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1983，抢救民营企业家信心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
当时温州正准备召开“两户”（重点户和专业户）代表大会，表彰那些勤劳致富的先进分子。然而令袁芳烈万万没想到的是，受到邀请的人根本不敢来，有人连夜逃到外地避难，有人索性带着铺盖脸盆来开会，做好随时“进去”的准备[1]。
这似乎不太像温州人的风格。改革开放之初，温州是全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曾经消失在历史洪流中的民营经济在这里肆意生长，全国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也被温州人拿下，十万温州人走南闯北，给全国人留下了“敢为天下先”的印象。
领导亲自邀请参加表彰大会，本应是一件光荣自豪的事儿。但恰恰相反，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彷佛被吓破了胆子，不仅不敢去参会，还在私下议论纷纷：“上面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小富可以，大富不许”[2]。
还有一句讲的最多的疑问：那抓起来的“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谁是“八大王”？这个名字听起来威风凛凛，其实就是来自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8个农民出身的个体户，属于先富起来的底层老百姓。但在1982年底，这8个人被定成了“投机倒把罪”，有的人已经被关了半年多，有的人则成了逃犯。
袁芳烈给“先富”群体开表彰会的背景，是当时温州的经济已经跌入冰点。工业增速从前两年的31.5%，骤降至1982年的-1.7%[3]。当时温州的情况也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没几年，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众就已经准备躺平了。
摆在袁芳烈面前的是一道难题：如何抢救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先富
群众帮袁芳烈指明了方向：民营经济焦虑的根源，都在柳市镇的“八大王”身上。
在80年代初，柳市镇这个未来的“低压电器之都”已初具雏形。镇上五金电器档口鳞次栉比，三五层高的小洋楼林立。据说，在柳市街上捡的钱都是十元一张[4]——当时纸币的最大面额，更有夸张的传言，说“万元户”在柳市镇也只能算贫困。
柳市镇的“先富起来”，是一群一无所有之人的绝处逢生。温州虽然地处东南沿海，不仅山地多耕地少，自然资源也有限，而且作为对台前线，国企和集体企业也不多，温州市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亿多，都不够发工资[5]。
文革期间，柳市镇上最好的劳动力每天在生产队只能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不到4分钱[6]。老百姓就只能一边做针头线脑的小买卖，一边偷偷鼓捣家庭生产作坊，但也因此常年活在被上级检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阴影下。
1972年，柳市镇的农民陈维松兄弟集资开办茗东五金电器制厂，这在当时属于做私工，为了避免被人发现生产时都要紧闭门户。但是到了1975年，一笔来自淮北矿务局的35万元汇款还是惊动了当地政府。结果全体职工被关“学习班”，工厂关停解散，只留一句让人胆寒的训诫：
“赚一千元戴帽子，赚五千元坐牢子，赚一万元杀头子[6]。”
直到1978年，柳市人迎来命运的转折点——5月，《光明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掀起改革大幕的一角，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为之改变，人们终于有了高考、烫发、穿喇叭裤和听邓丽君的自由。
图片在温州市木勺巷摆摊的个体户，1984年
柳市人却从中看见另一幅图景。东方犹太人的天赋一夜觉醒，偷鸡摸狗的学会了扎花圈，沉迷赌博的也开始摆摊，那是建国以来柳市镇治安最好的三年[6]；购销员们跑遍全国各地，还有人把温州产的带鱼倒腾到千里之外的新疆去卖。
而柳市镇之所以日后成为“低压电器之都”，也跟他们的灵敏嗅觉有关。
当时国家正在缓停基建投资，转向重点支持民生相关的轻纺工业，各地国营企业的机电设备库存大量积压。听到消息的供销员们便冲向全国各地，如蚂蚁搬家一样，将成千上万吨废弃机电产品运往柳市，再拆成零件销往各地[4]。
很快，整个柳市镇就成了一座巨大的加工处理场，先后出现了300多家“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从业人员过万[6]。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一个叫“柳市通用电器厂”的，日后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就诞生在这家名字霸气的社队企业里。
厂长石锦宽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毕业生，文革期间回柳市当起了居委会主任[23]。为了解决返乡知青的就业问题，石锦宽找人凑钱办厂，起初叫“反修工艺社”，意为“反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后来效仿美国通用汽车，改名“通用电器厂”。
图片晚年的石锦宽，浙江之声
