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黄晓阳：记念我的母亲
褚家朝新注：
遵《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先生所托，转其记念刚刚病逝的母亲的文章。愿老人家安息，请黄先生节哀。
一、母亲的归途
2022年12月23日晚7：35分，我那一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母亲，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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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阳注：照片拍于2020年国庆节，我的儿子、儿媳带着一岁半的小孙女回到黄石。父母和长子（我）、小女儿、孙子、孙媳以及曾孙女四代同框。十余年来，一直是小妹在无微不至地照顾两位老人。
这次生命的归程虽然平静，却早有预示。
早在八年前，我家空了几十年的老屋基，终于盖上了三层小楼，父母兴高采烈，从黄石搬回了老家。那时，母亲虽已八十高龄，却是她生命中最为青春的一段时光，每天，她无数遍打扫房前屋后，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完全不知疲倦。
对于生命，我们永远后知后觉。
看到母亲如此的精气神，作为子女，我们只是沉浸于兴奋，却疏于防范，乐极生悲，于是乘隙而入。
一天下午，母亲踏上短梯，想从衣柜的最高层取下几件衣物。
衣柜顶层只有我伸手的高度，毕竟母亲较矮，她需要借助木梯，踏上一至二级，也就是增加了二十厘米左右，甚至不如一张凳子高。
事后推测，正因为她觉得自己身体状态很好，又只有那么一点高度，才决定自己做这件事。正是这一点疏忽，意外钻进了我们谁都没有注意到的缝隙。
母亲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妹妹和堂弟将母亲送进了大冶市人民医院，检查得知，母亲的半月板碎成了四块。
此前，我一直担心母亲会在某一天向我们告别，却并不完全知道，母亲的生命归途，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我从长沙赶回大冶，和医生一起商量治疗方案。路途中，我已经咨询过很多人，最终摆在我面前的，还是两个方案，一是动手术，一是保守治疗。所有专家都说，两个方案，各有利弊，对于她这种年龄的老者而言，不存在哪一个方案更好。
最终，我不得不拍板，保守治疗。
哪怕我问过很多人，工作仍然做得不细。我们不知道一个常识性的规律，老年人一旦摔跤，由于治疗以及恢复期，长达几个月的卧床，极容易导致血管栓塞等情形，从而引发中风。现实中，一个相当比例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跳，不久引发中风离世的。
半年后的一天，母亲的手突然出现颤抖，肌无力。小妹的公公因中 风离去，知道这是中风的先兆，迅速将母亲送进了医院。
虽然是中风，毕竟送医及时，如果治疗过程中，我们能做得更好，恢复情况会好得多。尽管医生和护士一再提醒我们，要强迫母亲多活动多行走，我们也照做了，却做得远远不够，一旦母亲大喊疼痛，作为子女，不忍看到母亲痛苦，心软了。
就是这种内心的柔软，让我们狠不下心，没有采取逼迫的方法，强制性地令母亲保持足够的活动时间和活动强度，事后总结，若是当时能狠下心，将活动强度和频率扩大一倍以上，假以时日，母亲应该是可以恢复正常行走的，能多活几年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也可怜天下子女心。有哪个子女，愿意看到上亲承受难以忍受的疼痛？可遇到这种事，任何不忍，都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等我们意识到应该狠下心，强迫再强迫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母亲的一边手脚瘫痪了。最麻烦的是，瘫痪的那条腿，竟然是摔伤时未受伤的那条。
