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80年代丨许明：在池必卿身边工作的日子
新三届
图片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在池必卿身边工作的日子
作者：许明
我1982年1月从复旦毕业，分配至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办公室文件起草科，跟着科长陈群林（陈是文革前上北广的老大学生，次年不到37岁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后来到北京又当机关和单位的秘书长，退休前即自称老秘）和时任办公室主任兼省委副秘书长的李菁，学习起草省委的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这两位顶头上司，既有长期基层工作的经历，又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视野开阔、思想活跃、文字功夫了得，深得池必卿（注1）池老头（池老头、老头儿都是工作人员私下里对池必卿的昵称）的信任赏识，他们是那一时段省委重要文稿、池必卿同志文稿起草的核心成员、高参。
这里说高参，真不是皮里阳秋的恭维话，他们是真智囊，每到省委讨论重大问题重要文稿，池老头总是鼓励他俩发表意见（注2）。面对个别领导的质疑，他们敢于当庭直言，据理力争，池老头对此不以为忤。有了池老头的雅量和胸怀，机关上下形成讲真话报实情、宽松和谐、一心干正事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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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在贵州
我进省委机关那会，贵州农村以包干到户为标识的改革已基本结束，听陈群林、李菁等办公厅老人眉飞色舞讲述包干到户一波三折的历史，我心艳羡，很遗憾生得晚，没有赶上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包干到户后的贵州农村，形势是明显向好的，粮食产量、农副产品、农业总产值均大幅度增加，但怀疑否定的声音却始终存在，其中以包干到户后农村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论调尤其耸人听闻。
一段时间，池老头连续接到中央媒体转来的反映贵州农村包干到户后出现的所谓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群众来信”，质疑贵州农村改革方向是否偏了、错了？对此老头儿极为重视，要求李菁、陈群林带队立即下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我跟随陈群林一行去了安顺农村，李菁带另一组人马去了黔南黔东南。十余天后我们回到省委机关汇总分析情况，一致认为，包干到户后的贵州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总体大幅度提高；即使是贫困户（注3），其贫困程度较包干到户前也有明显改善。在调查情况的综合提炼中，大家不仅力求事例丰富、数据详实，还以过去在农村生活的亲身经历作对比得出：农户间的发展虽不同步，但是同向的。老头在认真听了调查汇报结论后心里踏实了，放下心来，一门心思考虑农民增收、农村多种经营和下一步发展。
最近看到人民日报社原报人祝华新写的回忆文章，得知《人民日报》1983年12月9日头版评论《鼓励农民放手勤劳致富》。背景是“清污”（注4）给刚刚起步的经济改革带来困扰，在农村引起思想混乱，以为政策又要变，严重动摇农民投资投劳致富的信心。评论文中说：有些人对先富起来的农民仍然不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而是这样那样的指责，甚至把他们勤劳致富说成什么“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评论郑重表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要变的是不适应农村经济改革的上层建筑，是束缚商品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制度和规定。贵州的调研比《人民日报》这篇评论早了一年多。池必卿的敏锐缜密和睿智深虑于此可见。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老头儿交代的任务，也有幸在入行不久即得到老同志在思想政策水平、调查研究基本功夫、文字综合表达能力等方面实际锻炼，受益匪浅。调查任务完成不久，我就被选派到省委常委办所在地广顺路17号，在池必卿身边工作，直到他三年后离开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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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平时讲话不用稿子，语言生动、风趣，常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17号里的“常委办”是广顺路上的神秘处所，独门独院，有警卫24小时值守。院子里有一栋三层楼的别墅，掩映在桃、李、夹竹桃、桂花等绿植中。书记副书记们的办公室都在这楼里。从小楼侧门进入，上三楼左侧的一间，就是池必卿办公室；隔壁是一间小会议室改建的资料室，有一张台球桌，但我一次也未见有人在此打过台球。常委会的会议室在一楼，通往会议室的过道就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值守处。“常委办”有一位办公室副主任王俊——他分管后勤服务，加我共5名工作人员。书记的秘书们也在楼里上班，但不参与常委会、书记会的记录纪要，所以未计入。
我入17号，成为“常委办”新来的年轻人，开始承担常委会、书记会的记录纪要。每有会议，会后要写出纪要，李菁审阅签字后送池必卿签发。老头儿浓重的山西口音我一开始不太适应，有的话一时未听懂记不下来，17号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轮流在场帮助记录，以防遗漏。
1983年底1984年初开展的整党，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有时一天记录6至7小时，累得手臂酸疼到抬不起来。不开会的时候，几个工作人员分头处理书记常委们交代的工作或看报读书，偶尔会在会议室窗外遮阳棚下的乒乓球台打两场球。这时，老头儿会从三楼下来，问王俊要烟抽，原来他老伴徐阿姨出于健康考虑不让老头儿抽烟，老头儿只好让王俊替他买烟放在办公室，需要抽时从王处取。老头儿取烟后出门站在球台边，右腿抬靠在栏栅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我们打球，不时为双方打出的好球或臭球叹惜出声。工作人员自顾自玩，没有谁想起邀请老头儿上场。他把烟抽完，掐灭烟头转身离去，打球的人们继续挥拍对杀，就像老头儿不曾来过。
