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圈 小编注:任正非在这次采访中错把直播当成了闭门会,爆了不少料,值得一读。
“我们除了比别人少喝咖啡,多干点儿活,其实我们不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因为我们起步太晚,我们成长的年限太短,积累的东西太少,我们得比别人多吃苦一点,所以我们这有一只是芭蕾脚,一只很烂的脚,我觉得就是华为的人,痛并快乐着,华为就是那么一只烂脚,不给社会表现出来我们这只脚还挺好,我们的广告在全球大规模的做,刚刚开始启动,就来解释我们走向了社会,走向了这个东西”。
本文为2015年 1月22日下午,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达沃斯现场接受了BBC记者采访的对话实录:
做华为是为了生活,被逼上梁山
主持人:任董,你开始做华为的动机是什么?
任正非:
做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为。
因为我们在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产,我们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
- 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这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
- 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把货给我们,我们先把钱给人家有啥不可以的,人都要彼此信任。
这就是军队的行为,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国企、20几个人小公司的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说好,我们就去买,我们把钱给人家,但这个电视机说没有了,啥也没有。
这样我就开始要追回这些款,追这些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并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乱搞,不给钱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追。追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帮忙。我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这个法律书中,我悟出来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 创造客户我不可能,因此我们要把住货源,要找到货源。
- 要熟悉这个交易的法律诉讼。我们那个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还把代理搞得溜溜转。
那个时候我们很没有钱,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我们就给人家做代理。
我来帮你卖,收了钱,我再留下一点我还给你。我们做代理的公司,一个就是珠海有一个,珠海通信,BH03。一个是香港红莲。代理了以后,我们代得太好了,人家就以为你们要把市场占完了,人家就不给我们货了。把我们好不容易赚到的钱,逼到市场上去,高价买货,再来卖给客户,从而来维护市场信用。
这个阶段走起来,我们就慢慢地摸到什么叫做市场经济这条路了。
当时国有企业干得不好,人家又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我不要工资,我要把这个公司的债务追回来。然后,我能领着这个公司前进,人家也不要我。
最后,只要科委说,你出来吧,你搞的都是大项目,不成功的,你就先搞小的,我们就出来了。出来就认为,通信产品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一个小的,总有机会吧。
由于幼稚,我才走上了这条路。这个碗扁一点有啥关系,就卖便宜一点,照样可以吃饭。但是通信产品,稍稍有点指标不合格,是全程全网的,导致全世界通讯都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对一个小公司是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做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
我们付出了就是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可能再后退,因为我们一分钱都没有了。不可能后退,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这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就逼上了梁山。
谈华为成长:向西方公司学习
主持人:任董,一个私人公司在中国是非常难干的,你给我们描述一下什么样的困难,私人公司以前有面对,现在也面对,有什么东西你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任正非:
我认为,我们创建这个公司的时候,才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真正走向允许这种产业的存在。
但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回城了,没有工作,无法安排,政府就号召他们创业,卖馒头,做什么东西,卖大碗茶。政府那个时候号召,政府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可能就是从这些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
从起步到我们走向高科技,我觉得这也是天方夜谭,当时出了一个1987年18号文件,就是要推广民营高科技,但是,这个文件还是不要做,为什么?它要求五个股东,要求21000块钱。这个也是极难的,就凑啊凑啊,凑出来。我们那个时候,感觉不到民营和国企有什么区别。我们实在太小了,国有企业的脚指头缝都足够宽,我们就像走着马六甲海峡一样,两边都靠不着岸,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到和他们竞争有压力的。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发展得也快,主要是外资进入了中国,大规模外资进入了中国以后,中国才发现自己国家的工业体制赶不上世界。
所以,有一次见几个领导,国家认为电子工程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把电子工程就放弃了。这个放弃了,就等于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他们不做,就剩下我们来做。
我们虽然做得不好,但是我们比起外国老大哥,他们做得好,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想做交换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见过交换机,只有我飞到吉林去,好不容易求爷爷求奶奶,让大家瞅一眼5号机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在那个状况下,还是西方这些公司,它们做了很多成功的东西,给我们引到了这个道路,我们一直是非常尊重它们的。
