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堕胎权@叁里河

2021 年 8 月 31 日晚，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妇科诊所内，83 岁的妇产科医生 Jasbir Ahluwalia 仍忙碌在手术台前，操作着一台又一台的堕胎手术。

悬挂在诊所门口的标语“Abortion is legal, our clinic is open!（堕胎是合法的，我们的诊所还在营业！）”在一束束车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抢眼，这些车主不都是来接送病人的亲友，还有不少是反堕胎人士，他们共同守在外面，抱着不同的期待。

最终，午夜钟声敲响，Ahluwalia 团队在反堕胎人士的欢呼声中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单日共完成 67 台堕胎手术。

德州“反堕胎法案”正式生效了。

9 月 1 日上午，Ahluwalia 再回到诊所时，情况已和前一夜完全不同，“大家谨慎地检测着寥寥无几的病人，然后不得不送走了其中几位，很快整个诊所都空了”。

“医生不能给想要堕胎的女性做手术，这是谁决定的，不是医疗委员会，是政客。那这里是美国还是非洲还是什么鬼地方？”Ahluwalia 接受采访时感叹道。

https://mp.weixin.qq.com/s/5tdrUsKazlLYWevkAhCQEA

美国最严反堕胎法案 SB8

今年五月，德州参议院通过了德州第八号法案（SB8），规定孕妇怀孕满 6 周后禁止堕胎，自九月起生效。

之后的五个月里，SB8 在全美乃至全球招致巨大争议，支持派和反对派各执一词，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是：SB8 是全美最严反堕胎法。

SB8 对强奸或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存在豁免，唯一豁免是“妊娠危及孕妇生命或对主要身体机能造成严重且不可逆转的损害”。

“但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外，根本没有涵盖孕妇可能面临的所有危险情况”，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负责人 Jennifer Villavicencio 博士在采访中表示。

Villavicencio 博士还说，

“按照医学定义，当一名女性发现自己没来月经并被认定为怀孕时，她已经怀孕 4 周了。在现实中，怀孕满 6 周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也是极有可能，且非常普遍的情况。”

而根据过往的统计，德州有 85% 的女性都是在怀孕 6 周后才接受堕胎手术的。

配合 SB8，德州政府还出台了一个举报机制，授权公民起诉任何“执行堕胎和协助或教唆女性堕胎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医生、护士、陪伴孕妇堕胎的亲友，接送孕妇去堕胎的出租车司机。一旦起诉成功，原告可获得由被告支付的至少 1 万美元的奖金，起诉失败，原告也不承担任何的损失和责任。

SB8 不对孕妇本人进行惩罚的机制，被视为是为了绕开美国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通过惩罚女性周围的人，达到反堕胎的目的。

在德州之前，美国曾有 12 个州试图将堕胎禁令卡在第 6 周，并取名“心跳法案”，称胚胎从第 6 周起有了心跳。不过这些法案都在生效前就被高级法院拦下了。

“心跳”的说法也普遍被医学专家认为是“不科学、不准确的”。虽然胚胎满 6 周时开始能被超声波检测到，但“超声波检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心跳。它是由电流活动引起的，实际心脏瓣膜尚未形成，有声音不表示胚胎会活下来。”

先例在前，支持堕胎人士一度以为 SB8 也会在生效前被拦下，但一晃五个月过去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 1 号晚才给出裁决，以 5：4 的结果拒绝废除 SB8。

随后，德州堕胎举报网站因受到大量有关州长堕胎的假举报而瘫痪。

民间抗议 SB8 活动持续了一整个月。仅 10 月 2 号，全美五十州，单日就爆发了六百余场游行，共十余万人参加。游行中有一类标语格外显眼：

“我从我妈那里继承了这块牌子”

“我不敢相信我八十了又要为了这件事出来游行”

女性和胎儿，选择与权利

实际上，美国赋予公民堕胎权才不过五十年的时间。

1973 年，著名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判决结果，明确了女性堕胎权受到宪法保护，而且这个案子就发生在德州。