在外人眼中神秘的17号，我个人感受，其氛围除了严肃紧张的一面，更多的还是宽松和谐活跃的。我从未看见领导疾言厉色盛气凌人训斥过工作人员。在池老头和其他领导面前，工作人员深怀敬意，却自然放松，不惧不促不紧绷。记得1984年秋从贵大新进的小陈，有一天把洗好的红色球裤（那时篮球场上流行穿大红大紫的阔腿运动裤）摊晒在会议室入口侧的一丛绿植上，两个裤腿张开，像一个大红色的人字，极为醒目。记不起是哪一位领导先发现，提醒处长邓洪泰，我和同事随邓去“现场”，在修剪得平整的绿植上看见那鲜亮的红色人字“旗”，差点笑翻。邓让小陈立刻撤下，批评他几句了结。后来大家把这个“事故”当做有趣的故事，一直开小陈的玩笑。
图片池必卿下乡调研，自称《贵州日报》老编辑，农民和基层干部啥话都敢对他讲
当年秋季，老头儿要下乡，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随行工作人员有李菁、陈群林、许明、新华社贵州分社农村部主任许西记、池必卿同志的秘书高春生。池必卿老伴徐阿姨也一道，同乘一辆面包车去了兴仁、安龙、望谟、兴义。那时的省道县道路窄弯大，车速最快也就40公里左右。每天都是大清早出发，路上走5至6个小时是常事。要方便时就路边停车，老头儿和男士们先下车。记得老头儿下车后徐阿姨在车上喊：“老池，你走远点”。大概因为我在车上，徐阿姨才有此一喊。
去安龙县那天，车到县委办公楼前找不见县委书记，一问，说到城边接领导去了。县里赶紧去人把县委书记叫回来。原来县委书记等人在路边盯着轿车看，没有注意中巴车经过。回到贵阳我对分管后勤的王俊说起此事，王俊对我说，县委书记在城边错过老头儿的车，简直就不算个事。以前池必卿下乡坚决不准通知下面，结果好多次下去找不到人，不仅工作不便，连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他亲身经历的最恼火的一次是1980年10月底，池必卿陪耀邦从安顺去望谟：山高路险，坡陡弯急，傍晚时在距望谟县城几公里的地方车轴坏了，大家都下车走路。走到城里好不容易找到县招待所，值班的老头不让进，说是没接到通知。最后池必卿走上前说，我是省委书记池必卿，是我陪他们来的，请你开门让我们住下。对方一听，赶紧把门打开（注5）。
这样的遭遇多了，同行的工作人员就和王俊商议，对老头儿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得阳奉阴违，有所变通。以后下乡，分管后勤的王俊（后任副秘书长）就会瞒着老头儿电话通知地方。我翻阅《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1929—1999）》515页，关于耀邦1980年10月到贵州的记录仅三行80余字：“10月28日—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水城、安顺、望谟视察工作。视察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听取了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以及所到地、县党政领导和厂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对贵州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幸好有随行的王俊亲见叙述，这一段经历又被池必卿秘书高春生写入回忆文章，我们今天才能知晓1980年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和贵州省委书记徒步进入望谟、差点吃了闭门羹的生动细节；从这个细节看到那个年代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俭朴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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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在贵州农村调查
在安龙，池必卿去了多个村社。那时贵州农村包干到户已经结束，农村吃饭问题大致解决，下一步发展怎么抓，是老头儿考虑的主要问题。那几年他老说贵州包干到户后再无得心应手之作，既是他的自谦与焦虑，也有他对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的新期冀高要求。他甚至在全省地县委书记会议上，以浓重的山西口音说：我们要咬紧牙关，三年之内不再讲“形势大好”这样的话。正好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目标有了，在贵州这样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地省，农业翻两番的船在哪里？一路上，他不时会与随行的同志交谈提问，让大家各抒己见，敞开议论。在安龙县化力区座谈时，一个村支书说的两句话得到他的高度重视：农业翻两番，两眼盯着山。这话经他润化后成为：“要想翻两番，两眼盯着山”，频频使用，并成为他充分利用山地资源、调整贵州农业产业结构战略的一部分。（注6）其详情是另一篇大文章，需要专文记述。
望谟是贵州最偏远、最贫困的县份。到了县委院内，居然看见敞放的猪、牛，我极为诧异。老头儿却似乎见怪不怪。多年后，我看一篇抗战时期途经望谟去云南的纪实散文，作者和内容都忘记了，唯两句话印象深刻：满山屁股满街猪。作者记录了当时当地无厕所，县城居民清早纷纷上山大小便、县城里到处是散养的猪群的场景。1982年的望谟和贵州农村，厕所是都有了，却普遍简陋。直到九十年代我到遵义县挂职，下乡上厕所仍然是一桩极不方便的事（注7）。猪的敞养在当时的偏僻乡村仍然普遍，但在县委大院敞放猪牛的，恐怕除望谟外绝无仅有，也说明当时当地的落后与粗放。
