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2019年1月15日
《Mobile World Live》 Joseph Waring ：您在军队的这段经历，怎样影响的您在华为的管理风格？现在华为在全球都面临着比较多的审查，华为与军方的这些联系，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到华为的未来？
在我入伍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代，工业、农业的运作已经完全混乱，国家处在极度困难之中，中国人在吃饭、穿衣的问题上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曾经在1962年时候我们每个人每年能分到的棉布只有1/3公尺左右，这块布是用来补衣服的。所以，我年轻时没有穿过像样的没有补丁的衣服。
当时中央希望要让中国每个人每年都能穿上一套新衣服，就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化工设备，建立一个大型的化纤厂，希望通过生产化纤来给每个人提供一套化纤衣服。
这个化纤厂在辽阳太子河边上，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中国完全混乱了，调不动地方工程队伍，地方的工程队伍都不肯到那个艰苦地方去，所以中央只能调军队去修建这个化纤厂。
当时部队的工程能力比较低，像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得到了使用。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的现场，没有一间房屋，部队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当时是七、八月份。后来工厂拨款建了大批的土坯房，漏风、漏水。那段时间我的体会：
- 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 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
当时法国这个化纤厂，自动控制水平是非常高的，至少当时全中国还没有这么先进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世界先进技术，还学会了吃苦。
- 我们住在这种土坯房中，既不抗冻，也不防风，最低温度可以达到零下28度。当时中国处于极度困难时期，肉和油的供应极少，东北老百姓每个月供应的食用油是3两，相当于150克。没有任何新鲜蔬菜，这些蔬菜都是在秋天把白菜和萝卜用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池腌制起来，做成酸菜和酸萝卜，那么就吃半年的酸菜酸萝卜。
- 主要食物是高粱，而且是很难吃的杂交高粱。我们一边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一边过着最原始的生活，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用一个词总结，就是“冰火两重天”。
但那段时间，我过得很快乐。
那时在其他地方读书太多是要受批判的，唯有在这个工厂还可以读一读书，因为完全搞不懂这些现代化设备。那时候我是连队的技术员，由于工作努力，后来晋升到一个20多人的小型建筑研究所当副所长，技术职级是副团级。
我们那时的梦想，就是希望在改革开放大裁军之前，能够得到一个中校军衔再退伍，可惜没有实现。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一个没有获得军衔的退伍军人。
《金融时报》Yuan Yang：根据记录，您在198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你为何没有参加其他的党代会呢？华为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在担负最先进的化纤厂的建设过程中，检验先进设备缺少一种仪器，这种仪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个技术员在国外看见过，告诉我是什么样子。我就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推导了出来，但是我对推导并没有把握，就曾去请教过东北大学的李诗久教授，来确定我的推导是否合理。
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把这个仪器发明出来了。当时正好国家粉碎了“四人帮”，开始搞经济建设，国家在寻找好的案例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我的这个小发明就被夸大成了大发明，被各种报刊、杂志、电影纷纷宣传。由于广泛的宣传影响，我有幸被全国科学大会选中，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不是党员连炊事班班长都当不了。我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却不是党员，上级很奇怪，所以组织给了帮助，让我成为了党员。当时我不能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不是我个人工作表现不好，而是我的家庭原因，当时我父亲是作为“走资派”被关进牛棚的。大家都知道，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他的历史远远比一个工农干部要复杂得多，共产党的严格审查致使他十年没有平反，所以我不能入党。我1978年入党后，当时国家提倡干部要四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我又符合条件，就推荐我去参加十二大选举，我就被选上了。
可惜那时候太年轻，对党在这个大时期的大改革什么也没听明白，这是十分遗憾，我那时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我是永远地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我绝不会做伤害世界任何国家的事情。