石锦宽采用的是一种“挂靠制”模式，下面设置独立经营的门市部（车间），各门市部自负盈亏，每月只需缴纳30元管理费和纳税[9]，通用电器厂对内就只负责管账报税，能极大地调动积极性，很快门市部的数量就拓展到了32个[8]。
1979年通用电器厂的产值已经近1亿人民币，而乐清县所有县属企业生产总值加起来也才800万[8]。
事后来看，石锦宽这个未经任命、不领工资的小村官，比当时绝大多的官员都领先一步遵循着邓小平的意志——在改革脚本尚未成型、公私之争反复不定时，他就冒险以挂靠经营的方式，让个体户获得某种“合法”的身份。
卖螺丝的刘大源就挂靠在通用电器厂名下。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情愿倒腾螺丝也不要国营厂的招工指标，生意从柳市一路做到上海。那时候，上海的国营标准件厂也只有2万多种螺丝，刘大源的店里却有4万种之多[4]。
同样冒尖的还有卖线圈的郑祥青、做矿灯的程步青、倒腾旧货的王迈仟、捣鼓五金元件的胡金林等人。这其中，叶建华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懂五金电器，是个开照相馆的。
柳市人都离不开叶建华，因为他跑遍全镇后整理出一本带样品插图和售价的产品目录，那是购销员外出跑业务必不可少的工具。十多年后，一个叫马云的人和他的阿里巴巴做了同一件事，蝴蝶振翅般改写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
1980年，通用电器厂开始评选先进车间。有人向石锦宽提议用“大王”做先进称号——这本是王迈仟的外号，当时为了区别，人们叫王迈仟大王，他的父亲是老王，儿子则是小王。
这一年，十个“大王”横空出世，刘大源成了“螺丝大王”，叶建华成了“目录大王”。在表彰大会上，大王们还收获了印有称号的热水壶[9]。
“大王”也成了柳市最时髦的用语。有人开始以此称呼镇上的经济大户，做开关元件的郑元忠得了个“电器大王”的名号。他对此很受用，据说还爱读一首名为《给咱弄个大王来吧》的诗[11]。
出于国人朴素的安家情结，郑元忠发家致富后，先花七万块钱盖一幢三层洋楼，按照后来《人民日报》的说法，郑家院子足足停得下12辆小轿车[12]。
只是他不知道，当“大王”和盖洋楼这样威风的事，会在不久后变成一场漫长的噩梦。
刘大源比郑元忠还要狂上三分。他是镇上第一个买摩托车、装私人电话的人，有时政府办公室的人来借电话，能否用上全凭他的喜怒[6]。地方官员被他称为土八路，数十年不改口[12]。
大王们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如履薄冰。“姓社姓资”的镰刀依旧高悬，看看那时的人们都在争论什么问题：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四只就是资本主义；雇七个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个就资本主义——为此，《人民日报》还特开专栏讨论了整整三个月。
当风暴真的来临时，他们不出意外地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骤寒
1981年9月，16号台风“嘉丽”在广东沿海登陆。它是距离温州最远、但影响最为严重的一场台风，造成当地数十人伤亡，近千间房屋倒塌。
第二年开春，一群陌生人站在“线圈大王”郑祥青家门外，对这幢鹤立鸡群的三层洋楼指指点点：“此人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这样的楼吗[13]？”
那是来自省里的调查工作组，伴随他们的到来，镇上沉寂了几年的大喇叭又开始整日喊口号，街上挂起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行为”的横幅[6]。柳市人多少有些山雨欲来的不安，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风暴早已在遥远的北方酝酿成型，并将如那场台风一般摧毁他们的生活。
改开进入第四年，巨大的矛盾笼罩在国民经济上空。
一边是疯狂生长的民营经济萌芽。在刚刚建立的深圳特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高挂蛇口港；在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地，涌现出禹作敏、吴仁宝等一批地方官员，悄悄带动村民办厂创收。
如八大王这样的经济能人不断涌现。在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不顾妻子劝阻，鸟枪换炮地办起工厂——早在1976年，他就挣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14]。
但在另一边，是过热的国民经济和无解的意识形态之争。国企改革艰难推进、“倒爷”横行，势头正猛的民营经济成了背锅侠；在中央收到的文件中，乐清县俨然是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15]……
一场风暴终于在1982年到来。1月和4月，国务院两次下发紧急文件，要求打击经济犯罪，严惩投机倒把。在这次经济整肃运动中，浙江的重点是温州，温州的重点是乐清，乐清的重点是柳市，柳市的重点自然是大王们。
“投机倒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界定极其模糊。因此在工作组入驻之初，柳市所属的乐清县委就与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还记得，工作组和县委班子一吵就是好几个月。开会时双方分坐两边、针锋相对，你骂我资本主义，我就骂你教条主义。
在乐清县委看来，柳市的家庭工业做的都是国企不想搞、利润不高的小生意。但来自上面的工作组却坚持认为：“你们是不是方向错了，社会主义哪有那么多暴发户[16]？”
