。
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国际化的步伐,我们要高举自由化的旗帜,你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成了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这样做是正确的,无论是从实际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正确的。
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量力而行的问题,要适度的问题,不能太冒进。最近,我们一些银行被罚款,我们媒体和一般公众的潜意识,马上认为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不对,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这是受了人家长期宣传影响的一种偏见,不见得是咱们的不对,或者咱们可能有点不对,错可能是在对方,美国不但罚中国,而且罚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大银行,并不一定是那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警惕。我们在向外扩张的时候,向外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量力而行。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稻葵说的巨大的流动性,我们可以简单的算笔帐,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办呢?只能是资本管制,这个额度是不能改的。当然我不会主张他把额度减少,但无论如何,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额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学生告诉我,有些老板把员工的身份证借来换很多外汇,这种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买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吧,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完全靠市场的方法是没法解决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币在贬值压力之下,应该尽快释放这种压力,而不是缓慢的释放压力。我们在过去十几年中,已经有这个经验教训了。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定要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那是理性的预期,你打来打去,热钱不断地流入,一不小心掉入美元陷阱。现在同样是这样的,你是打不掉的,让它贬到底了,预期就消失了。去年的股市给我们提了非常好的经验,它升到高点要降,不让它降花了几万亿套在那儿,最后还是降,最后到3000点还是稳定在那儿了。
我的意思是资本管制不能放弃,但我们不能轻易改变过去的一些承诺,我们现在是严格执行已有的管制,另外,尽快的让人民币由市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减轻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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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表述的是,资本管制要继续进行,但是更多的精力要放在纠察一些非正规渠道或者违规的换汇外流上,而不是想着法地不满足正常的换汇需求和换汇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