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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大门留影
有人说，和心爱的美丽姑娘在一起时，感到时间过得飞快，因为那是幸福时光。享受这种时光的人，是幸福的人。
德民今天要给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聊点度日如年、万般无奈，盯着挂钟熬时光的往事，以期不负韶华，珍惜光阴。
年轻人又要笑话了，像德民年轻时读鲁迅先生的《祝福》，笑话祥林嫂总是神经兮兮唠叨，她的阿毛被狼叼走了。年轻朋友会说，老李头又要吃“忆苦饭”、开“忆苦会”！是的，德民总是忘不了，怎么办呢？就让我唠叨唠叨吧！
听老李头唠叨，当然不如听美女甜言蜜语，但也不会太烦，不信您听听。
1968年底，德民武汉大学毕业后，先到湖北江陵三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1970年春再分配，到湖北省郧西县印刷厂当排字工，时年26岁，身高一米八。
为什么写出身高？后头有话。
郧西县印刷厂自建厂起，没有来过一个大学生，排字车间更没来过，排字工均为中学生、小学生，这次来了个大学生，而且是武汉大学毕业生——武汉、湖北、中南地区最好的大学，全国也数得着。
排字车间有十来个工人，一位是襄阳来的王华堂老师傅，另外几位是大闺女、小媳妇，还有两位复员军人，记得的车间主任叫牛玉，还有王桂荣、李桂莲等人。
他们月薪三十来块钱，我先是43.50元，后来按国家政策涨到52.50元。不但在排字车间，在印刷厂我也属于高薪，除了厂长、副厂长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月薪七十多块，数我高了。
为什么说高薪？后头也有话。
排字车间的活，还是宋朝老祖宗毕昇发明的活字排版，一枚豌豆荚大小的铅锭，锭头上分别铸着赵钱孙李等几千个汉字，锭身上有个槽，槽口一律向上，一个个小铅锭，码放进木架子上几千个木格里。
排字工左手夹着一个长方形木托盘，中指和食指还夹着文稿，按照文稿，右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齐用，从小木格里拣出一个个小铅锭，即一个个字，码在木托盘里。木架子大概两米多高，从最高的格子里拣字，我一踮脚够得着，不像她们还要踩小板凳，怕就怕拣最低格子里的字，频繁下蹲，腰酸腿疼，苦了“一米八”。
这是前头提到身高的原因。大个子，在三湖农场扛一两百斤重的谷包、米包是强项，在排字车间拣字是弱项。
德民拣字效率极低，无论按小时计，还是按天计，拣字数量仅为那些大闺女、小媳妇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拣字时，我还向车间主任提出过问题，县革委大批判组写的辅导材料上，有明显错字，怎么办？主任回答：“照着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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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左一为作者本人
有一天，她们以为我不在车间，在一起议论：“那个小李，上过大学，拣字还没咱们快，一个月拿四五十块钱……”当时，我正在后面的木架子拣字，听得一清二楚，羞愧，尴尬，无地自容，恨不得朝墙上一头撞死！但心里一点也不恨她们，说的是实话。
这是前头我为什么提到月薪的原因，拿那么多钱，干不出那么多活，叫人背后说三道四，活得没脸！
话说到此，言归正传，说说德民盯着挂钟熬时光的忍耐、等待和无奈。
排字车间迎门的白墙上，挂着一个比洗脸盆还大的钟，排字工每天上下班都得按时，当年谁也没手表。
一上班，我常盯着挂钟，秒针走一圈是一分钟，分针走一圈是一小时，时针走一圈是一天……盼它走快点，早下班，早吃饭。可它不紧不慢，一分一秒，一天一天。
盯着挂钟熬时光。挂钟您咋转得那么慢？您转到何时才是尽头？这是德民一生中最无望、无奈，几近崩溃的一段生活。
在三湖农场劳动锻炼时，虽说也强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但相信早晚会出去，而分到郧西县印刷厂，那是“终身制”——我没能力调动。怎么办？面对挂钟，我一天一天熬，一天一天干，熬难熬之时，干难干之活……