谈人生:选择的人生和想走的道路,完全不相符
主持人:我觉得你个人,你的家庭背景的故事,我认为很有意思,想听一下。在你的个人生活方面,做这种大公司有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我的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少数民族混居区,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贵州省一个非常小的镇完成的。后来,我父母迁居以后到一个小城市读完高中。我从高中考大学,考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了建筑工程学院以后,反正我也没有搞过建筑。我们当时山区的孩子,对人生的选择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就选择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人生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符的。
但是,现在的乡村孩子比我们好一点,有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知道怎么样。我讲一个很重要的笑话。很多年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带我的小孩去北海公园,他说要体会一下《荡起双桨》的味道,我们大家唱歌,唱到然后就唱到绿树红墙,我说这个不就是那个绿树红墙吗?我们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绿树红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认为,互联网对于孩子的教育要起来好多好作用,现在乡村的孩子也不会像我们那样孤陋寡闻。
父辈经历磨难是政治上、社会上的整个磨难,我们家的磨难是轻的。我们至少刚解放的时候,我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小学校长。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大学毕业以后,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到处都不工作。我本人是不答应这么混,这么混,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自学了电子技术,上海工人大学的教材。因为它是工人的大学,所以文革是推广的,可以买到那个教材。后来我在军队实习的时候,就有幸上了西安交大的班,交2块钱人民币就可以读这个班,我读了这个班才知道什么叫做计算机。那个时候我们听了一个来自826部队的所长跟我们做报告,他是中国第一代中国计算机人,邓小平开放改革以后,他是前十个访问美国的科学家,回来跟我们讲计算机,就说计算机用于管理,计算机用于什么。他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计算机,我们一句话都没听懂。但是我认为,他给了我们这些孩子很大的启蒙,给了我们人生方向。
我觉得,在座的这些达沃斯的精英们,有机会都能给农村孩子谈一次心,喝一次咖啡,我觉得或许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就像我一样,我就不知道跑去学建筑,学了半天不干建筑,不等于白学了吗?
谈公司性质:没必要解释这个身份
主持人:你以前在军队里面,现在离开了,你跟华为现在跟中国政府,跟解放军没有任何的关联吗?
任正非:我当兵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这个偶然性就是,当时中国解决不了人们穿衣服的问题。大家可能不清楚那个时代,我们作为孩子时代,长身体的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那个时候发布票,就发一尺七寸。不是公尺,市尺,你说这个布能做衣服?短裤都做不了,只能补衣服,因此国家领导人也很操心,说能不能搞一点化纤,给每个人做一件衣服。
所以,中国就在法国引进了一套化纤设备放到了辽阳,准备生产化纤,给全中国的人民都做“的确凉”的衣服。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就没有人愿意到这种荒凉的地方施工,文革都乱了,中央没有办法,就只好调部队去施工,部队就没有技术人员。那个时候技术人员很臭,我们都属于臭老九,然后经上头批准,准备让一些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比如我,到施工部队去学习,把这些设备建设好。
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走入了这个部队,而且我们认为比我们不走进部队的要好,哪怕那个地方很艰苦,没吃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我们军区建设完这个工厂,正好国家就开放改革了。国家开放改革了就不需要这么多军人,国家率先就把我们砍掉了,以前修铁路的也是兵,一刀就砍掉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很舍不得离开的,但是中央给我们保证,你们的政治、经济待遇不变。我们想这样好,我们还拿了100多块钱。
后来到深圳,我们才发现打工妹都200多块钱了,我们才100多块钱,这个待遇就白拿了,我们就要求跟深圳的工资一样,就开始融入这个社会了。
融入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很难很难融进去,好像在市场化的边缘里面转来转去,那么,一定会转不好的。转不好一定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官是一种责任,轻易别去当,就没当好,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肯定会热爱自己祖国的,但是我们不会危害别的任何国家。我们在全世界都是遵守法律的。第二个,我们也有道德遵从委员会,大家的道德要遵从这些国家的规则,我们在全世界发展的态势是很好的。
外界想,你们这个公司干得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你们一定有背景。美国想,你们走出来,你们代表社会主义吧,你们在进攻。
中国想,你们都是个人有股票,你们算不算资本主义萌芽?你说我们应该算哪一种?我自己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公司的性质属于什么性质?我们有八万多股东全是员工,没有一个非员工。我的股票最多,1.4%,没有比我更大的。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可能有些方面有误解,国内也会有误解,国外也会有误解。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努力,身份最后总会被证明的,没有必要解释这个身份,最后放弃了生产、放弃了销售,放弃了赚钱,那我们怎么活下去?
