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围绕五个问题展开。
- 特朗普贸易战和西方经济学困惑。
- 要解释这种困惑的源头，即从斯密定理的市场规模限制到代谢经济学的产业小波和生命周期。所谓代谢经济学指的是旧的产业衰落、新的产业兴起；小波指经济运动后浪推前浪的规律，即和生命运动规律一样的生命周期。
- 我用代谢经济小波的视角来看文明的兴衰和中国的经验。
- 我将从东欧转型看市场化理论的局限和科尔奈“软约束”理论的误区。
- 中国经济地位的全球历史比较。
特朗普贸易战和西方经济学困惑
首先，中美贸易战突显中国媒体经济学存在思想混乱。
特朗普认为美国输给中国的具体理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间接地承认了中国的道路成功，包括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政府干预、工人勤奋。
奇怪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所有问题都源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更不合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五十人论坛中，发言的许多学者都在空谈肯定、具体否定40年的经验，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
但是对比美国，他们的市场化没有优化配置资源、也没有投资基本设施建设，实际效果比中国差得多。难道我们要学美国模式的市场和法制？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用中国的实践和世界的经验来检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是用西方教科书理论来批评中国的经验？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无视全世界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的情况。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要有第二次实践检验西方经济学真理的讨论。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由呢？恰恰因为中国缺乏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私有产权，西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产权保护私有产权不到位，甚至产权界定都是模糊的，第一条件站不稳脚。
- 中国没有私有产权为中心的法制，例如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形式。
- 发展经济的资源条件。
中国多山少地交通不便，缺乏自然资源，人均的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大概90%都是山地，而欧洲大概50%都不到，而且丘陵比中国矮很多；
印度的平原也多于中国，虽然印度的总面积没有中国大；美国更不用说了。加上中国主要是大陆国家，多数地区远离海岸线。
中国四周皆是强敌，历史上多发内战与外战，军费压力沉重。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庞大、年龄老化、教育质量不足的情况也不比拉美国家有优势。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有两个。
第一就是1956年索罗(Solow)提出的“外生增长论”，即全要素生产力的理论来源。
索罗的理论假设经济增长的规律，限于规模报酬不变，比如规模扩张一倍，收益实际上没有增加。如果索罗的理论是对的，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要趋同。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快速增长。
索罗理论将经济增长残差里面不理解的黑箱叫什么“全要素生产率”，莫名其妙地将其解释为科学技术的进步。
但是这导致了一个相悖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不如美国；如果中国进行美国式的市场化，中国经济发展能更快。这可能吗？
但是，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默(Romer)在1986年提出的“内生增长论”反驳了索罗理论。
这第二个增长理论建立在阿罗的知识资本理论之上，理论内涵是假设知识积累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即规模越大增长越快。
问题是，英国当年是工业革命的发起者，世界上英国积累的知识当然最多，但是后来英国经济增长比不上德国和美国，所以可以知道该理论是错误的。如果内生增长论论是对的话，南北差距会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赶超的希望，这与真实的历史情景不一样。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外生增长的趋同，也不是内生增长的发散，所以西方的两个经济增长理论都不能解释大国兴衰史和中国崛起的现实。
从斯密定理的市场规模限制到代谢经济学的产业小波和生命周期
我们研究的贡献就是重新推广了斯密定理，即分工不光受市场规模限制。
实际上分工受到三重限制：
- 受自然资源限制，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自然资源受限；
- 市场规模；
- 是环境波动，如果市场扩张太大，就会有更多的不稳定性甚至动乱，那分工会从复杂变为简单，所以复杂性和稳定性是一个矛盾。
今天西方社会的深层次危机正是因为发展得太复杂了，所以变得非常脆弱。正因为这样，规模竞争造成强权，垄断之下没有平等交换。
美国现在宣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虚高，并不代表其真实的生产力，只能说明美国控制了国际分工的制高点，控制了科技制高点、控制了军事制高点、控制了金融制高点，也就控制国际分工的定价权。
美国主要是垄断定价，不存在真正的等价交换。
代谢经济小波看中国经验
关于中国分工竞争的协调机制。
第一条中国优势，是中国的自主型开放是和双轨制改革连在一起：
一边原体制保持社会稳定，另外一边开放特区引进新技术新管理。如果国际竞争打得赢、能和跨国公司竞争，经济特区的门就要开放大一点，打不赢就开放小点，危机时防范外来冲击不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动荡。中国之所以能够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独立的国防，所以才会有比日韩还独立的金融政策。
第二条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即多品种的范围经济。
中国的优势兼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为中国够大，才能同时在平原发展规模经济，而在多山少地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多种经营，也叫范围经济，例如中国日常工业品和家电的种类也非常丰富。