后来的七八年时间，母亲只能用那条伤腿，支撑着整个身子，拄着拐杖，顽强而又执着地走动。
这样的风烛残躯，极容易再次摔倒，许多时候，并不因为某种障碍，甚至仅仅因为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时腿不得力。几年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不经意间摔倒，尤其最近一年，竟然摔倒了三次。
最后一次摔倒发生在几天前，正是疫情管控刚刚放开的时候。
事后回想，那天她的状态貌似又是不错。平常，她起床时，总需要小妹帮忙，可这一天，她竟然自己翻身下床。她还对小妹说，今天她感觉很有力，自己就能坐起来，并且把腿放在地板上。
小妹用轮椅将她推到厕所，刚刚转身去照顾父亲，却听到轰的一声响，迅速跑进房间时，发现她已经摔倒在厕所里。
疫情严控刚刚放开，羊群在神州大地四处流窜，如此特殊的时期，小妹一个人根本无法将母亲送医，只能让她静卧在床。
那几天，我几乎天天和小妹通电话，商量请一个人帮助小妹照顾两位老人，这个时候想请人，真是一件大麻烦，每个人都担心出门便遇到羊群，我们也担心新请的人将羊群带进家门。
12月22日，小妹夫经历了几天与羊的搏斗之后，稍稍好转，便赶到了我家。当天，我曾和家里视频，躺在床上的母亲，和我说了几句话。在视频中看到母亲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这个躺在床上的垂暮老人，苍老而又衰弱，生命似乎仅仅只是她的躯身之上，飘游着的一团雾。
但即使如此，我以为她仍然能渐渐恢复，以便我有从容的时间，回去陪伴她一程。
23日中午，突然接到小妹的电话。小妹在电话中说，她和妹夫商量过，决定将母亲送回老家，并且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父亲表示同意。他们担心母亲在世的时间不久了，希望我赶回去。
我心中大急，一时难以决断。毕竟，我可能刚刚与那只羊撞上了，身体还没有恢复，浑身无力，妻子晚了三天，正是浑身不得劲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驾车。这个羊群肆虐的时期，哪怕是出门这样的小事，都变得异常严重，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和小妹通电话，了解情况，希望老母能再坚持几天，以便我们状况再恢复一点。
妹妹和妹夫一直联系救护车。
这个时期太特殊了，他们分别联络黄石和鄂州，得到的回答是，所有救护车都排满了，派不出来。他们只好联系我的大妹夫，身在武汉的大妹夫通过关系，联系到一台商业服务公司的救护车，需要在完成最后一趟送医任务后才能到达，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后。
晚上约7点，救护车到达。他们将母亲抬上车后，小妹又给我打电话，说，救护车上的医生看了母亲的情况，认为很不好，估计熬不过当晚，至迟是明天，要求我立即赶回去。
我不得不考虑另一方案，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希望借用他的司机。司机小陈五天前就阳了，仍然在咳嗽，至于是否转阴，并不清楚。
到了这种紧急的时候，我完全顾不上许多，只问，他能不能开车？朋友说，开车应该没问题。我说，那就请他辛苦一趟，连夜将我们送回去。
就在等待小陈的时候，7点36分，我接到小妹的电话，哭着告之，一分钟前，母亲走了。
24日凌晨两点，我赶回了老家。
小妹哭着对母亲说，妈，我哥我嫂赶回送您了。
我摸着母亲的脸，已经没有了温度，再摸母亲的腹部，还是温热的。
母亲走完了她生命中的第89个年头，就这样和我告别了。
二、母亲苦难的童年
母亲姓方讳秀英，出生在湖北省鄂州市（当时的鄂城县）洋泽乡草鞋方，时间是1934年阴历二月二十六日。
我在网上查询，当年的洋泽乡似乎改为现在的泽林镇，草鞋方大概也是过去的旧名，不知是不是现在的杨方村。这一年是甲戌年，属狗。这一天，是阳历4月9日。