一夜之间，乐清县委集体倒台，连正德也被调离。随后，大王们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批准逮捕。
需要说明的是，“八大王事件”实际要抓捕11人，其中8个大王来自通用电器厂。郑元忠等3个“野生”大王，是工作组顺便一起抓的[9]。至于抓人的标准，连正德说，其实就是谁最风光，最赚钱，就抓谁[8]。
“五金大王”胡金林的反应最快。他先扛去六万元现钞补缴了17个月的税，然后带着新婚妻子外出旅游避风头。两周后，他回到柳市，却发现风波愈演愈烈，大王们被挨个叫去工作组，进去就没再出来[6]。
图片胡金林，1987年
很快轮到胡金林了。在招待所里，一个很有资历的官员质问他[17]：“老子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也才381块钱一个月。你一年赚几十万，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
胡金林百口莫辩。
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关注报纸上的新闻，有一次在《人民日报》读到河南一汽车大王倒卖几百辆车，每辆才赚几十块就被枪毙了（实为无期徒刑）。自己一年赚几十万，哪还有活路？
回家后，胡金林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东西——那是一个格子条纹的人造革包，内有五套工作证和对应介绍信，200斤全国两票，2000块人民币和冬夏衣物[17]。
就这样，26岁的胡金林成了一名全国通缉犯。
郑元忠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被柳市工商所喊去写检查，一写就是28天。第29天，他终于忍不住砸了审讯室的墨水瓶。离开工商所时，他听见对方说“走着瞧”，于是回家见过妻儿，拿钱就跑[18]——在逃亡路线上，他和胡金林都默契地选了水路。
叶建华被抓时，不少生意人都苦恼：没有他的产品目录，以后要怎么跑业务呢[06]？这个老实人其实只赚了两三万[12]，被判三年有期、缓刑三年[6]。他永远忘不掉宣判时的场景：在母校柳市小学，自己被五花大绑，台下人潮涌动[8]。
“旧货大王”王迈仟的量刑最重，他被判处七年徒刑，审判过程就是八大王事件的一道缩影。
当时，有关文件列出的12种投机倒把行为，都与八大王的情况不符，主审法官也认为王迈仟无罪。但投机倒把是上头定下来的罪名，法院院长打电话向县委领导请示，被斥责是“无知之辈[1]”，得到一个“判七年”的指示。
于是，法院在案件判词和卷宗里留下了尽显官场智慧的两句话[9]：
1. 王迈仟的罪行在于国务院文件中第12种表现最后的“等”字中。
2. 根据县委领导×××指⽰，对王迈仟要判七年徒刑。
这场经济大整肃中，八大王的故事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湖北武汉有个名叫韩庆生的工程师，在国企工作之余，为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设备图纸，结果因此锒铛入狱，罪名也很清新脱俗——技术投机倒把。韩庆生的设计酬劳是600元，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算下来，每赚两块钱就得坐一天牢[19]。
论坐牢，“傻子瓜子”的年广久多少有些经验，文革期间，他曾因投机倒把、牛鬼蛇神等罪名两度入狱。前一年，他还是《芜湖日报》上的家乡品牌代表，转眼就因为雇工人数过百而背上资本家骂名，一路被状告至北京。
截至1982年底，全国经济犯罪立案数量高达16.4万件，判刑近3万人，合计追缴款3.2亿余元[19]。一时间人人自危，八大王的惨景更是让柳市人噤若寒蝉，关店的关店，逃跑的逃跑，柳市的工业产值一年内暴跌57%[3]。
经济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一架无比复杂的精密机器，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线性因果的简单函数——给什么样的输入，就会得到什么样的输出。
伸冤
关于“八大王”的沉浮故事，其实都离不开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
袁芳烈是山东人，“上海干部进中央，山东干部守四方”，袁芳烈在浙江分管农业，是当时省里最年轻的副省长。1981年8月赴任温州时，他既听不懂温州话，也看不上温州小商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仿佛一脚陷入“敌占区”[20]。
图片袁芳烈（中戴眼镜者）在苍南金乡考察，1982年
对于民营经济，袁芳烈是有偏见的——这也不能苛责他，毕竟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有这种偏见。袁芳烈曾经自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手”，这次又是带着省里的军令状而来，要在一年内整肃以乱著称的温州，解决所有制问题[6]。
那时候，对民营经济怀有敌意、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的人不在少数。“姓社姓资”的争论汹涌，特区深圳被推上风口浪尖，1982年3月某报刊发文章《旧中国租界由来》，直指深圳是新时代租界，“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剩下都是资本主义[21]。”
个体户、工商业主们也承受着从观念到制度的全方位冷遇。《长沙晚报》的报道称“个体户也有活雷锋”，好像良民在个体户里是个稀有物种；地方执法部门动辄踢摊、收证、罚款一条龙，在山东秦皇岛，个体户不按时开会也要交罚款[6]。
如此氛围下，袁芳烈的偏见便不难理解。可当准备大干一场振兴经济时，却被现实狠狠打脸——1980年温州市工业增速曾高达31.5%，但到1982年竟骤降至-1.7%[3]。地方经济是当时中央考核的重要指标，这对一个官员来说几乎是致命打击。
