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每次姜文的新电影上映，最后都成了影迷的狂欢。大家总渴望从他暴风雨式的密集情节，和让人云里雾里的台词设计里，推敲出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智识优越。这种情况从《让子弹飞》取得相当大的市场成功之后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姜文和他的影迷之间一种微妙的互动。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循着蛛丝马迹推敲出各种隐喻，结论是“姜文牛逼”；一部分人觉得姜文故弄玄虚、故事支离破碎、影迷过度解读，“不好就是不好”。更多人既不敢鼓掌，也不敢批评，幽幽说一句，“这片子，太特么姜文了”。
讲道理，中国影迷从没向地球上任意另外一位导演展现过这么高的宽容度。都是掏了票钱的，看不懂骂就完了。
这种宽容度不仅来自观众，也来自所有和姜文合作过的人。当年《太阳照常升起》改编自女作家叶弥的小说《天鹅绒》，但叶弥听姜文讲完他设想中的四个电影故事后，都有点怀疑拍的还是不是自己的小说了，“怎么扯这么远了？”王朔回忆当时做《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姜文有分歧时，但后来不愿意争了，因为不改的话姜文可能会花上半年说服他，改的话还要让他说出哪里好。
因为《命运速递》被大家认识的导演李非，这次被姜文叫到《邪不压正》的组里当跟组编剧，最多的时候一场戏改了一百多稿，挤牙膏一样给彭于晏递台词纸条，压力大到崩溃。《一步之遥》九大编剧之一的廖一梅说过，即便有再多的编剧，大家的任务依然是在帮姜文构建他的世界，“没有一丝想要改变他的愿望”。
观众和行业的宽容，给姜文创造了一个保护区，让他在里头打着商业片的旗号、聚拢着全行业最好的资源，做自己的作者电影。
但要说市场给了姜文那么大的尝试空间，姜文反而好像喜欢钻在一个角落里不出来。
“北洋三部曲”从视听语言到核心关怀上，很难说有太大的跨越，相反是一个近乎于停滞的状态。配方总是熟悉的，总是有姜氏金句，总是有白玫瑰与红玫瑰，总是有看不出到底是不是隐喻的隐喻。
所以这次《邪不压正》上映一周后，会有不少评论反映“姜文陷在了一种自我/自恋/卖弄才华的怪圈里”。
姜文自己说过，刚毕业就演戏，30岁就掌握很多资源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顺了。以至于《鬼子来了》被禁拍电影五年那件事，对他来说，成了一个”生动的教育“，让他学会把激情“有的放矢”。所谓“有的放矢”，大概就是在不能释放的时候坚决不释放，在其他时候肆意释放。这可能就是姜文独特视听风格的能量来源，他要把不能被行政力量关押住的那部分表达欲，通过这种方式传达出来。
姜文自己是不愿意被划进导演代际里的，但这一点确实是第五代导演的共性：这一代导演，通常是“出道即巅峰”，但很快就会在行政力量和电影商业化进程的夹缝里遇到一个重大的挫折。挫折的关键词可能是“被误解”，比如陈凯歌的《无极》当年遭遇到的群嘲；可能是“不自由”，比如田壮壮因为《蓝风筝》被禁十年，姜文因为《鬼子来了》被禁五年；也可能是“不受认可”，比如第五代编外的冯小刚被diss了一辈子“过于商业化、艺术成就不高”。
而这个挫折会化成他们职业生涯里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缠绕在他们往后的职业生涯里。
一方面是行政力量和市场预期之间的鸿沟，一方面是在艺术价值的探索和商业价值的实现之间首鼠两端。夹缝中的中国导演，最后要么像国师张艺谋一样，安心为国家操办庆典，要么像陈凯歌一样总想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或者干脆像田壮壮一样彻底躲起来。像姜文这样还想搏一搏的，最后就呈现出一种“不能完全说真话，也不能完全说假话，最后就不说人话了”的状态了。
姜文用强烈的个人风格，为自己争取来了一片相对广阔的创作空间，这已经很难得了。只是，商业社会没有无止尽的宽容。搞先锋试验的是学院，片方是要挣钱的。一个姜文早年的投资方说过，投资人投姜文的时候考虑回报很少，其实“有些买未来期权的意思”。
这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这次想玩，我给钱你玩，等你下部想挣钱了，给我留点份额就行。
那万一想挣钱的时候，也挣不了呢？《邪不压正》的宣传期里，姜文上《创造101》和小姐姐们互动，在各种访谈节目里和老友们敞开心扉，全国路演都快下沉到五线城市了，想必他也感受到市场上的某些窗口已经在关闭。
当年帮助姜文创造《让子弹飞》成功的马珂已经悄悄退场，所谓姜文电影波浪形票房规律，“一部不挣钱下一部挣”，随着这次《邪不压正》的票房低于预期，似乎也要被打破了。
冯小刚在自传里写过姜文和马晓晴打赌的故事，很多人都读过。1991年《北京人在纽约》剧组在纽约拍戏时，姜文和马晓晴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里到底有没有大卫尼文这个人打了个赌，姜文赢了，有权利对马晓晴做任何事的他只是说了一句，“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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