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神吐槽Momo:
井大了解不了解加拿大在62年向中国出售面粉的事情？
井底望天:
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从加拿大进口4800万吨小麦和100万吨大麦，至少解决了13%的城市人口两年的口粮。中加粮食贸易在这方面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粮食危机大大缓解，1960年城市人口的死亡率是14%，到1961年即降为11%，1962年就恢复到了正常比率(08%)。[3]但是，1962年一位丹麦驻京外交官却对中加粮食贸易作了如下评论：“加拿大卖给中国的粮食并没有用来养活广大需要粮食的人民而是养活了干部与军队，人民并不知道加拿大卖粮食给中国这件事。” [4]这就为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一个炮弹。当时正值中印边界战争期间，一名加拿大右翼分子看了报道后说：“在喜马拉雅山外的雪地上，一个中国机枪手坐在那里正在吃用加拿大小麦做成的面包，当他站起来时也许被印度人用加拿大制造的子弹打中脑袋。这里有什么道德可言。我们无须养活中国士兵，让他们能够去杀害我们的朋友。为了支持印度，他坚决反对加拿大卖粮食给中国。[5]事实上，中国政府之所以进口粮食解决城市人口用粮，正是为了减少向农民收购粮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缓解农村灾荒。平常年景，政府每年从农民征购的粮食占消费总量的约30%，而困难时期仅占16%～17%，减少近一半。[3](p370)在受灾最重的三年里，即中加粮食贸易初期，每年减少征购粮食约500万吨，这正是从加拿大进口粮食的数量，否则，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农村的困难会更大，劳动力损失会更多。因此，进口粮食解决城市用粮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农业基本劳动力的作用，对困难时期过后快速恢复农业生产无疑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陈云曾说：进口粮食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6]
井底望天:
可见，小麦贸易作为缓解灾荒的短期举措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巩固粮食安全也很有帮助。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国继续长期进行小麦贸易，不仅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从法国、阿根廷进口粮食。购自加拿大的所有粮食全部由中国船只或由中国租用船只装运，从加拿大温哥华、鲁帕特太子港、新威斯敏西特和维多利亚等港口运到中国大连、上海和青岛，供应华北、华东及全国主要城市。从加拿大进口小麦还有缓解陆路运输压力的考虑，粮食储备和运输也是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在历史上，中国产粮大省是四川、黑龙江、吉林、湖南、湖北以及江西等省。但是，这些省份大都远离需要大量粮食的京、津、沪和大连等沿海大中工业城市。而且，这些城市所在或临近的省份又大多缺少粮食，以往所需粮食主要依靠铁路异地运输。这里出产的大量工业产品及其所需的原材料也主要依赖铁路运输。因此，把这些城市的用粮转向国际市场、以远洋运输解决，显然减轻了陆上运输的沉重压力。而且，依靠海运解决沿海城市的粮食供应，也是更方便和更经济的手段，这成为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就这方面而言，中加小麦贸易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Momo:
嗯嗯，今天也是看到了一下Alvin Hamilton的介绍，里面有提到他当时力主向中国出售面粉。当时中加还没有外交关系。
井底望天:
另外，用小麦代替大米作为城市用粮不仅有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也有增加外汇积累、促进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在中加粮食贸易的过程中，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员不仅从加拿大同行那里了解到了国际贸易的规则、知识和方法，而且也了解了粮食市场的国际行情。其中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国际市场上，大米比小麦贵。因此，利用大米与小麦在国内外市场的差价，出口大米进口小麦，对中国有利。小麦和水稻是中国的主要作物。但是，与小麦相比，水稻是劳动密集型的作物，产于水土肥沃的南方，一年两季以上；小麦在中国主要生长在北方，每年仅收获一次，产量不高。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大米价钱低，小麦价钱高。然而在国际粮食市场上，大米价格远远高于小麦价格。在国外，特别是在加拿大，小麦一般采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成本较低，价格也低，在20世纪60年代，大米价格比小麦价格往往高出35%。