在那些年，同我一茬子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熬，这样干，有的熬过来、干过来了，有的时运不济，错过机会，留下遗憾。一茬子人，一辈子如此这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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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已于2021/10/0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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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刀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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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青龙刀，新闻人，写点过五关斩六将，也写点走麦城……
老詹小注：
李德民是个讲感情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在湖北郧西县印刷厂当工人。
一个武汉大学毕业生，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
被分到了湖北的“西北利亚”，穷乡僻壤，小小县城。
这是他一生最无望、最无奈，精神几近崩溃的日子，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
他认识和结交了一些朋友，
贫贱之交不能忘，说的就是这些朋友。
很有感情，非常感人。
昨天，德民在公众号《青龙刀笔记》中发篇短文，题为《盯着挂钟熬时光》，回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湖北省郧西县印刷厂排字车间当工人的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望、最无奈，精神几近崩溃的岁月。
感谢好人——印刷厂的工友们、排字车间的工友们。他们温暖了我冰凉之心，帮助了我病弱之身，没他们，我很难走出那段艰难岁月。
古人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他们是德民心中永远难忘的贫贱之交，是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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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厂的工友们，左二为作者）
在《盯着挂钟熬时光》中，提到了排字车间襄阳来的王华堂老师傅，提到了车间主任牛玉和王桂荣、李桂莲。今天，必须提我的铁哥——慷慨大方、仗义执言、敢做敢为的复员军人石立国。
石立国绰号石毛，属猪，1947年生。这是一条汉子，身高近一米九，印刷厂篮球队主力。他同我一起当排字工，后来当了印刷厂的司务长，管食堂。再后来，调到县财政局。
其妻名叫李德荣，同事戏称石毛是李德民的妹夫，他待我确实如兄长。
1970年春，德民分配到印刷厂，按当年的标准衡量，我各方面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够差，从个人政治态度到家庭出身，差得不可再差了，否则，不会被分配到湖北省的“西伯利亚”郧西县。
到郧西，作好了受歧视、挨欺负的思想准备，以为山高皇帝远，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德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事实是，没受到明显的歧视，没受什么欺负。
郧西县山川之秀美、民风之淳朴，出乎我的想像，当然，极度的贫困也出乎我的想像。在深山里，在贫困中，我体会到人性之善，人性之美，体会到贫贱之交的高尚和宝贵。
有几件事，至今难忘。
车间主任牛玉，大姑娘，大眼睛，人漂亮，山西人，据说其父是老革命，不知为何也到了这山窝窝。