此行去到的几个县，从农民到基层干部，对下一步农村发展和农业翻番，都有各自的打算想法。在安龙县木咋公社，农民自己投劳投资改造中低产田700多亩；全县两年来农民投劳投资土改田10000多亩，比包干到户前的任何一年都改得多、改得好。包干到户前用地不养地、广种薄收掠夺式的生产方式正在改变。从安龙经册亨到望谟的途中，可以看见山上成片新栽的油桐树；沟底河谷则是芭蕉林。望谟一个乐园公社油桐面积从包干到户之初的4000多亩增加到12000多亩，户均9·5亩，芭蕉年产200万斤，超过全县估产总和。兴义县盛产大红袍的桔山公社，几乎队队都有发展桔子生产的打算。一位生产队长说，他那个队，家家户户都在考虑自家怎样翻两番，都有一个翻番的小九九。还说到20世纪初，争取全队人均产桔4000斤。兴义下五屯公社，包干到户后农村原来的能人纷纷重拾旧手艺，从事制粉、建筑、建材、编织、植保、养殖，其创造的价值占到全社农业总产值的47%。安龙县有个叫陆正书的农民，1980年（全省包干到户第一年）一家六口人均收入粮食1352斤、966元，1981年干得更欢，日子更富裕了，他多次向州里提出希望把初中毕业的儿子送到贵州农学院自费进修。耳闻目睹这些令人欣喜的现象，我心心念念想做记者的心痒痒，回到贵阳写了“农民的变化”“农民的信心”“农民的追求”三篇报道，经李菁阅改后以《黔西南州农村纪事》为副题在《贵州日报》连载。上述内容，均出自当年的报道，报道中一句没提老头儿下乡调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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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手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一路，印象最深的是每到一地，老头儿基本不在办公室听汇报，直接到田间地头，听村干部和农民谈想法打算。在县里时，黔西南州委书记并未下县迎候陪同，直到池必卿一行到了州委所在地的兴义，州委书记祖传谟才出面陪同去兴义农村。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在17号工作的几个年头，跟随老头儿参加过多次活动，承担记录纪要以及一些服务性事务性的工作；听过老头儿无数次的讲话、插话。几十年过去，至今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是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执行中央政策，一定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注8）。
贵州包干到户就是在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时，池必卿顺应农民意愿、拍板以省委文件的形式组织推开的。他对省委文件和他本人的讲话，明确告诫地县领导：省委的东西，各地执行一定要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去办。不要照搬照套。不管省委怎么定的，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倾向性的问题，还不是各地闹独立性，对抗中央，而是照搬照套。1981年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都包干到户了，但在平坝、遵义县少数自然条件较好、有一定集体积累、比较富裕的地方地县领导不愿意包，老头儿明确表态，不强制，允许这些地方观察比较，尊重农民意愿，愿意改时再改。
老头儿自己的讲话或报告，他从不允许冠上“重要”二字，总要声明“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他还经常打招呼“可听可看可记，不报道”。据刚去世的贵州日报前社长、总编辑刘学洙记载：《贵州日报四十年》统计，池必卿在1983年至1984年两年间，个人名字见报总共4次。可见老头儿对报纸过多宣传领导人活动的限制之严，自我要求之高。
在老头儿身边工作了三年，自知无力写出老头的深谋大略、重大贡献，却有一些明眼所见的细碎小事，让人至今难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办公厅，住房极为紧张，我就曾在大南门附近的军区三招暂住了近半年，才搬进同事腾出的8平米违建房。稍后招进的机要人员没有住处，分管后勤的副秘书长只好找老头儿汇报商量，可否让两人暂时住进广顺路16号老头儿楼下的两间空房，老头儿当即应允。两个年轻人于是住到老头儿楼下，其中一人每天很晚回房，进出声响颇大，影响本就睡眠不好的老头儿，他却不吭一声，最后还是老伴徐阿姨出面请分管后勤的工作人员给小伙子打招呼，让他深夜回房时轻一些，办公厅才引起重视，将两人迁出老头儿的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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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徐若冰夫妇
老头儿住房的院墙背后，是办公厅工作人员居住的大杂院，在西湖路边上。大杂院的住户到机关食堂吃饭打菜，需要绕行西湖路南侧到位于广顺路上的食堂，食堂对面就是老头儿住地广顺路16号。于是有住户出面找老头儿商量，能否在他后院墙上开一道门，给大杂院的住户每家一把钥匙，让他们可以抄近路穿过老头儿住的院子到食堂，老头儿一口答应。于是每到食堂开饭，就会看见拿着盆碗钵的工作人员或家属从老头儿住的小院进进出出，16号院正门的警卫此时干脆敞开门扉。这个历来作为省委一把手官邸、和17号一样神秘的小院，在池老头居住的几年实际处于公开和半公开的状态，仿佛那个年代意味深长的隐喻。
那几年，老头儿血压偏低、睡眠肠胃均不大好。他是山西人，大概山西老家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位施姓的老中医。他个人掏腰包给施医生买票到贵阳，住在他楼下，三餐基本由徐阿姨亲为。而徐阿姨也是太行山根据地的“三八式”老干部、知识分子，曾经担任1949年后大同市第一任女副市长，来贵州前任北京西城区委副书记。看见徐阿姨挎篮到大南门菜场买菜的情景，简单无知的我等，当时只道是寻常。多年后，见过一些盛气骄奢的太太做派，才觉出徐阿姨寻常中的大不寻常。
机关大院许多工作人员知道来了一位山西名医，纷纷到老头儿的住处蹭医。我也让母亲从遵义过来，找施医生治疗她的颈椎病。那一段时间，老头儿的住处人来人往，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却从未听老头儿、徐阿姨有过一句烦言。两老的胸怀和涵养让人景仰；其高贵的人性感人至深！
记得有一年秋天，同事给了我几个苹果和黄梨，说是威宁县委送给老头儿品尝的，老头儿让分给工作人员。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威宁居然出产如此美味的水果。
1983年机构改革，办公厅办公室撤销，原来的科室改为处室。我1984年9月提拔为秘书处副处长，在老头儿离开后分管领导告诉我，当时向老头儿汇报提拔我的事，老头儿听完一句话：我看小许不错嘛！
1984年底我休产假，1985年5月上班。此时，老头儿和徐阿姨已经悄然离去。我甚至没有机会与两老道一声别，成为人生一大憾事。