谈窃听指控:华为就是做自来水管道铁皮的,能做啥?
主持人:你会不会让中国政府用你的那些电器网络听他们的秘密,听美国的秘密?
任正非:
这个网络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管道只管送水的,一个是水到锅里可以炒菜。
我们公司所做的是管道的铁皮,管道里面走的水,是运营商和互联网在走,搜索来搜索去,是互联网在搜索,我搜他的信息干什么?谁给我钱?我负责就是做管道的铁皮,铁皮能做啥事?特别傻乎乎的,华为也是傻乎乎的。
谈美国市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主持人:美国是给你比较困难一个市场,你认为公平吗?你可能会离开美国市场吗?
任正非:
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不公平,我从来不这么认为。美国200年来,从一个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大国,它就是因为开放。华为要向它学习的就是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这个世界,这样的话才会有未来。
那么,我们认为,华为现在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我们不是把谁当成竞争对手和谁竞争,我们都是朋友。我刚才在咖啡厅里面,还跟很多世界顶级的,别人叫做对手或者叫做朋友,我们好好地握手,还讲了非常多有趣的话。
我们认为,未来信息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跟这些公司共同确定信息未来的思想结构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系统结构是什么。
我们怎么来共同为世界提供服务,这一点,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敌人的,我们只是想共同来创建这个世界。
我们比喻说,西瓜切成八块,我只要一块,我跟日本说,我绝对不会无理的,我就是搞数学逻辑。日本公司就放心了,他的一些材料技术,我不会出现泄密。
比如说氮化镓,我永远不会搞氮化镓。我跟微软也说了,我永远不会搞搜索,他也放心了。因此,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做一点点事,我们以后也只能做一点点事,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我的压力就是,发展太快了,赚的钱太多了。怎么解决对外分配、对内分配的矛盾问题,我觉得是最难的问题。
第二点,我认为美国在电子信息这个技术上,过去是绝对的强势。而且,未来几十年美国还会是相对的优势。华为这个小草,不可能改变时代列车的轨道,但是,我们小草在努力地成长,我们也希望把自己脱胎换骨,从草变成小树苗,我们正在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正在改变自己。我们的改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还看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真正碰到的最大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我就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他们想不想听。
我讲讲,我们这次宽恕那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实现账实相符,账和实际是相符的,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们去年12月31日,赦免大家坦白从宽,凡是业务上做假都坦白从宽,我们坦白的人是四千到五千人。四千到五千人,是什么人?小兵,没有他的份儿,小兵想坦白,他有啥?都不能做这个结构。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治理结构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第二个问题就是,贪腐现象也同样存在,不是民营企业就没有贪腐现象。但是,也不能因为贪腐就不发展,我们也不能发展就永远贪腐。
第三,我们已经把自己聚焦到“只做小小一点事情”上来了,小小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管理能力开始上升了,我们大概处于这么一个结构状况。
谈华为成功秘密:为客户服务
主持人:大家最想知道的秘密是,华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而且,他们可以不可以学?
任正非:
我认为,第一点,华为就没有秘密,第二,任何人都可以学。华为也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依靠,也没有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努力工作首先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为客户服务。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客户口袋里面的钱。我们要对客户不好就拿不到这个钱,老婆也要跑了。所以说,我们要拿这个口袋的钱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抢钱,又不能做什么东西,只好把产品做好,做服务。刚才我讲的市场经营有两个要素,我们坚定不移做好,为客户服务,没有什么做不到。
你想想,去年,不管是国际经济很困难,我们自己的商业生态环境很差,大家也知道,刚才也都说了,但是我们增长了20%,利润也增长19%。那就说明,这么强的打击并没有对世界别的国家产生多大影响,而且今年我们的销售收入会超过560亿美金,增长速度还在20%。我们不想增长那么多,我们的英雄们,弟兄们拼命要做,做多了我们不知道钱怎么分,我们现在领导也有矛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英勇作战,我们也挡不住。
谈“神秘”:我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主持人:现在我们要让观众问几个问题。
媒体:我想请教一下,华为现在怎么面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有什么样的想法?