1982年底举办“两户大会”时，人们的抵触更让他意识到：八大王事件过后，温州人的信心被摧毁了。
于是一夜之间，街上的大喇叭和横幅又换了一副面孔，开始高喊“热烈欢迎两户代表”。领导干部更是亲自上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总算动员了1200多位两户代表参会[2]。会有有的人被戴上大红花，有的人还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就座[1]。
两户代表们也学聪明了：他们要求人手一份袁芳烈的讲话稿，还说以后出了事就说是袁书记让干的[1]。
为了进一步给群众做思想松绑，袁芳烈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的决定：邀请一个雇佣了50人的林业大户上台发言，并让《温州日报》配合报道[6]。要知道，按照当时的“七上八下”理论，敢雇50人那可是板上钉钉的资本主义剥削。
牢狱里的八大王也没有就此被遗忘。率先站出来喊冤的，是《温州日报》副总编辑丁春霖。
在1982年柳市镇公开打击八大王期间，有关部门曾致电《温州日报》，要求报社配合打击行动做采访报道。当时，丁春霖和编委会认为打击政策界限不清，不利于改革开放，不仅不派记者前往报道，而且将来稿悉数扣压不发[22]。
图片
丁春霖，1984年 图片来源：[22]
随后，丁春霖又亲自带人到柳市镇做调查。在乐清县工商局，他要求调阅八大王的卷宗，可对方找了半天，每个大王都只有薄薄的一张纸，上面除了简单记录个人信息，没有任何称得上“犯罪”的内容[9]。
1983年2月11日，丁春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千字内参，提出对“翻砂大王”吴师濂的打击有误、应予以平反，借此为八大王一案喊冤[9]。
同样为申冤奔走的还有八大王的家属和同僚，其中就包括原通用电器厂厂长石锦宽。
作为大王的“靠山”，石锦宽也遭到拘禁审查。幸好国家财政部带各地取经团来柳市学习经验，石锦宽才被暂时“借”了出来。在柳市大会堂，他当众表演了一出蒙眼查账的本事——取经团随机抽选的每一笔账目，他都能闭着眼睛找到对应凭证[23]。
石锦宽因此侥幸得到特赦，可通用电器厂还是被迫关停了。他开始拼命写申诉状，一封接一封地发往省城和北京，洋洋洒洒有130万字之多，但基本都石沉大海；他三次上北京，八次进杭州，每隔几天还得往温州市里跑一趟，前后不下百次往返，只为讨回公道[25]。
第三次进京时，石锦宽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可谓胆大包天的事——给胡耀邦总书记写血书。这份1500字的申诉书，工整地写在一张长1米、宽1.2米的白色的确良布上，由石锦宽和11位大王的家属盖上血手印，几经辗转送到了胡耀邦手中。
终于，石锦宽得到了胡耀邦“立足帮助、打击不妥”的八个字批示[25]。
1983年元旦，石锦宽从广播里听到中央新发布的一号文件。这份以农村经济改革为主题的文件提到：“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 石锦宽听了之后隐约感觉到，风向有变，机会来了。
于是在当天下午，石锦宽就赶到温州市委，点名要找市委书记袁芳烈。让他意外的是，听说有人要为“八大王”申冤，正在开会的袁书记竟当即出面接待[9]。不仅如此，袁书记还允许他出席这一天的县委书记会议，并作申诉发言。
石锦宽的发言持续了11分钟。讲到“目录大王”叶建华时，石锦宽鼓足勇气问道：“产品目录是在上海人民印刷厂印的，介绍信是我开的，叶建华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如果有罪的话，我首先有罪[9]。”每一句话，都在发出泣血的叩问。
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当时主政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空气里的风向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当时中央的政策不明朗，官员们也生怕一不小心就“犯大错误”。于是袁芳烈做了一个保守的决定：低调复查，逐一改判。
1983年春节过后，袁芳烈先去柳市镇“重新”了解了“八大王”事件的经过，随后牵头地方法院重新调查审理，最终结论是除有轻微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情况“基本符合中央精神”。袁芳烈也终于开口承认[1]：“我们抓错了，我们认错。”
这一年，大王们陆续被改判无罪，查清一个放一个。然而一方面，针对郑元忠等外逃大王的追捕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法律上的低调改判，只为少数人所知晓，当时无数风声鹤唳、如履薄冰的民营企业家，依然在等待一场公开的「平反」。
为什么有人常说“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不“过正”，就很难恢复被破坏的信心。
平反
1983年9月20日凌晨两点半，“电器大王”郑元忠前脚刚到柳市镇，后脚就被抓进了看守所[18]。
在外潜逃的一年多里，每一寸风吹草动都挑动着郑元忠的神经。他听说北京开大会，第一次把个体经济写入宪法；听说胡耀邦总书记称赞个体经济是光彩的，个体户们聚在一起朗读这篇讲话，边读边放声大哭[26]；还听说柳市风向大变，被抓的大王们都已被陆续释放。
可命运似乎不想就此结束与他的玩笑。郑元忠“自投罗网”时，正赶上全国严打刑事犯罪，看守所里的犯人多到塞不下，他被和强奸、盗窃等重大嫌疑犯关在一起，站着熬过了第一夜[18]。