如果比较各国不同的市场模式，比较竞争的程度和多样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竞争程度全世界最高。说什么中国是非市场经济是荒唐的，中国是比美欧更有竞争力的混合市场，中国产业集群的范围包括珠三角、长三角。这也是我认为中国肯定会赢得贸易战的理由。
第三，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比资本积累和劳力成本更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发展得快不是因为资本多，也不是因为劳力年轻，而是中国中国学得快。恰恰因为美国封锁中国时，中国训练了一批像我们这种军事工程师，善于逆向工程，破解西方的技术保护。
第四条，是众所周知的远见政府，发展长期基础建设。对比可知，西方国家几年选举一次，基础设施建设上难于长期计划，国际竞争必然弱于中国。
第五条，是区域分工的协调机制。中国实行区域竞争、中央统筹并行的模式，采取政绩选优、干部轮换的激励形式，突破了西方利益集团的对抗机制。
第六条，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新模式。中国实现了大规模发展，却没有借巨额外债，也没有发动侵略战争。这依赖的就是土地国有创造的金融信用。因为中国央行的权力不在央行行长手上，在于中央政治局；而中央政治局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不代表金融集团的利益。
中国经济地位的全球历史比较
首先看世界人口比重。中国在汉朝、明朝时代都曾经在世界上是大国，大概人口占到世界1/5-1/4，现在也大约为1/5的程度，别的国家跟中国比规模小多了。整个西欧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人口也就是13%的顶高峰。如果以人口作为历史比较的背景，才能知道中国的进步是一个世界奇迹。
中国是否重回大国地位需要看世界经济规模的变化，我以GDP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为准。
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曾经达到世界上差不多1/3的规模，然后跌到1950年时5%都不到，现在几乎升到了20%。人均GDP中国的增长率也是最高的：
前28年中国不算高，但是后38年中国比人家高得多。依据荷兰经济史家麦迪森的千年经济数据，中国的人均GDP1950年700多美元，1978年到1500，2000年是12000。请大家注意，GDP的增长是一个非线性过程，不是线性过程。可以看其他国家什么时候达到类似的水平：新中国前28年相当于土耳其的1900年，英国花了700年才走过中国类似的发展，日本花了300年，美国花了100多年。后面38年，日本也花了300多年，美国花了160年。所以，中国发展的速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
请注意，中国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全部发达国家的总和，工业革命到现在快30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就，只相当于我们中国70年的发展轨迹。这个比较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可以接着看各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我对联合国的三次产业的分类，做一个较为简单的修正，把交通和通讯两个工业部门从第三产业移到第二产业，我称之为“广义工业”，这里的修正因为缺乏数据，还不包括军事工业。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广义工业的比例62.9%，德国59%，和中国差不多。德国工业的先进被世界承认，但是中国工业规模比德国大。美国广义工业的结构比例低于中德俄日，说明美国去工业化的严重程度。
中国不能学美国的脱实向虚。
各国的制度效率可以比较各国的人口下降的程度和恢复周期的长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口下降了1%，但是两年就恢复了。东欧转型、西方国家帝国主义战争、美洲的殖民，造成的人口冲击远远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是东欧转型衰退已经是3-27年以上，人口下降5%-20%，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逆转。
比较各国的宏观调控的政府效率，可以比较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波动恢复的时间和下降的幅度。
中国的指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市场化理论的局限和科尔奈“软约束”理论的误区
批评社会主义没有效率的理论依据，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
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店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队，排长队的经济解释是因为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没有被淘汰，而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因为依赖政府提供补贴。这些道理是片面的。
西方企业供大于求频频破产就有效率？
其实只是把失业负担转给政府的社保。政府补贴本身也要具体分析。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全靠政府补贴，那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应该最高，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是相当低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抽肥补瘦，西方是赢家通吃，社会负担可能更重。
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软约束。
金融危机时候美国给三大汽车厂注资，也给金融寡头注资，可以说他们的软约束甚于中国，更加社会不公。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人提倡学西方的产权理论、实行硬约束。
在政策实践上，东欧企业的大片倒闭就是实行了所谓的硬约束，企业没有学习调整时间，导致优秀企业也成片倒闭、被西方廉价或无价收购，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流失西方。科尔奈的理论助长西方在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实践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的成果。
我希望中国人要吸取盲目相信西方理论、脱离中国实践的惨重教训。
提 问
问：中国特色是什么？是中央集权还是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
陈平：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代表中国特色。首先，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