《美联社》Joe McDonald：我们知道过去两周或者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您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今天很感谢您和我们交流。我的问题和安全相关，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政府，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安全的担忧，其实他们并不怀疑华为技术的可靠性，而是看起来担心华为，甚至是担心所有中国公司。因为毕竟在中国，如果共产党要求企业做一些事情，企业必须服从。所以我想知道对于华为的外国客户，您能给他们怎样的保证，华为能够保护他们的网络安全，保护他们信息的机密性？另外考虑到中国法律的环境，您的担保有怎样的限制？
首先，过去30年来，华为公司在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记录。其次，华为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公司，我们在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上是坚决站在客户这边的。我们决不会去危害任何国家，伤害任何人。第三，中国外交部也做过澄清，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
华为公司和我个人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这样的要求。
《美联社》Joe McDonald：很抱歉我不是想跟您在这个问题上去争论。但是美国政府也好，澳大利亚政府也好，他们会说您是卖网络设备给客户的，任何一个客户选厂商的时候，他必须是完全信任你，因为它是把整个国家电信网络基础设施运行最机密的数据放到你的手上了。如果说中国的国安部找到华为一定要求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华为能做什么？华为将做什么？来保证华为对您的客户或者所在国不是一个危险？
那我把公司卖给你。
《CNBC》Arjun Kharpal：刚才您回答美联社记者的问题，您提到苹果的例子，我记得当时是美国相关机构要求苹果提供用户数据，然后苹果告上了法院，您指的是这个吗？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如果要求从华为的网络中抽取数据，华为也会提起上诉吗？那第二个问题，您有没有跟美国的相关政府机构进行一些沟通？有的话，主要是哪些方面、哪些内容？
首先，我们跟美国政府没有沟通的管道，互相不理解。至于将来，如果出现网络安全方面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绝不会做侵害客户利益的事情。
《美联社》Joe McDonald：我倒是刚刚买了一个华为小产品。
如果你买不起的话，我就要把这家公司关掉。我们已经明确，我们只是以客户为中心，绝不做危害客户的任何事情。我认为苹果公司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就向苹果学习。当我们面临要侵犯客户利益的时候，宁可关闭公司，也不会被利益所驱使，而去做不应该做的事。
《CNBC》Arjun Kharpal：您之前提到，如果中国政府要求您提供网络里面的数据，或者在设备里面安装后门，您会明确的拒绝，不会去服从这样的要求。但我们知道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你怎么才能够拒绝政府或者党对您提出的要求，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跟这样的要求进行斗争？面向您的客户，你通过什么样的保证让他们放心，说“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去服从”？
我们公司是一家商业公司，商业公司的价值观是以客户为中心，所以我必须遵守商业规则。至于我个人的政治信仰，和我们商业行为不一定有密切关系。
所以我刚才讲的已经非常清晰，就是坚决不会做这个事。今天的采访通过报纸登出去以后，未来20-30年，也许我还活着的时候，大家会记得用这句话来验证我的行为。
《CNBC》Arjun Kharpal：接着问一个问题，之前我们提到苹果的例子，他们不服从政府的要求，甚至把政府告到法庭。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法律制度给华为这样一种可能？
我不执行政府的要求，应该是政府来告我，而不是我去告政府。政府告不告我，我就不知道了。
《华尔街日报》Dan Strumpf：我们知道您的女儿一个多月前在加拿大被扣押，想了解一下您对于整个事情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您是不是觉得孟女士是因为是您的家庭成员之一才成为这个事情的目标？
孟晚舟的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在这里就不再做评述。作为孟晚舟的父亲，我是十分牵挂她的。在这个事件和这段时间里，我非常感谢尊敬的威廉姆·亨克（William Ehrcke）法官的公正，感谢约翰·吉布卡司利（John Gibb Carsley）检察官和凯利·斯卫福特（Kerri Swift）检察官。感谢加拿大阿诺特（Alouette）女子监狱的人性化管理，以及狱友对晚舟的善待。我也感谢中国政府维护孟晚舟作为中国公民的权益，为她提供了领事保护。我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体系的公开、公平、公正，以及后续会给出公正的结论。所有事件的证据将来全部公开以后，我们再来对这个事情判断。
《财富》Eamon Barrett：跟着刚才您提到的纪律措施这个问题，上周华为波兰子公司一名员工涉嫌间谍罪被拘捕，我们现在知道华为已经开除了这名员工，而且是并没有等待任何的证据或者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就已经开除。联想到孟女士的例子，在12月份的时候被扣押，从华为所有的努力来看，似乎是假设孟女士是无辜的，那为什么在两个案子上的处理不同？为什么在波兰的案子上直接被开除，而在加拿大的案子上分厘必争？
这两个案件都涉及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除了公司已正式声明的内容之外，我无法发表更多的意见。