郑元忠被关押了整整186天。在狱中，他用报纸裹着圆珠笔芯写了几十封申诉信，但无一寄出。比起悔恨，他的心底更多的是不解和委屈。这个曾在十几岁时身无分文地北上京城、只为在天安门远望教员背影的青年，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如果有关部门早指出正确方向或错误的存在，我谅必自己早已悬崖勒马，决不会到今天的地步。到如今讲这是投机倒把行为，那么有关部门要负一定的责任……[27]”
就在他近乎绝望之际，转机出现了——1984年3月27日，他被无罪释放。
郑元忠的绝处逢生与外面世界的变化密切相关。起初，“八大王”案虽已改判，但既未公开平反，外逃大王的通缉令又没有撤销，继郑元忠后，胡金林也在回家不久后被抓捕归案。
“八大王”案之外，尽管市级领导已经开始“转向”，但基层部门匪夷所思的打击行动还在继续。1983年，温州有家街道企业因为搞计件工资，工人月收入超过国企职工，被罚款5万元。这一年，当地财政局竟以此收缴了高达280万元罚款[2]。
第二年开春，又有渔民从当地收购虾米后运往外地销售，被有关部门以涉嫌“投机倒把”为由抓捕[1]。
直到1984年初，中央再次下发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商品生产和流通，并强调：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
风向彻底转变，“八大王”也终于等来公开平反的机会。很快，温州市委召开一场全市干部会议，公开宣布给这八个普通的个体户平反，袁芳烈还在会上以“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为主题作讲话[2]。
在中央意志的干预下，那些闻名一时的“投机倒把”冤案也被逐一平反和正名。
“两块钱坐一天牢”的武汉工程师韩庆生，在狱中蹲了整整十个月，于1982年7月被释放。入狱期间，他的家人和辩护律师四处奔走上诉，地方法院一度改判无罪释放，但遭到检察院的有罪抗诉，最后，法院只能判处韩庆生有罪免刑。
虽然重获自由，但韩庆生依然背负着投机倒把的罪名。为了给自己讨公道，他买了张单程票直奔北京，跑遍各个相关部门，决心不平反就不回家。
幸运的是，韩庆生也得到了媒体的帮助。这一年深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三家媒体的记者找到韩庆生时，他正穿着一件破棉袄在地下室伏案画设计稿，以换取在北京的生活费。
他的遭遇最终惊动了中央。一支代表团被派往武汉重新调查，短短三天，没有开庭，湖北省高院就宣布改判韩庆生无罪。事后，韩庆生偷瞄了一眼那张改变他命运的中央文件，隐约看到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以及更高级别领导人的名字[27]。
洗清冤屈的韩庆生终于可以回家了。紧接着，他就遇到滑稽的一幕——领导干部排着队给他道歉。第一天是武汉市委副书记带着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等人，第二天登门的人变成了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
但最幸运的莫过于“傻子瓜子”年广久。一来，虽遭到举报，但他并未因严打而入狱；二来，被状告至中央后，他反而得到邓小平的首肯。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听过“傻子瓜子”的事迹，面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提议放一放、看一看。1984年10月，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年广久：“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社会主义了吗？[28]”
这不是年广久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被最高领导人点名保护。几年后，他将再度因为经济问题被捕，被判流氓罪入狱，而邓小平也将在南巡中第三次点名救下他。
当然，历史从来只会记住幸运的少数人。那一年被判刑的3万人里，有多少人是有家人奔走、媒体喊冤的？有多少人能遇上坚守改革意志的地方官员？又有多少人能一次又一次地为国家领导人所直接拯救？
值得欣慰的是，人们总算在八大王和韩庆生、年广久们身上重拾希望。
在温州，八大王彻底平反的消息伴随春风吹遍每个角落。1984年夏天，柳市迎来了久违的办厂热潮，整个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企业达到五、六千家之多，工商局平均每天要给74家低压电器企业办注册业务。
人人都说：“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王’的王者归来[3]。”
一个叫南存辉的年轻人也和朋友合伙开起“求精开关厂”。几年前，他还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照相馆门口摆摊补鞋[5]。后来，南存辉与朋友分道扬镳，各自缔造了中国低压电器龙头企业“正泰”和“德力西”。
南存辉在许多年后才吐露出当时的心声：“‘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2]。”
温州也由此开启黄金三年。1984年至1986年间，温州主城鹿城区工业产值连年翻番；1985年，《解放日报》头条第一次出现“温州模式”；到1986年，温州有470多个专业市场，14万多户家庭工业企业，10万购销员，120万工商业从业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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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的乐清县街头