牛主任对我不冷不热，不远不近，这不错了。她冬天有个习惯，爱带一个生红薯上班，把红薯搁在取暖的木炭火盆边慢慢烤，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有时掰给我一小块吃，有次她话中带刺：“吃人家的，香不香呀？”我没答腔，嘴馋难耐，吃就吃了。我知道，当年口粮定量供应，一斤粮票才买五斤生红薯。
牛主任后来嫁给了一位到郧西县来的地质勘探队员，姓王，东北人，跟他走了。
王华堂老师傅原为襄阳印刷厂工人，不知因为说了几句什么不中听话，按政策，工人中不划“右派”，他被“支援”到郧西县印刷厂。
老师傅轻易不说话，一说话总带点“火药味”，平时嘴里叼杆玉石嘴的旱烟锅。“排字房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书生落难呗！”这是老师傅当着德民和众人面说的话。
李桂莲是个孤儿，绰号李小猫，小个头，心善良，话不多，其父母亲在“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县福利院长大，小学没上过几天，但技术好，她教我拣字和排版。她知道我有钱，好吃，常介绍城关镇的渡春桥、十字街，有便宜东西卖，桔子一毛钱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老公鸡三毛五一斤……
很不幸，李小猫十几年前走了。
“我不管什么出身，只看人好人坏，人好是朋友，人坏靠边站。”这是石立国在印刷厂挂在嘴边上的话。
他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复员军人，武松、鲁智深式人物，啥都敢说，啥都敢干。有个党员老工人恶语伤人，他顺手一耳刮子。打了也就打了，挨打的还自我解嘲：“石毛年轻，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大家喜欢他，德民尤其喜欢他。
在郧西县我患了急性阑尾炎，腹剧痛，立国用板车从北边黄山印刷厂把我拉到南边县医院，做手术。
谭会计出车祸，父女双亡。立国和我拉着板车，把父女遗体从县医院拉回印刷厂，办丧事。谭与立国、与德民，平时关系并不铁，还有过不愉快，但人死为大，不计前嫌，我们尽心尽力了。
立国高大魁梧，一表人才，衣着讲究。无论夏天多热，不像我背心、短裤，而是短袖衬衫雪白，长裤齐整，穿袜子鞋，这大概因为他当过几年兵，养成注意仪表的好习惯。
石毛兄弟，还好吗？时在德民念中。
从1978年秋天离开郧西县印刷厂，凡四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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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为机印车间工人马顺德，恢复招生后考上大学，到人民日报社来看“李老师”）
人到哪，都会有哪的朋友，德民自然又交了些朋友，其中还有大官、大款、大腕，虽说多为君子之交，但感到毕竟缺些贫贱之交的真诚和淳朴。有势利之交，退下来后，有体会。
最难忘的还是那些无利益交换、无互相利用的贫贱之交，人淡如菊，如兰斯馨，留下的是难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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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
我很尊重詹老先生。但是我觉得詹老先生认识有问题。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怎么能说因为出身不好才发配艰苦地方呢？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我叔叔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本来有留省城的机会。因为出生根正苗红，我爷爷又是地委副书记，办个这事不难吧？但是没有那么办，而是让叔叔去了最艰苦的沂蒙山区。幸好我们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否则让你这么一说，就否定了一个时代！
我知道老詹不会公开我的留言。但是我要对你一劝。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要不得！
黄修元
过来人都知道，这不是妄言想否定某个时代。有李德民类似经历可多了去了。那是刻在一代人心上难以言状的痛。