母亲出生的这一天是祥瑞还是平淡，已经无法查证。我从父母口得获得的有限信息，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是，随母亲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苦难。
有关她的家庭，她自己的记忆并不多，大多是通过大姐以及亲友们的转述，很简略。母亲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三个女孩。
母亲的生父，也就是我的外公，讳名方太阶，由于其父是一位乡村郎中，酷爱读书，虽家徒四壁，却是当地藏书最多的人，我的外公也因此受了熏染，成为当地最有文化的人，年纪轻轻，便开始在私塾传授课业。
外公思想新潮，是当地反封建的先锋人物，崇尚新文化，在当地积极提倡妇女放脚，男子剪发。故此，母亲的一双脚，仅仅只缠了很短时间，稍有畸变，仍不失天然。
后来，革命军兴，外公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随后被派往湖北恩施服役，抗战时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从此再无音讯。文%￥革后母亲曾试图寻找生父，多方打听，却杳无音迹。
母亲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外婆，不知名，只知姓杜，乡人称为杜氏。或许因为生育，或许因为家穷，外婆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以至于没有奶水喂养母亲，在母亲两岁时，便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此时，母亲姐妹三人，便由当乡村郎中的祖父养育。
我这位外太祖也算是一个奇人。某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他，叫来族里人，将躺在靠椅上的他抬进族中的敬堂。敬堂是宗族的祖堂，比祠堂低一级。外太祖独自坐在敬堂里，飞仙而逝。
家中除了一柜书，再无长物，族人用一张芦席，将外太祖埋了。
母亲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方桂枝尚未成年，自己都养不活，岂能养活两个年幼的妹妹？在族人主持下，将桂枝姨嫁给了范家坝叶家，再将二姨和母亲送给两户人家当了童养媳。
母亲去的这家姓何，是鄂城西山脚下菜农。此时的母亲，大约只有三四岁，由于出生时，其母多病，没有奶，靠吃藕粉薯粉维持生命，身体贫弱，极为瘦小。何家大概也不是富裕人生，生性节俭，加上主人性格乖僻，母亲的日子，便过得暗无天日。
我在少年时，曾听母亲忆苦思甜，略知道这段经历，母亲去世后，我又特别向父亲求证。
父亲说，那户姓何的人家，如果仅仅只是不给孩子吃饱，或者仅仅只是残酷地毒打孩子，尚可以理解。中国传统中，就有棍棒出孝子之说，打孩子是极其普遍的，几乎每个孩子，都有过少年被毒打的经历。
但是，这位何老先生显然就不是遵循传统，而是阴毒。
母亲年幼瀛弱，却被何老先生逼着干各种家务活以及农活，母亲只要稍稍出错，便会遭到一顿毒打。用来打她的工具是竹条，打在身上，不仅伤及皮肤，也会伤及衣物。为了衣服不因毒打而损坏，能够穿更长时间，何老先生想到一个办法，让母亲脱光。
若是亲生父亲，肯定不忍心将孩子打得过重。可这位何老先生，一旦动手，便无节制，往死里打。每次，母亲都被打得血痕累累，遍体鳞伤。治伤需要花钱，何老先生可舍不得，他因此想出一个独门绝技，逼着母亲喝尿。民间偏方，尿是可以治伤的。
母亲每挨一次打，便得喝好多天的尿，既喝她自己的尿，也喝家里其他人的尿，完全以尿当水喝。
除了因为家务活没有做好而挨打，更多的，还是因为吃而挨打。
母亲因为长期缺乏食物，食量其实很小。到了今天，我懂了其中的缘由，因为长期的饥饿，人的胃便会缩小，食量自然就会小。即使如此，在何家，她也吃不饱。何家毕竟也是贫穷人家，平常的食物，以杂粮为主，加点糙米。而母亲的碗里，从来都没有米，只有玉米红薯之类的杂粮，而且很少。
