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
本文揭示了，无论你站在左边和右边，你都可能站到了文明的对立面。
文 /丹·桑切斯
>DAN SANCHEZ<<
译：禅心云起
每个人都担心文明的衰弱和野蛮的崛起。
左派认为，特朗普对他们所希望和梦想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社会，构成了一种倒行逆施的威胁。他们使用社交标签#抵抗，反复呼吁“别让他分裂我们”。那些最激进反对特朗普的人，称自己为“安提法”（Antifa，意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实际为激进左派），并摆出一副“抵抗”纳粹式野蛮重新萌发的先锋姿态。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信众把自己当成西方文明的坚定捍卫者，反对门口的野蛮人。他最激进的拥戴者，支持强硬的民族主义（另类右翼、新反应派等），把自己想象成是现代“十字军”。而特朗普本人，特别忧虑“洪水猛兽”般的野蛮人销售给我们平板电视。他在就职演说中说：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免遭他国蹂躏。这些国家抢造了我们的产品，挖走了我们的企业、损害了我们的就业机会。”
反对特朗普的安提法和支持特朗普的另类右翼呈水火不容之势-保卫文明
究竟哪一方真正在支持文明，哪一方对文明构成了威胁？为了有意义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文明。
柏拉图与劳动分工
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最初来源于civitas，代表“城市”的拉丁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市民或城市公民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最独特和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的经济层面。
柏拉图探索了共和国中城市的本质特征。他问道，一个城邦的经济基本原理是什么？他回答，最至关紧要的是通过供给满足公民身体机能上的需求：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金字塔。人类需要食物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需要住所为他们挡风避雨，需要衣著为他们取暖避寒。
柏拉图接着提问，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和家人供给这三者吗？在城市以外的世界中，这是典型的供给模式。某些家庭、部族和部落——无论是猎人-采集者、游牧民还是农夫——都生产他们使用的一切。这种经济孤立状态被称为自给自足。
但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每个公民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只要把工作分开来做，即每个人都实现专业化。一个人可能是农夫，另一个人可能是建筑工，还有一个人可能是裁缝。
- 农夫耕种作物，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建筑工和裁缝。
- 建筑工建楼盖房，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农夫和裁缝。
- 裁缝剪布裁衣，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农夫和建筑工。
柏拉图（公元前429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
究竟为何出现了这种亚当·斯密若干世纪后所称的“劳动分工”？因为，正如柏拉图和米塞斯所赞成的那样，人类的生产能力是多样化的。一些人更适合耕种，一些人更适合建造，还有一些人更适合裁剪。如果最好的农夫双手犁地，最好的建筑工留在操作台，最好的裁缝拿起针线，然后奶昔小站（Shake Shack，纽约知名汉堡店）的汉堡，时尚的顶层阁楼以及斯潘克斯（Spanx，知名内衣品牌）的打底裤，会比每个人都从事这三样工作时要丰富许多。
斯潘克斯、奶昔小站
与比较优势
但是，如果所有这三样工作，恰好干得最好的都是同一人，这时怎么办？即便如此，正如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大卫·李嘉图首先详细说明的比较优势法则所解释的那样，劳动分工仍然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例如，在亚特兰大斯潘克斯总部楼下有一家奶昔小站汉堡店。据我所知，斯潘克斯创始人萨拉·布雷克里（Sarah Blakely）的烹饪手艺，可能比楼下烤架旁的年轻人要优秀得多。这位亿万富翁可以花时间去探究和烹制自己的奶昔汉堡。但这样做会牺牲她用心照料内衣帝国的时间。如果萨拉在这段时间内专致于斯潘克斯的业务，她会为顾客创造巨大的价值，以至于顾客付给她的钱，足以让她购买自己喜爱的奶昔汉堡，还可以买到她想要的其他更多东西。
因此，萨拉专注于她的领域，将食品生产留给奶昔小站和其他人士是有意义的：工作时间花在服装上，渴望一顿汉堡午餐时就下楼。从经济角度说，尽管萨拉可能在生产内衣和汉堡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但煎炸厨师在生产汉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回到柏拉图，把专业化逻辑从消费财货的生产领域延伸到资本财货的生产领域。使用耕犁者个人的比较优势在于，不应把他擅长的耕作时间，浪费在制造耕犁上。柏拉图认为，他应该进一步把心思花在农业上，让其他人专注于制造“农业工具”。他继续说，“建筑工也不造他的工具”，就像孤立状态的农夫，或任何其他生产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称“初阶财货”的生产者那样。相反，在城市当中，你会发现数不胜数的工匠在制造门格尔所称的“高阶财货”：木匠制造耕犁、铁匠制造锯子，等等。
分工的效率进一步扩展到专业生产，不仅是工具，而且是部件，还有更高级的产品领域：因此带来亨利·福特装配线惊人的生产率。此外，单个工具或部件的制造，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多个子任务，每个任务都由专门的人来执行，这样效率还要更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他著名的扣针厂为示例：
“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通过分工，十个工人“一人一日可成扣针四千八百枚”，而如果他们孤立地工作，每个工人都很少能够制成一枚。
更高级的需求
这一切好像听起来过于物质化？没错，然而人类的生理需求是生命的现实。虽然你不能用钱买到真爱，但冻毙之时，你也无法享受到真爱。你正因饥饿而神智错乱时，也难以思考宇宙、探索灵魂或欣赏高雅的艺术作品。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登上马斯洛金字塔的顶部，倘若不首先爬入它的底层。