《彭博社》高原： 您作为一个父亲，怎样看待女儿被这样对待？是不是因为孟晚舟是您的家人，所以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您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
我没有看到美国司法部和加拿大司法部沟通的邮件，如果他们把邮件全部公开的话，我才能猜测他们是不是因为我的女儿才这样。因此将来还是看法庭公开他们之间往来的沟通，我才知道是不是针对我女儿。
《华尔街日报》Josh Chin：有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扣押，包括被判处死刑，您刚刚提到这和华为无关，但在外界有些人看来就是觉得有关系。您觉得这个事件是有助于孟女士被释放还是有负面影响？另外请问，您和孟女士之间个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关系投射到华为的工作环境之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首先我不清楚这些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孟晚舟事件，我们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我们的权利。
对于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既亲密也不亲密。说不亲密的原因，是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当兵去了，每年有11个月不和孩子在一起，剩下探亲的1个月，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去上学，放学吃了饭他们要做作业，所以在他们的孩童时代、青年时代，我们的连接不够亲密。
第二个时期就是创业时代，为了生存而奋斗。我基本每天16个小时在办公室，无法顾及这个家，所以我的三个儿女和我都不亲。
从父亲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亏欠他们的。我曾经和他们谈过话，我问“是爸爸小时候天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捉猫猫好，还是像今天创造一个平台给你们提供机会好？”他们说“还是创造平台好”，所以他们就谅解了小时候我没有抽时间陪他们捉猫猫。
在工作上，我们是一个流程化的公司，更谈不上家庭关系。而且我也不直接管辖孟晚舟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交流也不多。
将来我退休以后，尽可能去弥补关系。
《财富》Eamon Barrett：外国对于华为安全的担心，一方面是由于您的军方经历，另外一方面担忧来源于中国政府或多或少是以某种形式持有华为的。华为对外宣传完全是员工持股的公司，但是对外股权和结构上却是一个秘密，这方面的信息公开或者上市，是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担忧的。华为的持股结构，为什么如此神秘？
大家都看到，资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资本是比较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赶快拿走，就失去对理想的追求。
正因为我们是一个私营企业，所以我们才会对理想有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们从几百人开始就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对着这个“城墙口”，我们每年研发经费的投入已经达到150-200亿美元，未来五年总研发经费会超过1000亿美元。资本公司是看好一个漂亮的财务报表，我们看好的是未来的产业结构，因此我们的决策体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很简单的，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
同时也告诉你们一个信息：我们公司有96768名持股员工，前几天也就是1月12日，在170个国家、416个投票点完成了新一届持股员工代表的选举，这个选举过程历时一年，先是对治理章程的宣传，让员工明白公司的治理架构是什么；然后分层分级地推选候选人，每层候选人都要自我宣讲，争取持股员工认同他，他不是被选上，只是被提名。
这些提名再被汇总到更上一层组织，再更广泛争取民意，完成一定的收敛。这个收敛以后的名单再会由各级高层组织审议和协商，听取民意和调查，然后再次收敛，最后向选举委员会汇报，汇报之后再返回去，收敛到两百多人，然后放到信息平台上，公开征求意见，再进行投票。确定候选人名单。
1月12日，我们完成了全球的投票，这几天信使们正背着这些选票往回飞，持股员工代表大会就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所有权的归属是96768名持股员工，这些人要么是华为在职员工，要么是曾经在华为工作多年后的退休员工，没有一个非华为员工持有一美分股票，没有一个外部机构持有一美分股票，政府任何部门没有一美分股票。公司专门有一个保存股权数据的库房，欢迎记者们去参观、抽查。
我创业的时候并没有钱。
我从军队转业，我们夫妻二人一共拿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复员费。当时深圳要求公司注册资本最低是两万元人民币，我通过集资的方式获得21000元的资金，注册了这家公司。
今天，我个人在华为持有股票占总股数为1.14%，我知道乔布斯的持股比例是0.58%，说明我的股权数量继续下降应该是合理的，向乔布斯学习。
《金融时报》Yuan Yang：去年非盟中心的通信被攻破了，华为为非盟大楼提供了相关设备，请问华为对此如何回应？如果有任何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在中国违法犯罪，在华为手机里留下了一些线索，请问华为是否会配合中国司法机关来解决这个问题？再例如，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海外犯法了，华为应该怎么做？