本就没有吃饱，还要干对于她这种年龄的孩子而言过于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往往就饿得天旋地转，出错就是常事。一旦出错，必然挨一顿毒打。人毕竟有着顽强的求生本能，只要有机会，母亲就会捞到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趁着何老先生不注意，匆忙塞进嘴里，囫囵吞下。
何家还有另一个童养媳，是为何家长子准备的，比母亲大好几岁，母亲叫她嫂子。嫂子见母亲可怜，有机会就偷偷藏一点可以裹腹的东西，找机会塞给母亲。
将东西塞给母亲只是一瞬间，可吃下去，却需要过程。这样的过程，很容易被何老先生发现，于是又会是一次毒打。
谁也不知道何老先生的心是什么组成的，毒打然后喝尿，似乎已经不能令他满意，他那农民的天才创造性，在一个雪夜里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那个晚上，母亲因为饿得无法忍受，认定家人全部熟睡之后，偷了一把喂猪的米糠塞进嘴里。何老先生或许知道母亲今晚一定会偷吃，早已经躲在某处吧。母亲正艰难地嚼着粗糙的米糠时，何老先生拿着竹条突然出现。
于是，又是一场脱光衣服后的毒打，打过之后，是继续罚跪。门外下着雪，门内是刺骨的寒冷。谁都无法想象，强忍着满身伤痛跪在堂屋的母亲，到底经历着怎样的痛苦。
大家都认为军统审讯地下党时无所不用其极，但我从未见过任何文字记载，军统想到了这种折磨人的方法，这位何老先生却想到了，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奇人，还真找不到比他更有畸形想象力的人了。
这个晚上，饥饿、寒冷、疼痛虽然集于一身，最终因为如山的困意袭来，母亲竟然跪着睡去，却又被大便憋醒。她不敢离开所跪的地方，又无法控制需要排泄，未能忍住，将一堆大便排在了何家堂屋。
清晨，何老先生起床了，母亲还躺在大便上昏睡，身上地上，一片狼藉。
何老先生也知道，昨晚已经将她毒打了一顿，恐怕再难承受另一次毒打。但不打，他又难平心中之怒，便再次发挥他那恶毒的想象力，拎着母亲的耳朵，将她提起来，逼着母亲将大便吃了下去。
这次实验令何老先生的想象力再一次大爆发。他或许想，你不是一直喊饿吗？那好，如果饿，那就吃大便吧。狗为什么吃屎？说明大便有营养嘛。
从此而始，除了毒打、罚跪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折磨，吃大便。不仅逼着母亲吃自己拉下的大便，也吃其他人拉下的大便。
何老先生的想象力继续发挥，不久又尝试像喂狗一样，用绳子牵了赤裸的母亲，去粪窖吃排出多时的大便。貌似更让何老先生兴奋的，是在大雪天完成这一伟大创举。
何老先生这些创举，令周围的人看不下去了，他们担心母亲会在不久因此死去，便有一个好心人，瞒着其他所有人，往范家坝大姐家传了一个口信，将母亲在何家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大姐。
此时的大姐虽已结婚，却仍然还是孩子，听说这一切，除了哭，再无办法。
姐夫毕竟年轻气盛，听说此事，肺都气炸了，当即叫了几个年轻的朋友，赶了几十里地，来到西山脚下，说是大姐想妹妹了，要将妹妹接过去住几天，也想接何老先生一并去住几天，以感谢养育之恩。
其实，姐夫和朋友们商量好了，此行既要将小妹骗出来，也要将何老先生骗出来。他们的计划是，一旦何老先生离开了西山脚下，远离了熟人，他们就将其毒打一顿。
不知是姐夫这些人太过年轻，脸上藏不住事，还是何老先生想到了事出蹊跷，刚刚离开西山不久，突然就不肯向前走。
就这样，母亲被其姐夫领了回来，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才算结束。
三、母亲曾是童养媳
第一次知道母亲当童养媳的事，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具体是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当时的情景，给了少年的我极度震撼，因而印象极深。
那天是星期四，下午是老师铁定的政治学习时间，学生不用上学。我很快完成了家庭作业，然后就只有一件事，玩。