王惠民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出身决定命运这个事实啊！贫贱之交不可忘，这不仅需要善良，还需要勇气呀！
体验与回忆
无利益关系的友情最可贵！！！ 回想七十年代可以说农村无关系青年绝望的年代， （七七高考后才好起来的）因为， 1读书成绩再好，没有当干部的亲属关系，不能推荐上大学， 2招工进工厂同样不可能， 3能力再强也只有种地收割， 4 连做个大队学校的教师也别想， 5唯一出路身体没毛病去当兵，才可能闯一闯，谋个公饭吃。
哪些事儿、
榜一的 你了解 多少知青死在北大荒吗？
耕读人家
我的老家就在郧西附近，那儿青山秀水也曾是穷乡僻壤，听到那里的人和事，都感到别样的亲近。德明老师的忆述可真是真情实感啊！据我所知，当年去那里的人，既有怀抱理想的热血青年，也有遭排斥歧视的“异已分子”，当地群众以善良宽广的胸怀以诚相待，使他们以后尽管际遇不同，但都今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怀念。
Zp
历史虚无主义 需要反对
但是不能举起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棒反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和事。
或者说 不能以我看来的虚无主义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说的通俗一点 有点贼喊捉贼
必须承认 有觉悟高的 甚至一个群体 一个时代的很多人。
但是 能说 那个风雨飘摇 失序的年代
很多人 都是自愿的吗
难道没有被时代裹挟
没有有抱怨的吗
电影电视剧 里都有这样的贴近生活的呈现啊
今天 仍然有志愿去西部的 支教的 必须褒扬
但是毋庸讳言 有不少人确实受到了迫害 或者不公正的对待
比如少奇主席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我们的党 都已经反思历史上的一些曲折了
也不算利益攸关吧 我家就是临沂的 沂蒙山区
车辉@辉观察
没有经历写不出这样有味道的文章 洗尽铅华留下都是感动
思无邪
贫贱之交不能移！
枫园老人
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当时真绝望，真怕自己会沉沦下去。不堪回首啊！
老熊猫
德民老师的文章我最爱读，比詹老的文章更爱读！简短、真情、不虚夸，最适合我们五十年代人的美好回忆，并引起共鸣！
人之初
还是少一点喷子和不得志的自以为是官二代的“人”……呵呵
MTH
我若用你的态度来对你，你未必有我太度！
像李师傅这样的心胸，格局，正见，正行，正识，正义，有，但不多！
做好自己，足矣！
李碧桥
我有个女同学姜云，三十多年前湖北郧西县高考出来的，后来毕业分配回了十堰某军需工厂。那些工厂垮了或者搬家了，善良的姜云，你在哪里啊？
寥廓江天
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穷乡僻壤共甘苦艰难岁月鉴高尚
秋天
苟富贵，毋相忘。大楚兴，陈胜王。
Lcy
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真诚，终于善良！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
木易師
做印刷厂工人就无望、无奈、崩溃？这可是当时农村青年不可奢望的工作，现在不是还有不少名校研究生争着到烟厂切烟丝吗？
Zp
德民老 派头十足啊
文如其人 感觉不尽然啊
管布坤
真挚！
心向自然
离开后就没有同石立国联系？
Yao
性之纯真善美，本。
鲤鱼洲的上海女知青
老詹小注：朱大建是老詹复旦新闻系的同学，不但在同一个班，而且住同一寝室。
毕业后，大建成为沪上著名媒体人，
高级记者，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
不但是资深记者，而且成著名作家，
写了不少作品，得了数不清的奖励。
今天这篇，是回忆知青岁月的文章。
鲤鱼洲的上海女知青朱大建 鲤鱼洲情怀 2024年11月10日 04:12 上海