[3] 60年代后期，按离岸价格1吨大米可以换15吨小麦。1966年中国出口大米100万吨，换回了300万吨小麦，相当于当年中国进口小麦总量的60%。因此，中国大宗出口大米，进口小麦。显然，这也是促使中国决定继续小麦贸易的一个因素。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回忆说：“1960年我国开始进口粮食时，周总理把我们找去，同我们一道对大米和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60多美元，大米价格是100多美元。就是说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虽然我国进口小麦量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加上出口大豆等粮油类产品，一进一出，在金额上出与进是相差不多的。”1967年10月，在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周恩来都曾谈到通过进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的好处。[7]当时粮食部的一个负责人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粮食紧张，外汇也紧张。“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外汇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二倍小麦。”结果，1971～1976年进出口相抵，国内增加粮食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井底望天:
我记得也是70年代开始某一年，全国南方居民开始配置小部分面食的（面条），之前都是大米
井底望天:
1960年底以前，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对外贸易也多集中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边，局限性很大。而且，对苏联的出口，绝大多数是用来偿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军火的欠债，并且是易货贸易，不可能换取更多的外汇。据西方一些人估计，小麦贸易开始时中国进口粮食需要大量外汇，但中国政府手头外汇仅有285亿美元，包括价值3500万美元的黄金。[13]试想：1960年底与加拿大的第一笔现汇粮食贸易就花掉了6000万美元，不到3亿美元的外汇储存实在太少了，而且1960年财政赤字高达80亿元。在这一背景下，还要大量进口小麦以应付灾荒，外汇的紧缺程度可想而知，有关部门曾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周总理不赞成，“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做后盾。”在他的直接过问下，不仅没有卖黄金，在1970年以前还一度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时机，每年购买了几十万两。同时，利用国际利率差价赚取外汇。据当时的外贸官员回忆：国际流通货币美元、英镑、法郎、马克等经常发生升贬值。周总理亲自掌管外汇，并任命红军时代就管理经济的叶季壮当外贸部部长，组织一批人专门研究预测和掌握各种自由兑换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利用几次大的货币变动赚了一笔外汇。由于重视各种外汇汇率变动情况，在签订合同时使用美元、英镑，还是马克、瑞士法郎，我方贸易谈判官员，都是以对我最有利的货币计价。[8](pp261、258～259)在中加粮食贸易初期，中方坚持使用英镑在西方与加拿大曾引起猜测，甚至谣传。例如，有人说中共没收了大量银圆，融化后到伦敦兑换英镑，甚至美国总统肯尼迪也随便猜测说，中国付给加拿大的英镑是卖给俄国钾碱换来的，俄国的英镑是靠卖黄金得来。[14]而实际情况是，英镑是购买小麦最有利的计价货币。后来，中方又改为以加元偿还贷款，据加拿大的一位学者计算，这一改换给加拿大西部的农场主造成8100万加元的换汇损失。[15]但是，仅凭外汇使用与操作上的精打细算不是长久之计，恢复与加拿大和西方的贸易才是根本出路。1961年2月中旬，中方提出了向加方长期购买的要求，即今后两年半再购买19亿蒲式耳小麦和047亿蒲式耳大麦，但与此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对“支付问题做一些灵活安排”，即给中国贷款；第二，对“中国产品扩大在加拿大的销售提供帮助以增加外汇收入”用来支付购买粮食的贷款。[16]这实际上是提出恢复两国贸易关系的要求。对于第一个要求，加方很快同意。3月9日，加拿大内阁会议即通过决议，以小麦局的名义给中国贷款5000万加元，授权财政部为贷款给小麦局的银行作担保。[17]由于当年中国正处于灾荒最紧要关头，需求粮食多，在首批定购的4000万蒲式耳小麦的运交过程中，双方又补充签订了一个合同，中方要求从6月1日到11月30日再运交75万吨小麦、36万吨大麦和325万吨面粉。这就使1960年年底购买的粮食货款增至6600万加元。
井底望天:
文章里面，是2.85亿美元，不是285亿美元
井底望天:
周总理是外汇操盘手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