无论是华为的中国籍员工或非中国籍员工，只要违反当地法律，我们都会配合司法机构调查。我们坚决反对员工任何违反法律的行为。公司内部有非常庞大的内外合规管理系统，用来预防这些事件，违反后，有纪律部门来处置。华为公司未来的规模可能还会更大，云时代的网络社会更复杂，如果我们不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可能我们会不堪重负。
至于非盟的网络被攻破，和华为没有关系。
《彭博社》高原：回到华为公司业务层面，我想知道最近某些国家考虑到网络安全而停用华为的设备，对华为本身的业务有哪些影响？华为未来会有哪些动作，或者您自己觉得华为应该怎样做, 在未来的欧洲及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五眼国家这些地方更好地进行正常业务？
首先，客户有接受我们的，也有不接受我们的，不是现在才存在这个问题，过去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接受我们，只是少数议员和官员的意见，他们不代表政府规定，我们要积极去沟通。如果上升到政府规定，那我们就不在这个国家进行销售。
围绕现在的争论点是5G，4G以下大家还没有争论。没有争论的地区的产品，我们还要继续销售。有少数国家决定不再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把愿意购买我们设备的国家做好，用优秀的网络说明我们是值得信任的，这也是一个技术上的和平竞赛，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美联社》Joe McDonald：我们知道前期中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昨天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中国法院针对加拿大一位涉嫌毒品走私的人，判处了死刑，现在有一些中国以外的人暗示被捕的两个人本质上就是中国政府抓的两个人质，是回应加拿大政府对您的女儿孟女士的扣押，包括死刑的判决可能也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所以他们似乎在暗示不管是公司也好，还是您个人也好，都是中国政府通过抓几个人质或是通过政治影响毒品走私的案子在帮助华为，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华尔街日报》Dan Strumpf：我们看到华为5G未来发展受到一些新的限制措施，下一步有可能受限制的范围更广。上周波兰的官员也表示，北约国家应该针对华为发布统一立场，所以考虑到这些可能受到的限制措施，华为将有很大一部分市场可能进不去。不管是从商业的角度，还是从声誉的角度，这对华为意味着什么？华为未来如何应对？
首先，波兰的提议是否能起到作用，我不知道。因为波兰这个国家力量很小，能否有这么大的推动。
德国、法国可能影响要大一些。波兰的企业能不能起到作用，我现在还不知道。即使波兰能实现它的想法，对我们公司也并不重要。因为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我们不需要一个漂亮的财务报表。当这些国家不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就适当收缩，只要能养活自己的员工，我们就有未来。
我们每年研发投入150亿到200亿美金，投入强度在世界排名前五。我们已经获得授权专利87805件，其中在美国的核心技术专利是11,152件。我们参加了360多种标准组织，贡献了54,000多件提案，在通讯领域我们的能力是世界最强的。所以我相信，不选择华为的国家和选择了华为的国家在将来会有对比的，我们不能限制他们的选择。
华为在5G上做了很多努力，现在已签订了30多个5G合同，发货25000个基站，2570项5G专利。我们只要把产品做好，总会有人想买的；产品不好，再怎么宣传，别人都不会买。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简化内部管理，让内部集中精力把产品做好，把服务做好，这才是我们真正应对这个变化世界的永不改变的方法。
世界上做5G的厂家就那么几家，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世界上只有华为一家能做到。基站不需要光纤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这是一种非常经济、非常科学的方式。它特别适合地广人稀的农村，不要认为农村就是穷的地方，美国大量的别墅区就是很分散的高档农村，没有光纤的话，它怎么看8K电视？如果不靠华为，它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才能实现，到时不是这些国家禁止华为的5G，而是求华为把这种5G卖给它。当然，华为是以客户为中心，有可能还是会卖的。
《Mobile World live》Joseph Waring：我们现在看到，中美之间似乎不仅仅只是贸易战，甚至有人说看到了新冷战的苗头。想问一下，其实过去我们看无线通讯技术的阵营主要是两派，一个是GSM，一个是CDMA，您能不能预测一下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两种技术阵营：一个是中国主导的技术阵营，加上美国主导的技术阵营，比如手机平台上，我们有安卓的平台，也有IOS平台。
我们这个世界曾经在铁路的建设上走过窄轨、标准轨和宽轨共存的时代，这给世界的运输行业增添了非常多的麻烦。
在通讯领域也有多标准的时代，给网络建设增加了非常多的成本，3G、4G都是这个问题。为了使通讯网络能够统一起来，我们共同在5G上达成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为迎接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智能社会打下了基础。
如果人为地把它分为两个世界，我认为对世界智能社会的进步是有害的。技术科学家的理想和政治家的智慧会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
我个人是坚决支持世界建立统一标准的。