至于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人民日报》在事后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中国农民报》则称之为“法律上的大玩笑”[25]。只是时代的一个玩笑，落在普通人的身上，就得用尽一生去消解。
昔日最狂的刘大源是唯一没有坐牢的大王，他坚持逃亡到最后，等公开平反了才回到柳市。直到2018年，他家还有个随时逃亡用的行囊[8]。如今他已不做任何生意，膝下子女无一经商[12]。
叶建华又开了一间照相馆，他已经没有胆子再去搞产品目录了。有时他走在市场旁、马路边，看到那些拉着蔬果摆摊、见了城管就拼命逃跑的、不听话的农民老伯，就仿佛看见昨日的自己[12]。
判刑最重的王迈仟死于1995年，肝癌，享年50岁。
郑元忠是为数不多仍有斗志的大王。他后来转型做服饰，创办的庄吉集团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虽然以破产收场，但也留下一句“不跑路，不自杀，有债慢慢还”的名言，堪称罗永浩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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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元忠，1997年
他当然也有脆弱的时刻。1997年，邓小平追悼会那一天，他带着庄吉集团的400多个员工在饭堂看电视转播。在众人面前，郑元忠痛哭出声：“没有邓小平同志和中央一号文件，我的骨头都烂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30]。”
尾声
在中国，1984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
邓小平在之前的一年讲道：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未来这句话还将被无数次提及。这一年，党的决议里第一次出现“商品经济”。经济领域“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在1984年迎来快速反弹，中国的商业周期到达改开后的第一个巅峰[31]。
1984年也被称为“企业家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等人投身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万科、海尔、联想的前身接连成立，史玉柱、段永平等人即将前往珠三角创业，任正非也在这一年离开了部队，复员转业南下深圳这片热土。
但庞大的中国经济，从来不是由100个任正非或者100个马云组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个“八大王”式的小人物构建出了坚强的底座。时代的钟摆在他们身上划出了无数道伤痕，但每一次在底部，企业家精神又总能重新破土发芽，葱郁茁壮。
从1983年到2023年，四十年里每一次曲折，总能看到推波助澜、见风使陀的投机者，也总能看到无脑跟风、摇旗鼓噪的无知者，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无数中国人骨子里的共识，它们无法被撼动，正如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一样。
在2023年3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籍贯温州瑞安的李强总理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下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还必须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坚定地“吃改革饭”，坚定地“走开放路”，中国经济就一定会乘风破浪，穿越一切阻力，驶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方。
参考资料
[1] 柳市“八大王”案再审纠错始末, 人民司法, 2021年第12期
[2] 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
[3] 34年前温州“八大王事件”告诉我们什么, 胡宏伟
[4] 温州大爆发, 朱幼棣 陈坚发
[5] 刘锡荣回忆温州改革开放初期的奋斗岁月, 温州日报
[6] 温州样本, 周德文 吴比
[7]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8] 柳市“八大王”，改革开放的探路者, 乐清日报
[9] 温州模式再研究, 胡方 松林坚
[10] 风光一时的柳市八大王, 乐清市人民政府网站
[11] 郑元忠 “大王”落幕, 南方人物周刊
[12] 大王的背影, 仲伟志搜神记
[13] 温州八大王浮沉录, 改革先声, 1999年03期
[14] “傻子”年广久：传奇人生 平凡日子, 中国新闻网
[15] 乐清“八大王”和登山鞋事件始末, 中国经济时报
[16] 口述改革历史, 迟福林等
[17] 访温州“八大王”胡金林|如今在柬埔寨续写传奇, 温州商报
[18] 春雷：邓小平九二南巡始末, 凤凰大视野
[19] 激荡三十年, 吴晓波
[20] 温州悬念, 胡宏伟 吴晓波
[21] 沈传宝：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创办的艰难历程, 人民网
[22] 丁春霖与温州模式, 温州人, 2018年8月刊
[23] 石锦宽上书胡耀邦, 乐清市人民政府网站
[24] 石锦宽：办个厂带出乐清“八大王”, 温州新闻网