老头儿和徐阿姨一声不响低调离开，接任的朱厚泽书记在纪念文字里有生动的叙述：“必卿毫不犹豫、就这么俭朴地、完全违背常规、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开了。此后不久，我也调离贵州。必卿的离去，就成为我这个后来人遵循的告别模式。”（注9）厚泽书记以及他的后任锦涛书记的调离都遵循了这样的告别形式。遗憾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告别形式不再，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调离，离任者也会在一个相当范围的会上做深情状的告别。看了那些倒文不文声情难茂的自我表扬，总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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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徐若冰全家福
注释：
（注1）池必卿，1917年生，山西人。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78年6月从内蒙古调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7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初离休。2007年11月去世。
（注2）贵州省委1980年38号文件，池必卿接受李菁建议加进了“包干到户”，即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它把土地的经营权完全还给了农民，让农民在土地上自由耕耘，除了完成国家税费，任何人不得干预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这是超越联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农民的二次解放。这一条后来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的贵州经验，是与安徽小岗村经验媲美的中国农村改革经典。李菁生前说过此事，作为孤证我一直不敢确定。我翻阅各类资料，在201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398页“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忆贵州包干到户经过”一文中，看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员李海文1998年采访池必卿的谈话：“这个文件草稿最初只写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内容，省委副秘书长、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菁拿来草稿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同意加上了也可以包干到户的内容。”池必卿的谈话，证实了李菁说的包干到户写入贵州省委1980年（38）号文件的过程。从此细节也看出老头儿的襟怀气度，他并没有“掩人之美”，而始终记得工作人员的付出与贡献。
（注3）贵州1980年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和农业总产值年年增长。1980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3%，粮食总产量增加25·3万吨；1981年，在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旱灾的情况下，粮食减产80万吨，但因为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积极调整生产结构，当年油菜籽、烤烟增长都超过一倍；猪牛羊肉增长18·5%；农业总产值增长6·9%。打破了贵州历来“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的传统格局。此后三年农业持续增产，农副产品短缺的现象基本结束。翻阅《贵州五十年》（1999年9月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以1979年为基数，到1984年，贵州农业总产值、农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在当时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发展成果，是贵州现代发展史上的高光时刻。
贵州农村的脱贫，则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一直要到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建立，西部大开发和脱贫攻坚战略确立后的多年苦战，才于2021年初步解决。
（注4）“清污”原本是1983年10月后为全面整党而在思想领域开展的运动，后来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女性烫发、擦雪花膏、青年穿款式新颖的服装都被视为精神污染。清污也波及到经济领域，表现为对改革开放的质疑。
（注5）王俊，曾经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保密局局长。1980年10月底，胡耀邦从安顺到望谟，他是随行工作人员之一。池必卿同志秘书高春生在回忆文章“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领路人——回忆池必卿同志在贵州”（《怀念池必卿》 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也记录了到望谟徒步进城这一细节。
（注6）老头儿在位时我多次听他拿贵州与山西比较。认为贵州农业条件与山西相似，山多田土少，农民要增收、农业要翻番，必须充分利用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八十的山地，动员农民在山上种树、种经济林木，鼓励农民除种养殖业外，专业兼业其它副业，多种经营，千方百计增加收入。贵州与山西在解放初期人口差不多，但几十年后，贵州人口大大超过山西。人口控制也是贵州要重视的大问题。
经过下乡调研和反复的思考酝酿讨论，池必卿后来在全省各级各类会议上反复讲：要想翻两番，两眼盯着山；要上山入地唱凯歌。后一句是当时新华社贵州分社农村部主任许西记所写新闻稿的导语。许西记回忆说：一位村支书向池必卿的汇报，经池必卿首肯和润化，变成了全省地县领导的行动纲领。这是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是真马列，不是假马列。
池必卿关于贵州农业发展的思路和战略考量，后来演变为退耕还林、生态保护、开发扶贫与人口控制联动的系列战略。是后来中央举全国之力西部开发、脱贫攻坚的先声。
（注7）详见链接许明“挂职遵义，听人喊“书记”便心里发怵”一文
（注8）详见链接许明“欲放还收时，贵州推行包干到户无畏前行”一文