当时的大背景是，避孕药等避孕设施被发明，堕胎技术也有了提升，美国国内兴起了一波性解放运动，女性有了追求身体自主权的意识。在那之前，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众多的宗教国家，堕胎普遍被视为违背教义，是一种谋杀胎儿的行为，几乎不受法律认可。

1969 年，德州女服务生珍妮·罗（化名）意外怀孕，被迫将孩子生下后，罗和孩子的生活都陷入了窘境。

后来两位女律师找到罗，提出帮她起诉德州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希望通过她的遭遇推进德州堕胎的合法化。这个官司从地方法院一路打到了联邦高级法院。

1973 年，最高法院以 7：2，认定德州限制女性堕胎的规定违反美国宪法。

大法官哈利·布莱克门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判决依据：

1、胎儿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不能享受所有的公民权；

2、堕胎权是隐私权的重大部分；

3、从医学角度可将孕期分为三个阶段：前三个月胎儿尚未成形，孕妇自由决定堕胎；中间三个月，州政府可限制堕胎程序，但是否堕胎还是由孕妇决定；最后三个月，胎儿有体外生存能力，堕胎对孕妇也有较大风险，禁止堕胎可以具备合理性。

罗诉韦德案结束后，美国各州陆续放开堕胎限制，女性开始拥有了堕胎自由。

但也一度让堕胎医生成了个高危职业，极端保守人士连续杀害了多位堕胎医生，导致国内大量堕胎诊所关停，有些保守州整州都没有一家诊所能做堕胎手术。

那些年坚持致力于为女性提供科学安全的堕胎手术的妇科医生中，有一个人叫 Alan Braid。

Braid 在 1972 年成为了一名实习医生，“在德州医学院，教授说堕胎是女性医疗保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当时的德州，女性很难得到合法的堕胎”。

“实际上你永远无法禁止堕胎，你只是终结了安全的堕胎方式。”

根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因生育死亡的女性中，有 17% 是非法堕胎所致的。

五十年的职业生涯中，Braid 说自己面对来到诊所的女性只会问，“你确定要堕胎吗？你是否需要法律或经济援助？”关于对方怎么怀孕了，为什么想堕胎，他从不多问。

“有些病人会主动跟我说，她还在读书，她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她处在一个不健康的关系中，她没有准备好做一个母亲...

...每个月会有几次，她告诉我说因为自己被强奸了。有时，她报警了。更多的时候，她没有。她只是需要这个手术。”

9 月 6 号，SB8 生效后，Braid 为一位怀孕已超过 6 周的女性进行了堕胎，并在事后举报了自己。18 号，华盛顿邮报发表 Braid 的评论文章，他写道:

“我有女儿、孙女和侄女。我坚信堕胎是女性医疗保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不能坐视我们回到 1972 年。”

一个孩子还是一个数字？

美国在堕胎权上争了几十年，也没有形成一边倒的局面。根据 2018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美国有约 40% 的民众认为堕胎应当非法。哪怕以性别、受教育程度作为筛选条件，也有 37% 的女性和 31%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反对堕胎。

两方的核心分歧，通常被总结为：选择至上（pro choice）vs. 生命至上(pro life)。

但不同州、政党之间的较量，又给堕胎权加了层政治滤镜。

SB8 生效后，拜登火速发表声明，谴责最高法院未将禁令拦下的行为会“造成混乱和恶劣影响”，表示拜登政府“坚定地维护女性堕胎权”。

随后，加州州长连续签署两项保护堕胎服务和孕妇权利的法案，宾州民主党干脆提出对 40 岁以上或已育有 3 孩的男性进行强制绝育。

已逝的美国前大法官金斯伯格谈及堕胎权时曾表示，堕胎权不是隐私权，是女权。

金斯伯格说，

“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有选择，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这对于女性的生活和尊严来说至关重要。”

“当政府控制着女性对堕胎的决定权时，她就没有被当做有能力为人生选择负起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

上周，SB8 在被联邦法院短暂叫停后再次重启，目前仍在生效中。

新一轮的抗议活动中，一块牌子上写着：

“将不被期待或者不健康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你们说的生命至上吗？你们在意的只是一个人头，一个选票，从来不是一个孩子。”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