[25] 新中国往事·改革纪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
[26] 改革开放30年：胡耀邦为个体户正名，自食其力很光彩, 人民网
[27] 改革开放30年：1982夹缝中的私营经济, 南方都市报
[28]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国际商报
[29] 柳市双雄, 中国企业家
[30] 第一代浙商口述史研究, 韩永学
[31] 中国经济（1980-1999年）的迅速发展与波动， 商务部官网编辑：李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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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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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扭转部分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的趋势
原创 张原同志 作家张原 2024年09月17日 13:50 四川
图片图片在人民海军强大的威慑之下，我国取得了对菲斗争阶段性胜利，窜犯南海的菲律宾海警船狼狈撤离仙滨礁，这轮较量很提振民心士气。
黑社会的最主要特征、黑恶势力与合法组织之间的最大区别，是黑社会主要靠以暴力为后盾的抢劫、敲诈、勒索等非法方式牟利。
张原同志认为，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围绕“远洋捕捞”黑色产业链的利益链条，形成了以绑架和诬告为主要手段，以敲诈、勒索、抢劫外地企业为作案方式的黑社会化运转模式。这在当下会极大恶化我国的营商环境，造成资本外逃、有产者外逃、优质上市公司外逃的严重后果，最终加剧我国经济基本面的萧条、失业潮的扩散并延后经济复苏的到来。
有鉴于此，张原同志建议中央成立专项工作组对部分黑社会化的地方政府进行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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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杭州九堡派出所发布的一则告示引起了热议，其中明确提出如果遇到了杭州市本地公安局以外的外地公安机关闯入本地企业非法办案的，应当立即报警并录像取证。
杭州之所以不乐意了，是因为被外地跨省抢得太多，多到本地的公安局不得不出面来维护本地企业的合法利益了。
涉黑的远洋捕捞会导致民心尽失
2024年以来，被浙江某经济发达地区官媒定义为“远洋捕捞”的执法办案行为开始异常增多，该行为指的是部分地区的公安局违法违规异地抓捕辖区以外的民营企业家，并将所谓的涉案金额查封、冻结并划转至异地的行为。
今年以来严重挫伤民族资本和民营经济的行为屡见不鲜：某知名浙企遭某地公安远洋捕捞式抢劫，上百亿资产即将不翼而飞；数十位上市公司高管、实控人遭到几乎没有商业业务交集的外地公安机关留置、拘禁；部分财政紧张的中西部和东北的区县乃至地级市出现了给远洋捕捞定下资金目标的怪现象。
张原同志认为，部分靠远洋捕捞维持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已经逐渐沦为豢养黑恶势力的犯罪组织，应当予以整肃、追责、取缔。
政府本来应该是保护国民产权的组织，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非但不能遵守宪法捍卫国民利益，反而堕落为了以劫掠、敲诈本国国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犯罪组织，那么这个地方政府在运作模式上已经和黑社会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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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现象出现已经接近两年了，在去年笔者就观察到身边出现了相关产业链，出现了专门替被冻卡的小个体户、小企业主与某些地方政府进行协商的代办机构。去年某些外地公安会以银行卡涉电信诈骗、涉加密货币洗钱为理由冻结一些银行卡，卡被冻结后里面的资金就无法使用，然后需要周转的业主想要解封就必须将其中的一部分存款划转到异地公安指定的账户。
去年这些被冻结的卡中确实有一部分涉黄、涉诈、涉赌、涉币，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误伤的无辜小业主和小企业主。在前文全国财政能够自给自足的省，今年只剩下了1个中笔者曾指出部分寅吃卯粮的地方政府现目前已经面临财政枯竭，但为了搞钱出此下策确实已经构成犯罪了。
去年这种行为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但当下这种行为已经蔓延到了针对上市公司，如果任由这种黑恶抢劫行为泛滥下去将会动摇国本。
远洋捕捞的异地抢钱行为会彻底寒了民营企业家的心，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身在国内，但已经开始想方设法将资产配置到境外，就是怕国内贼太多被抢劫了后没处说理。我身边的企业主们去年就有因此去海外开卡转存的了，但大多是年入千万的中型企业主，今年年入百万的小企业主也开始这样做了，这不是个好兆头。
民营企业家寒了心后，他们是不敢说话的，他们只会默默地走，一个一个默默地走啊！
当大鱼被捉尽后，就要捉小鱼了，今天可以远洋捕捞抢劫企业家，明天就可以远洋捕捞抢劫普通公民。