媒体:我想问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减慢到7.4%,走到新常态,会怎么影响华为?
媒体:有一种说法,如果不理解任正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华为。你为什么如此低调?如此神秘?有的记者为了采访你已经等得快退休了,他们说见到你要比见到中国领导人还难,请你说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企业家?
任正非:第一点我就讲,中国经济在指标上表面上是下滑了,但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在走好,不是走坏。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以前掉下来好多是水分,好多是无效投资,可能这是转型需要。我认为,2015年可能是国家转型困难的时间,我认为2017年、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有良好的、强劲的增长。
中国经济速度放慢一点,会对我们有影响吗?我们今年还增长20%,我说2017年、2018年我还不知道增长多少?今年增长到560亿以上的销售收入,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增长了90亿。
第二个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我们有影响?我巴不得你们越大越好,你们要买管道,管道就我们做得好,当然还有两三家做的也不错,你不买我们的买谁的?这点对我们是积极的促进,因为我们将来在传输,或者承接上会做出努力,在信息的搜索上,我们不会进入这个领域。
第三个问题,我们会不会争取美国政府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中国政府要求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英国的安全审查的时候,英国的安全审查说,你们的安全实在太幼稚了,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们自己的网都不安全。所以,我们还处在一种幼稚状态中,还不可能做到什么。
然后说我神秘,我有啥神秘?其实,我就是无能。
你想想,我又不懂技术,又不懂财务,又不懂管理,其实我就是坐在他们的车上,他们在前面拉,我出来看一看,大家以为都是我搞的。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肯定都答不上来,因为刚才我还在复习,说有人可能会提一个什么工业4.0,提一个什么问题。我还在咖啡所看怎么回答。所以,我不像想象的什么都有,所以我认为,既然什么都没有,你最好别亮相,一亮相别人看见你裤子后面,有一块坐在地上很脏的东西,我自己只能看见前面,我就觉得尽量还是少出头露面。不是说我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家里人都是老批评我的。
我有一次说,别人从来都不批评我,就你们两个人批评我。我女儿说,不是我批才怪了。没办法。我没有什么故意低调的问题,神秘的问题。以前我们是做运营商,因为我们面对300多个客服,我们可以个人沟通,不需要公众场合沟通。现在,终端我也搞不懂,他们做的广告什么时候问过我们?我们家孩子很生气,为什么都是搞足球?你怎么那么喜欢足球?我当然现在知道足球是圆的,但实际上我对足球也不了解,都是下面做的东西。下面张牙舞爪,不需要我做,所以,我也不需要这么高调。
我这次来对话节目是上了当,他们说是闭门会议,我们经常在办公室开会议都是闭门的,我不知道这个“闭门”是对话,我不知道这个“闭门”还要直播,我不知道,没什么准备。等我知道了,退不了了。
公共列车启动了,他们惯性太大,刹不住怎么办?我有好多地方妥协了,就算我来出席了。
我也觉得,丑媳妇迟早也得见公婆,大家老看不见也觉得你有啥东西,但是,我们除了比别人少喝咖啡,多干一点活以外,其实我们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因为我们(起步)太晚,成长的年限太短,积累的东西太少了,我们得比别人多吃一些苦。
我们这次播了一个广告,一双跳芭蕾舞的脚,一只是好脚,一只是坏脚。我说,这就是华为的人生,“痛并快乐着”。华为就是那只烂脚,如果你不表现出来,社会还觉得我们这个脚还挺好。我们这个广告在全球大规模的开始做,刚刚开始启动,就是来解释我们走向了社会。以后是该他们走,我就可以慢慢走得少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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