（注9）朱厚泽《回忆在池必卿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岁月》第21页——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怀念池必卿》一书。
老詹小注：
从今天开始，老詹将从又一水池中搬运优质好水。
这一水池，名叫《新三届》公众号。这是专门刊载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文章的公众号。
因为稿源充足，质量较高，所以，颇受读者欢迎。
今天这篇文章，作者许明，是复旦新闻系七七级毕业生。
毕业以后，回到家乡贵州，先在省委办公厅工作，
后担任贵州出版集团董事长，贵州省文化厅长。
许明和我是同班同学，还同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而且，就在同一小组——政协新闻出版界小组。
一起到大会堂开会，一起参加小组讨论，一起到食堂用餐。
仿佛回到大学时光……
许明其人，待人诚恳，作风朴实，行事稳健，聪明过人。
看看她的文章就晓得了。
文如其人，信然。
新三届
许明，1955年生于贵州遵义，1973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农村，1976年招工进入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合成车间做操作工。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曾任贵州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贵州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贵州省文化厅厅长，现已退休。
微信号
df3p1113-2
功能介绍
一代人的光阴故事、苦难辉煌与现实关怀。
贵州包干到户始末
原题
贵州包干到户始末
作者：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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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在贵州
2007年11月17日，曾经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池必卿（注1）同志在北京病逝。朱厚泽同志提议出版一本纪念池必卿同志的书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把任务交给了贵州出版集团。2008年《怀念池必卿》一书出版，书中邀请29人写出了31篇回忆纪念文章。其中有与池必卿同志共事过的朱厚泽、张玉环、王朝文、龙志毅等老同志，也有李菁、陈群林、伍席源、王开文、许西记、许明等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人员。这些文章从各个层面，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池必卿同志在贵州拨乱反正、大刀阔斧推动各项改革的锐气胆魄；再现了他担当巨大政治风险，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拆掉党内的抵门杠，促成贵州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先声夺人，成为全国农村改革先锋的历史场景。
今天回顾贵州农村改革这一段历史，仍然会为它在欲放还收、阴晴不定的大环境下，一波三折地无畏前行而叹服礼赞。
综合书中老同志们的回忆和我2003年采访王朝文、李菁、陈群林等亲历者的口述、查阅当年的文件记录，将贵州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始末梳理如下。
图片池必卿下乡调研，自称《贵州日报》老编辑，农民和基层干部啥话都敢对他讲
贵州农村自然条件差，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地无三里平，说的都是一回事。合作化后，土地归公，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的体制（注2），农户以出工天数计劳付酬。个人付出与收入关联甚小。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遂成为普遍现象。到1976年，农民缺吃少穿、城市粮油肉蛋等农副产品供应匮乏，整个经济已经难以为继。贵州农村相当数量的农户经年缺粮断粮成为各级干部最头疼的难题。池必卿1978年6月从内蒙调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7月下乡到毕节，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汇报当年旱灾大减产，农村缺粮严重时甚至哭出来。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为了自救，不顾上面的禁令，悄悄搞起了定产到组（注3）或包产到户（注4）。
1978年3月，关岭县顶云公社在16个生产队实行了“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增产效果明显。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的社会主义性质。农民们把这份报纸当做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全省定产到组的生产队迅速扩大。这样的做法能够公开见报未遭批停，也间接说明省委大多数领导的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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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顶云公社社员“包干到户”签字场景（场景再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松管制，放宽政策尤其是农业政策，逐渐成为党内外的共识。1979年1月1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这两个文件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强调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要求：要克服平均主义；任何人不得干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这是一个想要解冻和放宽政策的文件。它禁止了多年来把农民自留地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取消集市贸易等极左做法，是政策放宽的信号。但文件也明确提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春江水暖鸭先知。多年苦苦挣扎于温饱线下、被逼无奈的农民，再也不满足定产或包工到组一类又繁琐又麻烦的半拉子做法，比包工、定产到组更简便、与个人劳动付出关联更直接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如野火蔓延。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已经不可阻挡。