《彭博社》高原：接着刚才问，您现在有退休的打算么？另外两个关于美国方面的问题，您之前说没有很好的管道跟美国政府沟通，那现在这么多外媒坐在这里，您如果想有一些给美国政府说的话，您最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另外，之前特朗普发了Twitter说，如果干预孟晚舟的事情对中美的贸易战谈判有利，他会去做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待特朗普这个人？
第一个问题，我的退休就看谷歌什么时候发明出新药使人长生不老，我在等这个药呢？
第二个问题，如果问我想通过媒体对美国说一句话，那就是“合作共赢”。
因为越来越高科技的世界，越来越不可能由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完整地完成一件事情。在工业时代，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做一台完整的纺织机、一辆完整的火车、一艘完整的轮船，而且信息社会相互的依存非常高，才能推动人类社会更快的进步。人类信息社会未来的膨胀是无限巨大的，所以任何一个市场机会都不可能由一家公司独立完成，需要有千万个公司共同承担。
第三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总统说“要把孟晚舟的事件管起来”，那我只能等等看，我现在不能作出判断。
对特朗普总统的个人看法，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敢于把税收大幅度降下来，这是有利于美国产业发展的。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在工业和管理中的使用，过去工会问题、福利问题、罢工问题……都会随之而解。
减税是有利于投资，相当于挖了一片洼地，有利于水流进去。但是只有善待所有国家，善待所有公司，大家才会积极投资，投资产生效益，才能弥补税收的减少。
如果动不动就吓唬一些国家，吓唬一些公司，动不动就抓人，谁敢到美国去投资，税收创造的优越环境就不能发挥出作用。
《金融时报》Yuan Yang：很多人认为，目前美国对华为5G的怀疑不仅是因为技术性问题，还有政治性问题，华为已经成为中美冷战的代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华为没有这么伟大，中美两个大板块之间的冲突，怎么会让华为这颗小芝麻夹在中间，我们能起什么作用呢？中美贸易冲突，至今对我们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我们预计2019年还会增长，但增长幅度估计不会超过20%。
第二，现在西方有些人认为华为设备运作有阴谋，这种意识形态就像工业革命时期砸坏纺织机一样，认为先进的纺织机破坏了世界。
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所以，我们不要回到工业革命砸毁纺织机的时代。
《财富》Eamon Barrett：有两个问题，之前您提到整个电信行业的相互依存度是非常高的，我们也看到去年中兴由于美国的出口制裁基本上是停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果美国也针对华为实施出口管制的话，会不会让华为的生意无法运转？第二个问题是，我听说很早之前，在华为生产交换机的时候，您与江泽民见过一次面，提到电信交换机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想跟您确认一下是否有过这样一次会面，电信行业是否真的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第一，这些年我们科研性投入这么强大，做了这么多努力，我们与中兴是不一样的，不会发生中兴那样的事情。华为公司的政策和基本商业准则是遵守业务所在国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联合国、美国、欧盟适用的出口管制的法律法规，我们一直致力于建设完善合规体系。
假如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影响，但不会很大。因为全世界的运营商都会继续信任我们。
我们不是见到灾难就逃跑，而是为了人类安全，迎着灾难向前进。
- 我举几个例子，在日本海啸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时，与难民逆向前进的是华为员工，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两周内恢复了680个基站，为抢险救灾做出了贡献；孟晚舟也是这个时候从香港奔赴日本，整架飞机上只有两个乘客。
- 印尼海啸，我们有47个员工，在13小时内就把海啸灾区668个基站恢复了，支持了抢险救灾。
- 在智利9.1级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3个员工在地震中心区失去联络，公司准备派抢险队去抢救这些员工，问我的意见，我认为，地震还在，如果派队伍进去，会蒙受更大的灾难，我们只有耐心等待他们的信息。当这些失联的员工第一个电话打给他的主管，主管就说了哪个地区的微波站坏了，他们三个人继续背着背包去抢修这个微波站。
他们的事迹，我们后来用真人拍了小电影。事后我去看望过这个员工，刚好智利首富送了我一箱非常好的葡萄酒，我就赠送给他了。
大家知道非洲不仅有战争，而且是疾病频发的地区，我们有很多员工都得过疟疾，大量员工在这些疾病和贫穷地区穿越，如果你们需要照片，可以让公共关系部提供。从这些事情也可以解释，我们不是上市公司，不是为了财务报表，我们是为了实现人类理想而努力奋斗。不管条件多艰苦，我们都在努力。
第二，我个人也到过尼泊尔珠峰5200米的地方，去看附近村庄的基站。
我说过“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英勇冲锋？”如果我们是一个资本至上的公司，我们不会有这个行为。华为过去30年，为世界偏远和贫困地区的进步做出了努力，甚至有些人献出了生命，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要忘记华为为人类社会做出了贡献，更不要用猜疑来诠释事实。
第三，江书记视察过我们公司，当时公司规模还很小，水泥地板都还没有干，江书记没有做过具体指示，但鼓舞我们努力。记者所说的那些话我没有听说过。
《华尔街日报》Josh Chin：两个问题，您现在脑子里想的未来作为公司CEO的接班人是谁？第二,在华为文化的打造上，您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华为的文化是以进攻性，高要求著称，大家也经常概括成狼性的文化，在文化塑造上您做了哪些事情？为什么文化如此重要？