- 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中国其实没有实行过苏联模式的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而是“规划”。
- 我认为最好的说法就是混合经济，我们中国混合经济开放包容的程度超过美国、欧洲、日本。
问：中国是不是中央集权？
陈平：我认为也要重新定义集权。
中国的中央集权相当于一个大家长，你就知道西方的产权理论什么意思，那是独裁统治，因为产权就是控制权。中国要当一个家长之难，叫做一碗水端平，要公平。
而且还要对自己近亲严格点，远亲照顾点，这种概念西方文化里有吗？中国文化的概念就是追求民族和家族的生存，团结起来就能奋斗，不是个人奋斗。
中国要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你就想得先想清楚如何理解其他特色。你先解释什么叫做英美特色，什么叫做德日特色，什么叫做北欧特色，什么叫做伊斯兰特色，然后你就明白了中国特色，你自说自话地讲中国特色。
问：为什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就，但是中国人缺乏制度自信？
陈平：中国人不是认为中国的制度没有前途，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尤其是年青人感到就业困难。
中国地方政府给动迁农民不应当给钱为主，而应该授人以渔，教会失地农民转业。
经济学空谈经济效益，误导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兼顾短期的经济效益、中期的社会效益和长期的生态效益，而金融界所有的矛盾其实都是短期、中期、长期的矛盾。
这次经济下行，中国政府“调头”比美国快，犯错误的学习空间大，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强。中国的学习能力超过西方政府，因为中国政府是代表全民的政府，不是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府。
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制度优势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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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中国房地产过热的原因
来源：观察者网
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给大家讨论国内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
应该很客观地说，现在中国老百姓自己拥有房产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老百姓的抱怨也是最大的。这是个什么问题？
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发生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移民。
什么移民呢？就是农民工进城。
在欧洲闹得那么严重的外来移民，也就几十、百万人，中国十多亿人口，农村人口原来占多半，短短40年里，几亿中青年农民——包括一部分他们的家属——离开农村进城，这移民规模超过整个西方现代化史上移民潮或城市化的规模。这么大的规模，竟然没有在中国引起社会动乱和战争，而且生活还大幅度改善，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奇迹。
中国的这一奇迹怎么做到的呢？
原因就是吸取了当年孙中山的建议，而孙中山的建议也是从一个名叫亨利·乔治的美国思想家那学来的。什么经验呢？
就是工业化过程里土地会增值，这增值跟地主没有关系，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工业化的一个外部效应。
那么增值的财富应该归谁？
如果要兼顾社会公平，就应该归公，归多数人所有，而不能归土地的所有者——私人地主所有。这个理论，美国早就提出来了，真正能够实行的是中国。
中国过去40年发展迅猛，城市改造非常快，“贫民窟”一个一个被现代化公寓所取代，基本设施——包括水、电、通讯、网络，发展到后来的高铁——都没有大规模外债，也没有引发中国巨额的通货膨胀。那靠的是什么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很快，有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土地财政。
城市化的发展，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本来是农田，现在一下子变成比纽约还要繁荣的金融区或高科技区，土地马上就增值了。增值的收入，地方政府拿了大头做基本建设，改造下一块平民区或者农业区；还有一头虽然是小头，但很大程度上给了地被征走的郊区农民。郊区农民本来收入比城市居民还要低，现在一拆迁，好了，家家都成了百万富翁。这个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大家说，这不是好事吗？当年报道出来，深圳有的地方农民眨巴眼睛，一拆迁以后，还不只是百万富翁，而是成了亿万富翁。
我就问大家，这个财富哪来的？是当地近郊的农民创造的吗？当然不是。
是地方政府创造的吗？不完全，地方政府只有规划功能。
创造价值的劳动者是谁？
恰恰是大规模进城的农民工。但农民工创造了价值，他们只拿到了基本工资，而且这工资相对来说比城市居民的工资还要低。
那么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先富，有些地区后富，所以各个地方房产的涨价不是同时的；后富的地区有经验了，因此征地补偿要价越来越高。
所以中国的政府越是想好心办好事，帮助农民在失地以后也能过上好日子，给的补偿费越来越高，越来越攀比，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而得到拆迁补贴的农民既没有学到新技能，也没有找到新工作，反而变成了新的有闲阶级。
所以我认为中国房地产的问题这么严重，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政府曾有的一个错误概念。这概念也是受西方主流经济学误导的，认为经济成长的动力不是技术创新，而是拉动消费。
怎么拉动消费？
就是农民城市化，收入增加，就可以拉动消费。
其实这是完全违背科学规律的。如果消费就能刺激经济增长，那根本不需要工业革命。中国宋代的时候，消费水平有多高？开餐馆、旅馆、游乐场都可以拉动消费，经济就能发展了吗？
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拉动消费的理论是荒唐的，而认为城市化本身就能拉动消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9月28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八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就“从中国的经济转型看中国道路的经验”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
以下根据陈平教授现场演讲整理，内容已经陈平教授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