审时度势，当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明文开了一个小口子：“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允许”。比起年初“两不许”进了一步。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会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曾经给胡耀邦提出是不是取消“两个不许”，胡耀邦说起草文件的人都不同意，他再做做工作。结果会议文件仍然停留在4月《纪要》的尺度上，即“不许分田单干”，但允许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地区搞包产到户。中央文件的限制摆在那里，各省区不得不贯彻纠偏。但农村明里暗里的反抗一直不断，包产到户甚至包干到户（注5）（分田单干）不减反增，根本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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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出现"姓'社'不姓'资'"这样的用语
此时贵州农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早就超越“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限定，大面积扩散。池必卿和贵州省委常委的大多数人，私下都认为中央政策放开不够，无法解决农业农村问题。但为贯彻中央精神，遂有1979年12月中共贵州省委四届四次全会《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草案）》，重申“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鉴于全省“两包”发展迅猛，1980年1月，省委又转发《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再次强调“三不许”。并要求对分田分土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春耕前纠正过来，恢复集体生产。
文件下发后，全省各地派出工作组纠正两包。这种违背农民利益“扭转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偏的做法，遭到农民的强烈抵制，纠偏与反纠偏形成“顶牛”的对峙局面。基层告急的电报不断。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和地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钱云洲甚至联名上书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要求允许铜仁地区包产到户，说包产到户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要说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两人的上书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相当数量干部的想法看法。这封信抄送了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和分管农业的王朝文。
面对如此形势，池必卿心里也在反复考量。他的思虑早在1978年上任贵州时就开始了。他在接受李海文（注5）的采访时自述：“贵州由于地处西南，贫困落后，当务之急是搞饭吃。因此我当时主要强调的是使农民休养生息，着重纠正了“左”的经济政策。对于生产方式则提出，只要基层干部群众赞成，可以搞包产到组，也可以搞别的经营管理办法。但是，由于“左”的影响没有根本消除，对生产关系还没有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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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平时讲话不用稿子，语言生动、风趣，常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1979年冬至1980年春贵州农村因纠偏与反纠偏导致的罢耕、干群激烈冲突的严峻局面，以及之前下乡对贵州农村贫困程度的直观感受，对池必卿看透生产关系的调整，下决心突破中央规定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无疑都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书记处书记王朝文也心急如焚，1980年春节刚过即带队到遵义地县农村调研，甚至去了邻近的四川南川。发现从社队干部到地县领导，大都同情支持两包。已经悄悄承包或分田分土的地方，实践证明收成高出很多。此时非要强纠，农民不干，基层干部为难，春耕就耽误了。
王朝文回到贵阳，径直向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池必卿汇报。池必卿听完汇报，预感到这个问题已经涉及生产关系调整，非同小可。他坦率对王朝文说，我赞成放开。但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两人赞成还不行，需召开书记会研究。书记会当晚在池必卿住处召开，审慎神秘。除了省委书记处几位书记，其他常委都没让参加，也未安排秘书到会记录。在池必卿主持下，王朝文如实汇报下乡看到听到的情况，书记们敞开讨论。吴实、徐健生等老同志的发言态度鲜明，情绪激烈。说我们从当红军开始，就提出要为老百姓办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际上干起来就不依靠，搞到现在吃饭都解决不了；我要是农民，我也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我们不要再当抵门杠，要和群众一起干......。