华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客户服务，权力是为了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动力和润滑剂，谁来接班，谁就有权力去推动价值观，起到动力和润滑剂的作用。如果权力不受约束，就会阻碍和破坏这个价值观。
我们的治理章程是力图实现分权、共进、制衡，使权力闭合循环，以及在循环中科学更替。
公司的命运不能系于个人。
否则个人遇到安危，公司就不运行了？面向未来不确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我们唯有坚持集体领导，才能不断战胜困难，取得持续的胜利。集体领导机制的生命力与延续性，是通过有序的换班机制来保障的。
所以，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170个国家、96768名持股员工的选举，这要形成新一届的权力机构。通过制度交接班，才能确保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共同价值得到切实的守护与长久的传承。
我们分成了几层治理机构，每层治理机构责任聚焦明确，又分权制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或者因不受约束而被滥用。
比如，建立核心精英群体，是由退出董事会、监事会的高层领袖组成，维护公司长远利益，掌握治理领袖的选拔，这个设计吸取了欧洲著名管理学家马利克的观点，也吸收了欧洲和世界各国重要百年公司的治理经验。董事会的选拔是“任人为贤”，资历不重要，他们的责任是多种粮食，改变土壤肥力，带领公司前进。监事会“任人为忠”，对董事和高管的勤勉履责予以监督。
所以，权力在闭合中循环，在循环中科学更替。
现在轮值董事长有3位，每个人当值6个月，在当值期间是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置于法下，这个“法”就是治理章程；也置于集体民主中的。
比如，当值轮值董事长可以提议，3位轮值董事长商议以后，是否能将提议上常务董事会讨论；7个人组成的常务董事会通过表决，也只能形成提案，交给董事会表决；董事会多数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文件。董事长代表了持股员工代表大会，对常务董事会进行规则管理，常务董事会和董事会的运行必须遵循治理章程的规则。监事会是对董事行为进行监督。所以，谁是接班人，不知道，在循环更替中自然会产生，而不是我制定的，因为我不是沙特国王。
《CNBC》Arjun Kharpal：想知道您对2019年的业务展望，我们看到华为的一些竞争对手，包括像爱立信，他们的日子很难过，这会不会帮助华为进一步去发展业务的多元化？2019年收入的目标现在有没有数字了？
2019年，我们可能会碰到国际环境的很多挫折，所以刚才我说我们的增长不会超过20%，估计在1250亿美金左右。
我们也不会乘人之危去抢占爱立信、诺基亚它们的市场。而且现在整个环境对它们是有利的，因为有些国家限制我们不能进去，没有限制它们，它们的机会就比我们更多一些。
《金融时报》Yuan Yang：第一，关于孙亚芳女士，您可以解释一下她在国家安全部、华为的两个关系吗？第二，华为和解放军的商业关系，有多少收入来自军方或者和军方有关的机构？第三，华为和军方或者军方相关机构在研发方面有无合作？
- 孙亚芳的简历，公司网站上有公布。
- 可能有少量民用产品进入，数量我就不太清楚，因为不是作为主要客户。
- 我们和军队的研发机构没有合作。
《华尔街日报》Josh Chin：您之前提到特朗普总统，还提到了美国的投资环境，想听听您的观点。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一部分是说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市场准入或者公平竞争的机会不够，比如说华为现在也进入了云这样一个领域，其实这个领域对于美国企业限制还是非常多的。那您是不是觉得，中国应该进一步地向美国市场开放，然后来缓解目前的贸易的这个状况？如果是的话，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一贯支持开放政策，但是我没有决定权。
我可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2003年，思科与我们有一场旷世纪的官司，当年华为还是“毛毛虫”。我们遭遇了这么巨大的泰山压顶的官司，那时候我的精神压力极大，主要是没经验。但是，我从来不会去煽动民族情绪和民粹主义来抵制思科，从而解决我们的官司问题。几年以后，钱伯斯与我在机场会谈，他非常清晰知道我们对思科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唯有开放、唯有改革才能有希望，不能为了华为一家公司，中国不开放。
又比如，美国突然不采购华为手机这种大事件出现时，中国有些民众提出要抵制苹果手机。我们的态度是不能为了我们一家公司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国家的开放改革政策。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
非常感谢大家花这么长时间来听我唠叨，我的讲话不尽科学，也不尽完善，通过一个断面，我们之间有了简单的了解。
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再见面，我们可以对一些少量问题深入交流。今天的题目是非常广泛的，广泛是有利于我回答，我就怕你们对一个问题盘根究底问到底。
我们今天认识了，将来有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有时候也可以说一些随便的话，但是不要把随便话都当成新闻话，那么我们会更多推心置腹。我衷心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谢谢。