上海知青在江西的故事 作者：九团22连 ，团政治处 朱大建 我十七岁就上山下乡，去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那时叫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一个在湖边围垦出来的荒洲。上海静安区、黄浦区的69届知青中，有2800人去了鲤鱼洲，1400名男生，1400名女生，仿佛就像配好对似的。这一大批上海女知青的到来，就像是荒洲上飞来大群的花蝴蝶，就像是荒洲上盛开了映山红，荒洲变得色彩缤纷！尽管那是一个穿衣服辨不清男女的年代，衣服要么是蓝色要么是灰色。但上海女知青是聪明的，剪裁合身的蓝灰衣裤，再添一个花领子，脖子上围一个花围巾，雪花膏将脸擦得雪雪白香喷喷。凹凸有致的身段，袅袅婷婷的脚步，细细柔柔的声音，女性的妩媚立马显现。我们的指导员是个军人，他一直批评上海女知青的“小资情调”，却挡不住“小资情调”的蔓延传播。荒洲上女人的衣着打扮，渐渐地都在向上海女知青看齐。鲤鱼洲的女知青上海女知青的爱干净也到了极致。每天收工回来，一身泥一身臭汗，又累又饿，我们男知青的顺序是吃饭，洗脸洗脚，休息。上海女知青的顺序是，清洗自己，洗衣服，吃饭，休息。她们的理由是，身上脏兮兮的没有胃口。干净，对她们来说，是第一位的。我们连队有一个铁姑娘班，几乎全是上海女知青。成立的理由，是要学习大寨的铁姑娘精神，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这些铁姑娘果然好样的，除了力气小一点，担子挑得轻一点，一般农活不输男知青。插秧、拔秧等巧手活，比男人更强。干农活时，女人头上戴着草帽，肩上戴着护肩，挑着担子，几乎分不清哪个是男哪个是女，但一到休息天，女人的本性立马显露，脸上擦得喷香、身上打扮得山清水秀之外，还喜欢烧烧私房菜。一只只煤油炉点起来，从上海带来的咸肉割下一块，到田头去采一点野菜——野生的藜蒿，弃叶剥皮，只要嫩茎。炒菜时，野菜的鲜味在连队的上空蔓延。有时候，去采买一些鱼虾黄鳝，烧得喷喷香，让我等男知青馋煞馋煞。她们真会享受生活啊。有些上海男女知青谈起恋爱后，煤油炉经常是烧得旺旺的，小日子过得很和美。连队大食堂的大铁锅里，常常烧的是咬也咬不动的老蕹菜，我们称之为“无缝钢管”，要么是老韭菜，或者辣椒炒冬瓜皮，难以下咽。而一个单身汉若有一位上海女知青做女朋友，生活品质马上就得到提升，到了星期天，点上煤油炉，就有私房菜吃了。上海女知青，在我们军垦农场，身价是很高的。尤其是别地方的知青或老知青，找到上海女知青做女朋友，是一件很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排长是南昌知青，长得很威猛，是个壮劳力，他追到一个嗲嗲的弱弱的上海女知青做女朋友后，人也变得文雅起来，本来一身浓烈的男人汗臭味闻不到了，他变得爱干净了，每天睡觉之前都要洗脸洗脚外带擦身。他的小兄弟们嘲笑他怎么变得像个女人？他却炫耀地说，他的女朋友逼他这么做，再臭哄哄脏兮兮就不要他了，他还劝小兄弟们要爱清洁，就容易找到上海女知青做老婆。排长在我们男知青面前凶声恶气，像只老虎，但在他的女朋友面前却乖得像只猫。两人一吵架，排长马上就自我解嘲，说着“好男不和女斗”的话逃走了。嗲嗲的弱弱的女友很有办法，硬是将桀骜不驯的一匹野马似的排长管得服服帖帖。这其实是一种爱的能力。
三莲湖畔绿荫浓密，是恋爱的好去处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命运悲惨，但她的应对方式让人感叹。有一年鄱阳湖发大洪水，知青都转移到大堤上住，连队只留下少数后勤人员。这位上海女知青是留守的，一长排的房子只住她一个人。有一天半夜，一只粗暴的手在她的身上贪婪地抚摸。她从熟睡中惊醒，睁开眼发现是新调来的地方干部指导员。她吓傻了，喊也不敢喊，动也不敢动，含悲忍辱。指导员走后，她愤怒地爬起来擦草席，仿佛想把这污辱擦干净，一边擦席子，一边想好了她今后的人生道路走向。她让亲友为她在南昌市找了一个男友。男友有残疾，脚有点跛，她也不嫌弃，很快办好调离鲤鱼洲的手续。人走后，写回一封举报信，让这个禽兽指导员受到了撤职交群众监督劳动的惩罚。这个惩罚现在看来显然太轻，但这个女知青在面临人生灾难时的理性和坚韧，让我敬佩。上海女知青是柔弱的，但这柔弱中的坚韧，就像一根长绳，能够缚住粗暴野蛮，有着柔弱胜刚强的力量。鲤鱼洲的上海女知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来自外星球的，她们来自上海，她们身上的特质——爱美会打扮，勤劳爱干净，贤惠会享受生活，精致能提高生活品质，会发嗲有爱的能力，柔弱中有着惊人的坚韧，这些鲜明的女性特征，是她们的妈妈、外婆、奶奶们长年累月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她们的，也是在她们的爸爸、爷爷、外公、男友的支持、鼓励、赞许、协助甚至纵容下形成的。