讨论中也有反对意见，主要顾虑超出中央规定，犯方向路线性错误。池必卿同志最后总结拍板“承认现状，停止纠偏”。并决定马上召开常委会再充分讨论。此时有书记建议就此请示中央，中央同意后再搞。池必卿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要请示哪个批准？哪个同意你搞？我们省委干，省委承担责任。搞错了，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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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手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随后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虽然仍然有人表达疑虑，但省委大多数人都支持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常委会就此决定，3月17日先开全省电话会议，各地州市党政主要领导、农委主任参加，把常委会的决定立即传达到全省，主旨就是：承认现状，停止纠偏。会上没有明说省里“三不许”的文件作废，实际等于停止执行，不再纠正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常委会同时做了另一项决定，常委们分头下乡调查一月，回来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决策。
池必卿带着办公厅和省农口的9位工作人员，乘一辆中巴车，下到黔东南的乡村作了32天的调查。调查组行程事前均不通知当地，有时在乡村住宿、在路边小店吃饭。每到一地，即分组下去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农民心声。调查后的讨论大多在车上进行。池必卿大部分时间静听调查组人员的发言争论，偶尔插话引导大家求是争辩，从不长篇大论或随意下结论。32天6个县市的调查，亲眼看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和硬被纠偏改回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生产队，生产形势和农民积极性都大不一样。调查途中，省革委主持工作的负责人打电话予池，说北京来人批评包产到户不对，是否纠正？池当即回复他：不要纠正，开个电话会强调各种形式不改变，谁种谁收。到玉屏县，县委书记也正要纠偏，池必卿对他说，你不要纠偏，农民愿意怎样就怎样，省委有决定，你不能违背。池必卿自述一个多月的调查，他一直在思考酝酿“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已经不可避免，早解决早主动”的计划。（见李海文著《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398页“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忆贵州包产到户经过”。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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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关岭县农村干部总结“包干到户”成效
1980年5月中旬，下乡的常委们结束了各自的调查。池必卿同志主持，连续召开了9个半天的省委常委会，围绕一个议题：是否放宽农业政策，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吸收了参加调查的工作人员列席。因为有分头下乡调查的基础，9个半天的充分讨论，最后形成共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有步骤地放宽农业政策，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会后印发了《关于立即制止纠正包产到户、分田分土单干的错误做法的通知》，明文废止了省里“三不许”的两个文件。
紧接着，省委又召开了地州市委书记会议，充分讨论后决定：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允许因队制宜地采用定产到组、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等灵活多样的经营管理形式。会后，省委于7月中旬印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即著名的省发（1980）38号文件。这份由池必卿同志逐字逐句敲定修改签发的文件，除了“居住分散、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生产队，可以实现包产到户”外，池必卿接受李菁（注6）意见，加上了“对于少数经营管理水平极低，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实行包产到户也有困难的生产队，允许实行包干到户”一条。建国后一直被党的农村政策打入另册、姓资不姓社的“包干到户”一词，第一次在中共贵州省委的正式文件上出现。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是池必卿同志民生为大、不避个人祸福的勇敢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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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在贵州农村调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提供会议讨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稿子，只说“允许包产到户”，没有“包干到户”。杜润生同志在征求池必卿对文稿的意见时，池必卿直言：贵州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征求意见稿上没有态度，贵州回去是否要纠正？杜润生向中央反映了贵州省委的意见。会后印发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吸收了池必卿的意见，白纸黑字写上了：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至此，包干到户作为一种生产责任制，终于从另册进入正册，得以合法存在。在这次座谈会上，针对有的参会成员把贵州包干到户比喻为“独木桥”的批评，池必卿据理力争，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名言，成为农村改革艰难启动之初最坚定不移的改革先声。而从贵州肇始、后来写入中央文件的包干到户，则是与安徽小岗村经验相媲美的中国农村改革经典之一。