当时具体玩什么游戏，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跑进了大伯家。那里正在开会，参会的，是生产队的全体成员。大伯家的长凳，惯例地由村里有些地位的男人坐了，其他人，自己从家里搬了小凳，或者坐在堂屋的角落，或者坐在偏屋。
乡村开会，是一大奇景。
前几天播出的电视剧《县委大院》，有围炉夜话一节，大家集中一处，由某人主讲，村民集中精神参与。其实，这个场景，与我记忆中的乡村开会，差的还不止一点距离。
在我的少年记忆中，村里开会，男人们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抽烟，女人则多半在衲鞋帮或者鞋底，打毛线的极少，乡里穷，没几户人家买得起毛线。没有人带着茶杯一类的东西，乡里太穷了，且不说喝茶，白开水都不喝，实在渴了，到灶房里拿起水瓢，舀起水缸里的凉水，咕噜噜猛喝一气。
乡村开会的另一个奇景，就是孩子们在会场串来串去，从来不会有人喝斥制止。当然，孩子们也知道大人在办大事，不会大声喧哗，最多也就是跑进跑出而已。
这个星期四下午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特别，我因为刚做完了作业，可以疯狂了，心情是大好的，又遇到村里开会，就有一种过节般的兴奋。我跑着跨进大伯家堂屋，就在双脚踏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傻眼了，屋里几乎所有女人，无论年纪大小，都在哭。
不是村里老了人的那种哭。
哭丧是湖北湖南一带的习俗，哭出的是一种唱腔，有旋律的。近几年，有人通过抖音表演哭丧，因而大火。
这个星期四下午，我所见到的哭，就是放肆地哭，无所顾忌地哭，难以控制地哭。这些女人们，是带了篮子篓子一类东西的，篮子篓子里装的是她们计划听会时要干的家务活。而此时，没有一个人还记得干活，只是哭了。
全村所有成年女人，竟然哭成稀里哗啦，这事实在太震撼。我意识到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便不敢放肆地玩闹，同时也好奇，就跨进了偏屋，躲在角落里听。
于是，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堂屋另一边偏屋里痛苦地哭诉的声音。是母亲，她在忆苦思甜。
忆苦思甜，是共产党早期搞革命发动群众时，一大极其有力的武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令民众凝聚起来。这一形式效果太好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忆苦思甜一直成为做群众工作的最为有效手段之一。
母亲在讲痛哭着讲述她少年时当童养媳的故事。
母亲说，那天下了一场大雪，外面的积雪有一尺多厚，天气极冷，是她记忆中最冷的一天。晚饭吃的是红薯糙米饭，她是这家的童养媳，男主人不准她吃多，也不让她吃主粮，只给了她几块红薯，她几口吃下去，连半饱都没有。
这家的男主人从来不给她吃主粮，只给她吃一点杂粮，而且量非常之少，那时的母亲，每时每刻处于严重饥饿之中。
熬到半夜，母亲认定全家人都睡了，便悄悄地爬起来，溜进偏屋。偏屋存放着粮食、农具等，为了防止母亲偷吃，男主人将存放粮食的柜子全部锁了起来，母亲能偷叫的，只有用来喂猪的糠。毕竟是饿急了，只要能吃，母亲顾不上了，抓了一把糠，塞进嘴里。
不料，男主人极其突然地出现了，随后，便命令母亲脱光衣服， 他拿起鞭子，对着她一阵猛抽，一鞭子下去，母亲幼嫩的身上，立即出现一道血痕。
即使如此，男主人还不解气，命令她将家中的长凳搬到堂屋中间，跪上去。
这种木凳只有约三十公分宽，一米多长，别说跪着，一个孩子，就算坐着，都可能坐不稳。
母亲屈于男主人的淫威，不得不跪上去。没一会儿时间，双膝跪得疼痛无法忍受，雪夜的寒冷，更是让她的肌肤如刀割般疼痛，她的身子稍稍一动，便从凳子上摔下来。
男主人又是一阵猛打，再次让她跪上去。又过不久，她再次掉下来，结果是再挨鞭抽。直到男主人打累了，也困了，严命她必须跪到明天早晨，如果明天早晨他起床，发现她没有跪在凳子上，一定要打死她。