谈未入选100位“改革先锋”：主动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申请（名单）别加上自己，我想集中精力搞搞华为。如果参加社会活动就要消耗精力。叫我开会，坐板凳上，坐两个小时我坐不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100位“改革先锋”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表彰，出乎很多人预料的是，一直秉持艰苦奋斗精神，并创造出华为发展奇迹的任正非并未进入受表彰人员名单。
任正非接受央视记者董倩专访
记者：是您主动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申请（名单）别加上自己？
任正非：是真的。我想集中精力搞搞华为。我觉得我的精力要放到自己内部的方面上，如果参加社会活动就要消耗精力。叫我开会，坐板凳上，坐两个小时我坐不住，我溜号，（又）不光彩。
记者：您做什么事能坐得住？
任正非：我做公司工作的时候能坐得住。
铁打的总裁流水的兵 - 混沌天涯客
中世纪的时候，人类是很骄傲的。
那时候西方笼罩在教会的统治下，地球被看作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着地球转；人类更是宇宙中的精华，源自上帝，死后可以升入天堂。
东方人更加骄傲，皇帝自称是“天子”，老天爷的儿子，厉不厉害？如果出现什么地震、洪水、龙卷风，就会被看作是老天爷给人类传递信号，蕴藏着祸福吉凶。瞧瞧，一切自然现象都是围着人类转，此地是中心之国，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科学一步一步把人类的骄傲打翻在地：
先是哥白尼，宣称地球根本不是中心，而是围着太阳转。
再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说明人类是猿猴进化而来，本质上跟其它动物没区别。
最后是弗洛伊德，用无法证明的“精神分析法”，推导出人不仅有意识，还有潜意识，很多时候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这就是人，并非天之骄子，只是活在浩瀚宇宙的一粒微尘上，在漫长的进化中，机缘巧合占领了地球。我们既不是宇宙的中心，也不是地球的中心，甚至都不是自己的中心，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正被脑中那些潜藏的意识控制着。
太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会遭到批判。
赵本山在小品中对高秀敏说：地球非得围你转，你是太阳啊？说那些个臭氧层子有啥用？
01
赵本山的小品，任老板是没工夫看的，他掌控欲很强，忙着琢磨公司的十几万人。公司网络遍布世界，中心仍是这位七十多岁的老总裁。
他不爱抛头露面，喜欢待在深圳总部琢磨事，琢磨好了，就写成邮件，以“总裁办”文件的形式传达到世界各地。
公司的大小领导都清楚，收到来自总裁办的文件后，必须要暂停手头工作，立刻学，认真学，还要组织讨论，记录心得体会。
下面的学习氛围越是浓厚，任老板越是不放心，一级又一级的管理层，鬼心眼太多，不知是真心还是欺骗。机构设置太臃肿，人浮于事，得整顿。
每隔一段时间，偌大的公司就会掀起运动式的整顿，亮刀子，动真格，把内部一座座山头铲平，把落到大小领导口中的肉夺回来。
在一家以狼性著称的公司里，每一次动真格，都无异于狼口夺食。任老板是在办公室里琢磨事的人，亮刀子这种具体的活，需要有个狠人操刀。过去20多年里，操刀的人是孙董。
孙董是位女士，外表温婉贤淑，干起事来却是雷厉风行。1996年，公司拿下国内市场半壁江山后，在任老板的指示下，孙董第一次亮出了刀子：她带领市场部所有干部集体辞职，然后通过竞聘重新上岗。
一下一上之间，大批元老被拿下，市场部三分之一的员工被洗掉。
经过这番整顿，市场部焕然一新，任老板很满意，赶紧让孙董挂帅在全公司推行大变革，找来美国IBM的洋顾问做帮手。外来的和尚要价不菲，但是他们只为赚钱，不会触及权力范围。花钱能搞定的事，任老板一向大方。
这场大变革历时5年，公司里里外外改了一遍，固有体系被强制打破，自然引发了很多不满，抱怨声此起彼伏：洋和尚那一套太繁杂，流程一道又一道，机械又僵化，就这样把原来的替换掉，想不通。
想不通的人很多，以李天才为代表，被看作二号人物的他，一气之下带领大批员工出走，从深圳来到京城，组建了新公司。
那是2000年，任老板的公司并非十分强大，失去了搞科研的中心人物和一批重要员工，损失可想而知。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任老板变革的决心，孙董被扶为二号，继续强制推行。
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提到这事总会叹息，任老板这么器重李天才，年仅27岁就任命为副总裁，按公司接班人来培养。如果李天才不走，那该多好。
外人岂能了解，在任老板的世界里，中心只能有一个，谁被议论成接班人，谁离走人就不远了。
02
跨过千禧年大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任老板的公司并没有如今的好形象。
一方面，由于产品主要是卖给运营商，普通人很少直接接触，导致公司并不为大众熟知。
另一方面，业内谈到这家公司，都恐惧于它疯狂的狼性文化，一入坂田深似海，加班无休无止，不知多少个夜晚要睡在办公室的床垫上。
那个十年里，互联网文化深入人心，自由度和创造力被推崇，高校里准备毕业的学生们，更向往那种穿着拖鞋上班，时间自由管理灵活的公司。
而任老板的公司，新员工入职要军训，大学生先磨掉三层皮才能上岗。工作起来总是时间紧任务重，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俩人用，时不时就传出员工加班累倒的消息，甚至还有猝死。
那个十年里，上网流行逛论坛，五花八门的帖子非常多，公关删帖的技术还比较落后。一个名叫”天涯“的论坛上，就有一个专版，里面充满着公司员工和家属的抱怨。
风评不好，任老板并不在意，公司的客户是运营商，多少带有垄断性质，里面官僚气浓重。任老板要求所有员工，对待客户的要求，必须妥协、妥协再妥协，即便是不合理的要求，只要客户够大，也得服从。“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取代了技术至上的工程师文化。
那个十年里，IT技术迅速改变着世界，推动这场变革的正是数以千万的工程师。硅谷成为年轻人的理想圣地，大学里最热门的专业是计算机、电子、通信。这种氛围中，许多工程师看似呆头呆头，却有颗骄傲的心。
可是在任老板的公司文化里，客户是大爷，哪怕客户对技术狗屁不通，也得表现得恭恭敬敬。
许多年轻人受不了，离职率居高不下，面对员工的离职潮，任老板并不在意。大学年年扩招，优秀的年轻人多得是，只要给出高工资，不愁没人来。甚至，在他的授意下，孙董又搞了一套员工干满8年集体辞职的制度。