1981年贵州遭遇了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凡包干到户的地方，农民竭尽全力抗旱保产，大大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经此一役，原来实行其它生产责任制的地方，纷纷改为包干到户。到年底，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发展到98.2%。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1982）1号文件，正式明确“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为包干到户正名推广打开了绿灯。“包干到户”迅速跨越长江、渡过黄河，在全国广泛施行，由此推动了全国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备。存在了25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因包干到户的推行被釜底抽薪。到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就此成为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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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顶云公社冒着风险“包干到户”的农民们
杜润生老曾经在回忆全国农村改革的文章中写道“在事实面前，贵州省委逐渐统一了认识，下定了决心。但有的同志对大范围内搞包产到户仍有顾虑，怕超出文件规定。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杜老的这一段回忆文章，我是近年才看到的，因耳熟能详，倍感亲切。不由想起我在池必卿身边工作的三年多，不止一次听见老头儿（工作人员在非公开场合对池必卿同志的称呼）以浓重的山西口音说道这样的话。这是他在贵州工作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在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贵州粮油购销政策调整、如何处理“清理精神污染”等等问题上，他都始终坚持从贵州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跟风、不加码、不照搬照套。那时年轻懵懂，听老头儿说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这样的话，只觉得生动有趣。多年后有了一些人生阅历，才深感老头儿这段话的分量、担当和践行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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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徐若冰全家福
注1 池必卿，山西平定人，1917年12月生。1978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马力），1979年10月至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7月起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春离休。
注2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生产资料（如大中型农业机械、举办水利等基本建设工程等）、产品等分别归这三级拥有；生产队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占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直接向社员分配收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曾经作为一项根本性制度，成为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理想模式”，强制推行20多年。联产计酬、包产到户一直是走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包干到户”则等于分田单干、倒退复辟。
注3 “定产到组”指，生产队把社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承包划定土地的产量，超产奖励。实际是划小核算单位，提高生产率；
注4 “包产到户”是指农户对某一块土地所种植的农作物产量的承包，超产归己；“包干到户”指农户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定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经作为农村政策放宽微调的权宜之计施行过，包干到户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制度创新。
注5 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其著作《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由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出版。书中398页载“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忆贵州包产到户经过”一文，系她1998年采访池必卿后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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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许明主编《怀念池必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