说过之后，男主人去睡觉了。
母亲全身赤裸着，独自跪在堂屋的木凳上。虽然雪夜刺骨的寒冷，却经不住如山的困意。于是，母亲跪在凳子上打起了磕睡，一旦睡着，身体失去平衡，又会掉下来，同时也会摔醒。醒来之后，她又得自己跪上凳子，再一次睡着之后，又再一次掉下来。
那时的我年纪还小，不懂得愤怒，只有震撼和惊诧。我实在不知如何自处，便悄悄地溜了出去。出去后，又很想知道母亲接下来会讲些什么，在大伯的屋子边转了一圈，又悄悄地返回。
此时，母亲还在讲晚上罚跪的经历，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这是那个雪夜罚跪的继续，还是同样的经历，发生过许多次。从我隐约记得的片段分析，应该是另一次，因为这次不是跪在木凳上，而是跪在男主人的房间门口的地上。
同样是寸缕不着，同样是晚上。母亲跪着睡着了。睡着自然就无法跪稳，会摔倒，一旦摔倒，就必然醒来，醒来后，又得再次跪直。
这一晚，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母亲无法控制地拉了堆大便。
如果是大点的孩子，知道要拉大便了，反正男主人睡得正香，自己偷偷跑出去，拉在粪窖里，然后再悄悄溜回来，神不在鬼不觉。可母亲年龄太小，五六岁的孩子，根本没有这样的心计。她害怕离开被男主人发现，又会挨一顿毒打。
大便拉在了堂屋的地上，又因为不断摔倒不断爬起，结果，大便被 母亲的身体滚得狼藉不堪，地上以及母亲的身上，满是大便。
第二天一早，男主人起床，见状大怒，不知他是不是认定母亲故意这么干的，第一时间抓过墙角的鞭子，照着母亲赤裸的身上一顿猛抽。抽累了，还没有完全解恨，命令母亲，将大便一点不剩地吃下去。
我实在不忍再听下去，又一次悄悄地溜出，再在大伯家转了一圈，又重新返回。因为数次进进出出，对于母亲的讲述，听得断断续续。
我再次进去时，听到母亲说，那家的男主人命她脱光了衣服，用绳子套在她的颈上，像牵狗一样，把她牵到自家的粪窖边，逼着吃下粪窖里的大便，前后有好几次。
我无法听下去，再一次溜了出来。
我们那个村叫河泾港，属于东风大队，更上一级单位，是华中师范学院大冶分院，分院的领导，是十四级干部，高干，隐约记得和黄石市平级。大冶分院属于当年的大学分支机构，合并了分院建立前的国营农场，农场的工人，成了分院的工人。此前的国营农场，下辖三个农村生产队，被称为过渡队，分别是南练山、北练山、河泾港。我们这个村，人数最少，男女老少，只有一百人左右。
在整个东风大队哪怕是整个大冶分院，大概再没有人比母亲更加苦大仇深。这一年的年末，母亲被评为什么积极分子，由大队颁发了一纸奖状，并且破天荒地给母亲评了八个工分。
生产队评工分是一件大事，关系到一家的经济命脉。一般壮劳力，一天可得十个工分，农忙时节如双抢等，最高一天可得十二个工分。女劳力，最高可评九个工分，农忙时节可以得到十一个工分。
父亲也是壮劳力，可他干一天，只能拿到八个工分，农忙时，最高也就是拿到九个工分，因为他是右%派，属于五%类$分#子。母亲受了影响，通常只评得六个工分，即使农忙时，最高也只能拿到七个工分。
这一年的年终，竟然破天荒给母亲评了八个工分，意味着未来的一年，母亲可以多拿七百多工分，能顶以前干一百多天的工分总数。
那天，母亲欢天喜地，与其说她高兴是因为拿了奖状，不如说是多拿了每天的两个工分。家里一直是超支大户，有了多出的这每天两个工分，家里当年的超支款，就能减少一大截。她的兴奋，也就可以理解。
可这股高兴劲没过几天，大队干部找她谈话，许诺把她树为全大队的典型，在全大队巡回忆苦思甜，甚至还会让她在整个华师大冶分院忆苦思甜，可能的话，还有可能去武汉，给整个华师的师生忆苦思甜。
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
母亲向父亲讲起此事，我只是听了个大概，并不完全清楚，上面希望她和父亲怎样划清界线，只知道，母亲拒绝了此事，因此便没有了任何后续，包括一年后，母亲的工分，又回到了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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