那是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显现，人心惶惶中，一封孙董签发的通知发到了每一名工作满8年员工的邮箱里：每人需要向公司提交一份千字以上的辞职书，原有工龄清零后再“竞聘上岗”。对于清掉的工龄，公司做N+1的补偿，花钱能搞定的事，任老板一向大方。
这一仗打得漂亮，以制度化的安排让老员工人人自危。孙董功绩卓著，地位直逼任老板，被称为“另外半边天”。
但是这项制度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外界一片批评声，甚至引发了保护《劳动法》的大讨论，任老板的名声也来到低谷。幸运的是，时代在变，一边是金融危机刺破了泡沫，工作不好找了；一边是房价暴涨摧毁了骄傲的心，懂一门技术，不如闹市两套房。
工程师的骄傲退潮，拆迁户变成香饽饽。
03
武汉，曾是一个颇有没落味道的城市，不过相比日新月异的深圳，武汉的底蕴犹在。武大、华科、武理工作为老牌名校，培养的学生技术好，朴实低调，吃苦耐劳。
任老板喜欢用武汉来的学生，把女儿送到华科读书，曾经的二号人物李天才也是毕业于此。
相比之下，与李天才同时期加盟的余大嘴就显得是个另类，他是清华毕业生，个性张扬，爱唱高调。虽然加入时间很早，学历能力都过硬，但是余大嘴一直没走入中心圈。甚至在2011年，被派去负责终端业务。
终端业务，如今改称消费者业务了。在2017年的财报中，消费者业务营收2372亿，同比增长31.9%。而干了三十年的运营商业务，营收也才2978亿，增长只有2.5%。
简单看一下财报，就能明白余大嘴如今的地位。终端业务，主要是向消费者卖手机。创立公司二十多年，任老板擅长的是搞定大客户，不擅长面对消费者。公司很早就做手机了，但主要是给运营商代工，捆绑在话费套餐里。
那时候做的手机，便宜，低端，年轻人没人愿意用，只能拿回家送爸妈。
余大嘴改变了这种局面，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推出了外表时尚、功能强大的新手机，营销也迅速跟进，几大系列推向市场，销量年年跃升，逐渐与苹果、三星并驾齐驱。
不仅销量创新高，价格也在节节走高，新款的高端手机售价不菲。手机业务的利润，主要来自高端产品。
天翻地覆的变化，说起来简单，干起来难。一起跟在运营商屁股后面做手机的，联想、酷派都一蹶不振了，能够实现成功转型的，也只有余大嘴。
把偏门干成了热门，任老板也没想到。以前他会挖苦余大嘴：你说产品做得好，我认为有差距，因为我的家属都用iPhone。
但是如今不同了，不仅任老板的家属都换成了自家的手机，随着iPhone新产品的失败，余大嘴坐上第一宝座只是时间问题。
功劳太大，绯闻自然就多，关于余大嘴要卸任的流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每次都要辟谣。
到了2018年初，流言又冒出来，说余大嘴要改去做云业务了。这一次任老板用实际行动辟了谣，余大嘴不仅地位稳固，还提拔成了常务董事，进入公司七人最高决策层。出局的，是多年的二号人物孙董。
运营商管道化不可避免，老业务增长缓慢。都在热炒5G，但是任老板清楚，比起3G、4G时代运营商的争相大投入，5G差多了。
变化之际，余大嘴的重要性越发显露，当任老板面对记者说今年至少能增长20%的时候，靠的就是他。
04
变化悄然而至，从李天才到孙董，再到余大嘴，任老板越来越老，身旁的大将却正当年，虎虎生威。
任老板仍旧坐在中心，在多年精心布局里，弟弟管基建，儿子管后勤，女儿管财务。虽然基建和后勤都是肥差，却远离核心业务，还是管财务的女儿，握着公司的命脉。
从2013年开始，在余大嘴逐渐崛起的同时，女儿也走到了前台，参加高端论坛，代表公司演讲。当余大嘴被提拔为常务董事的时候，女儿也当上了副董事长，排名第五，其后才是余大嘴。
女儿的团队，汇集了来自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名校的数百名精英，其中还组建了一个代号“蓝军”的部门，负责检查整个公司的毛病。
不过在公司内部，任老板常常毫不留情的批评女儿，甚至以“总裁办”文件的形式指责她领导的财务系统，文件抄送给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员工。反倒是面对余大嘴的时候，任老板的笑容多了，鼓励多了。
骂也好，笑也罢，都是表面工作，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刀子还是要亮出来。继2017年劝退35岁以上老员工，闹出一场“中年危机”后，2018年又裁掉了7000人。
跟以往一样，任老板舍得花钱，补偿给够，赶紧走人。
给任老板打工，就要时刻准备着变化。年轻人喜欢变化，换个岗位没事，换个工作地点更新鲜，换到另一个半球才好，顺便旅游。
等到年纪渐长，在公司有了资历，大小是个领导，掌握点资源；又组建了家庭，房子买了孩子生了，人就讨厌变化了。这时候，任老板会强迫不愿意变化的人，变化。
35岁是个坎，到了这个年纪，差不多已经没日没夜地打了十年工，肚子圆了，头发疏了，孩子还小，房贷还有不少。一纸裁撤令，回归人才市场，即便能找到工作，收入也难比从前。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为了优化组织结构，保证公司在行业的领导地位不变，任老板在公司的中心地位不变。
舍小我为大我，一将功成万骨枯。
只是没想到，世事无常，习惯于安排周边诸人变化的任老板，自己家也被“变化”盯上了：因不可抗力，女儿远离了身边。
任老板想念女儿，但是表现得很乐观，聪明如他，应该预料到变化迟早会来，虽然来的过于突然，但吓不倒他。看看周边的人物，哪个不是历经变化，潮涨潮落。
李天才辗转多家公司，好不容易投准了一家电动车企业，却因为内幕交易在机场被逮捕。对于这种量级的亿万富翁，因为区区七百万闹出笑话，着实可叹。
孙董卸任后，更是低调得惊人，一点声音也没有。作为曾经的二号人物，年纪不老，从那么高的位置下来，吃得消，有肚量。
还有历年来数以万计被辞退的员工，有经受不住变化跳楼的，但是绝大多数选择了勇敢面对，走出困境，迎来新生。
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别人能应对的，任老板怎会应付不来。只是2018年财报快要公布，余大嘴掌管的业务线，眼看要超越老业务了。
混沌天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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