劳动分工效率的解放使财富成为可能，文明人因此可以负担起不那么紧迫的需要，如精神、智力和审美的需求。如果一个社会变得足够富有，那么通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甚至这些更高级目的的供给，也能得到提升。正如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中所写：
“在城市里，有些人摆脱了物质生产，而专事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的生产。”
想要享受生活，没有任何过错，还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分工的效率，提供给市民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舒适、便利、享乐和奢侈的设施。
社会的来源
米塞斯认识到比较优势法则的重大意义，并将其更名为协作法则。他认为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能够认识到与他人劳动分工的好处，因此这样行动。这造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 建筑工和裁缝依靠农夫为他们提供食物。
- 农夫和裁缝依靠建筑工为他们提供住所。
- 农夫和建筑工依靠裁缝为他们提供服装。
这种相互依存大大增加了冲突的代价，增进了和平共处的愿望。建筑工可能有气力谋杀农民及盗窃他的作物。但是，他今后必须自己耕种以获取食物，这再次带来远低于出售房屋及用这笔收入购买食物的效率。
因此，劳动分工培育了文化教养，这是文明的另一个特征标志：减少冲突的规范，从人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到礼貌修养。而这种文明进一步反哺了经济合作。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年），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
现在我们有了一幅文明的图景：劳动分工、繁荣昌盛与文化教养。这幅图景被一个理想的、蓬勃发展的城市——有繁忙的工商业、智力追求、活跃言论、艺术创作和城市的生活乐趣——最为生动地描绘出来。
贸易让世界变得文明
但是要实现这一图景，光有城市内部的商业和劳动分工还不够。正如柏拉图所说，“要找到一个没有进口必要的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比较优势的法则，不会停留在城市的边缘，甚至不会止步于海岸线。外国人一样也有与我们不同的比较优势，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自然资源的获得方面。
因此，不仅与邻居通商，而且与遥远地方的人民通商，都具有了经济意义。为什么要在马萨诸塞州的温室里种植香蕉？比起寒冷的新英格兰所能种植的，你捕捉龙虾换来的钱，足够从温暖的拉美购买多得多的香蕉。
通过促进这种跨境贸易，商人在全世界扩大劳动分工，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正如在城市内部一样，国际劳动分工创造了国际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进了国际和平。如果货物跨过边界，就不太可能让军队跨过边界。炸毁你的国外市场或你的供应链，都没有丝毫意义。
贸易是“世界性的”（cosmopolitan），而cosmopolis在希腊语中代表“世界城市”，意指它扩展了城市的文明——劳动分工、繁荣昌盛和文化教养——使之席卷整个世界。
国际商贸也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把不同文化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获得经济利益，刺激跨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增加傲慢偏见的代价。伏尔泰在18世纪写道：
“走进伦敦证券交易所…你会看到所有国家的代表汇聚一堂，为人类服务。在那里，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待彼此就好像他们同属一个宗教。不虔诚者的称呼只留给那些破产的人。”
1810年伦敦证券交易所
再一次，劳动分工促进了文化教养。
文明及其反叛者
现在我们更加了解文明的含义，我们终于能够对支持特朗普的右派和反对特朗普的左派——他们全都摆出文明捍卫者的姿态——下一个判断。
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及其拥趸喜爱的这个教义，瓦解了全球劳动分工。它同时妨碍贸易壁垒两边的生产者，使他们无法再专注于自己最大的比较优势。双方效率都因此极大下降，两国消费者也从而滑向贫困。每一个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都是向原始自给自足的匮乏倒退一步。
这也是走向战争的一步。正如劳动分工培育了文化教养，经济民族主义导致退回部落战争（现代国家是更大部落的代称）的野蛮残暴。如果货物不跨越边界，军队就更有可能跨越边界。
对世界文明来说，比门口的野蛮人更危险的，是占住这些“门”（设置国际商贸障碍）的野蛮人。
特朗普也对他造成国内分裂不和的政策和论调负有责任。然而，他的许多批评者发出的“别让他分裂我们”的呼吁，同样十足虚伪。
左派痴迷于阶级战争和身份政治。这些关注绝不是愈合社会中的裂痕，只会造成和加剧分裂，威胁到劳动分工产生的国民和谐。
阶级战争瓦解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卖家和买家、雇主和雇员、资本家和工人、富人和平民等等之间的自然和谐利益，手段是让这些群体互相仇视。它也通过阻碍国内分工而令所有人滑向贫困。
如上所述，商业打破偏见，不仅在文化和宗教之间，而且在性别之间和种族之间，促进了世界性的文明。“社会正义的斗士”，以他们一触即发的敏感、对思想犯的政治迫害、基于身份制造不满情绪和受害人情结的倾向，播散内乱的种子，威胁着要消除这种真正的进步。这样过激的行为，绝不能有效地阻挡偏见，似乎反在驱使人们出于厌恶和蔑视而加入“另类右翼”。
由于“安提法”和“另类右翼”都升级了他们的言论，加剧了他们的吵闹，甚至达到了像魏玛德国晚期“红衫队”和“褐衫队”【注：纳粹上台前德国左、右派的群众武装组织】那样街头定期争吵的地步。
然而，我们应该谨记，两者都不是文明的朋友，两者都不配得到我们的支持。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微信号：Political_Economics
功能介绍：宣扬个人至上、 财产至上、 法治至上、 市场至上之理念，传播经济学及伦理学观念，用正确观念战胜愚昧、弱智和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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