试想一下，未来某一天在省会工作的你下班回家路上在地铁口买了一串烤肠，晚上就收到了某个县公安局给你发的短信，声称你的银行卡因为涉赌博已经被冻结了，理由是卖烤肠给你的糟老头子白天卖小吃，晚上在自家的小超市楼上聚众赌博犯了开设赌场罪，你涉案了。
你手足无措，转天你就收到了中介机构的短信，告诉你要想将你的工资卡解除冻结，需要委托我们代替你和某县公安局协商，说不定卡里的钱你还能要回来点，不然就一直不能用。
类似的事情目前已经发生在了许多以海外业务为主的中国上市公司头上，某个以在非洲卖手机为主业的企业高管稀里糊涂就涉嫌给东北某小城市副市长行贿了。
放任这种犯罪行为会动摇党的根基
这种无耻的行为本质上是抢劫，如果任由部分已经采取黑社会方式运转的地方政府继续跨省劫掠国民财富，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民不再信任政府，这会动摇党在这个国家的TZ根基。
我今天在这里把话说得很重，因为我知道远洋捕捞是看人下菜碟的，某些黑社会化运作的地方公安经侦部门会先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判定一家民企是否有体制内的关系再动手。
我自己虽然没有多少油水和社会关系，但毕竟以前在北京是给领导人做简单工作打下手的，在某些场合是可以喊省部以上的国级神殿里的人叔叔阿姨的，省部级领导接触过的不下数十人，地方上的区县领导同志通讯录里有两千多个。我写这些肯定会不经意让一些熟悉的人难堪难受，是会有压力的，但张原同志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是会动摇国本的，我不能不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出来。
我的籍贯是全国最亲体制的地方山东省，祖孙三代全家人除了现在的我自己之外都是吃财政饭、被财政养的，像我们这种人在所有国民中天生就是最亲体制的那类人，天生就最爱国、最爱党、最关心国家发展的那类爱操闲心的编外学者，因此哪怕是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益也实话实说指出经济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因为这就是老一辈合格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
我没有选择一种更简单、更安逸的活法，是因为那样做研究就不能有啥说啥了。为了有个相对宽松的研究氛围我舍近求远，说到底还是出于对这个党、这个国家的无条件热爱，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它腐烂变质，因为这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国啊。
我们不能否认这两年间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和高附加值制造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我国取代日本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智能物联网、消费电子、机电设备和工业母机、机器人等产业高速发展撑起了地产泡沫破裂后一度面临失速的中国经济，但毕竟这些高新技术产业至多也只能解决20%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和企业的发展问题，在这个异常敏感的转型期内是需要维护剩下那80%的企业家的情绪和信心的。
如果任由远洋捕捞继续存在，那么这三年取得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成就很有可能最终会便宜了越南、墨西哥、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三年外流的制造业已经帮助越南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墨西哥也在许多产业链条上取代了中国原有的位置，原因就是太多太多的中国企业头也不回地大举出海所导致的。
美国的哈里斯/拜登和特朗普费尽心机地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流美国本土实现本国的再工业化，而我们不能任由黑恶势力的横行将我国宝贵的产业体系和就业岗位逼走到其他国家。
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本质上是在贱卖、白送、倒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给别国。
如果继续放任部分寅吃卯粮的地方政府远洋捕捞，那么笔者预计两年之后我国上市公司民营企业中的70%会把生产和研发中心转移到海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学习张一鸣将自己的国籍疑似转变为新加坡，精英出走殆尽后，经济将彻底变得一潭死水。
当部分地方政府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就会令人民对国家的爱被消磨殆尽，党就会出现彻底失去民心的风险。
苏共在失去民心后人亡政息、国家解体的殷鉴不远，希望中央能尽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重拳整治部分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黑社会化趋势，在全国范围内立即禁止远洋捕捞的劫掠民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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