岁月如梭，她们如今已成了奶奶、外婆，她们也会将她们身上的女性特质传给自己的女儿，孙女，外孙女。文化就是这么代代传承的。（原载2015-05-07新民晚报《夜光杯》） 朱大建， 高级编辑，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1953年生，江苏常熟人。1970年从上海静安区上山下山赴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务农。1982年春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至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任新闻干事。1985年任上海《宣传通讯》主持工作副主编，1988年任主编。1995年8月到新民晚报任副总编辑。上海记协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笔名康定、安平、江河海。
王智
朱老师的文章，优质好水。文笔如此优美，记述细腻，真实，生动。詹老师复旦同班同寝室蜜友，个个文章都十分棒，我爱读，希望詹老师多多搬运些这样的矿泉水，解渴，爱喝，爱品。
王清坤
此篇文章虽然是“优质好水”，但是我还是喜欢读詹总写的文字。期待詹总新作！[抱拳][咖啡]
西凉马超
知情的文章，建议詹老多发些
特别是，史料性强，可读性强的文章
对后世中国人有极强的教育意义
走向深蓝
知青上山下乡，实在是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难，农村的活实在是太累了，很多人在劳动之余，休息时，躺在地上，真的是不想起来了，用现在的语言叫“躺平”男同学还好一些，招兵，招工几年后纷纷回城，可女同学招工机会比较少，回城机会很小的，更有甚者，一些干部，官员把魔抓伸向天真烂漫的女青年，鲜花一般的女孩子被他们大肆侮辱，侵犯。以至于后来中央对这些犯罪分子实施严厉打击，一经发现，一律枪毙。一转眼这些知青年龄在70开外。这些当年的小朋友，如今的老头老太太们，你们还好吗？
走向深蓝
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你比彩霞还要绚丽，你被玫瑰还要芬芳。
国人
上海女知青爱干净爱美很坚韧等特质，除了家庭因素，与她们生活在上海这个地域有关。
在那个特殊年代，不管到哪里，上海女子的前卫、时尚、开放，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地域和文化紧密相连。
因为有了上海女知青，男人变好了，生活变美了，是困境中的一道光芒。
东篱
农村青年和上海知青比起来，差太多了，他们的回忆当年，有滋有味，情趣盎然，哪象我们农村人奴隶般的生活。当年失学回乡劳动，回忆起来都是血泪啊！
桃园
朱总这篇佳作当年在“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中读过，再读仍然意欲未尽。谢谢詹总分享！[强][强]
云淡风清
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囧]
吉祥如意海阔天空
知青，一代人的时代印迹，中性谓之磨练，褒者赞之财富，贬者咒之摧残，各诉衷曲，各得其所，难以抹杀
雪野
有一种文笔，诗人白居易评曰“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对于那十年所发生的一切，如无反思，仅止于生活的表面，则撷取到的不过是飞沬而已……
码字工匠老詹
作者
4天前
动辄反思，太累了吧？[呲牙][呲牙]
雪野
回复 码字工匠老詹：非亲历者，反思本与我无干。然而亲历者过于轻飘的记述，对于后来者几无裨益，更至于骚动起“无悔”的喧嚣[尴尬][尴尬]
明月几时有
我想知道那个女知青嫁给那个残疾人没有，如是委屈她了，历史给了她一生的伤害。这应该不算打听别人隐私的八卦啥
阿木林
绘声绘色的描绘，栩栩如生的形象。字里行间展现出的不仅是上海姑娘的形象 ，更是那个不堪回首时代的写照[流泪][流泪]
甘泉
姜还是老的辣，爱看或看惯了詹老师的文字，也喜欢上了詹老师复旦同学们的文章。这篇文章把上海知青写活了，更把上海女知青写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特别是细腻精致！一句话，没有独到的笔力眼力和心力，是写不出如此接地气的人人喜爱的好文章的。赞了！
一杯龙井茶
朱大建是女生？怎么同宿舍？
码字工匠老詹
你认识？[呲牙]
橘子皮
知青有人称颂，有人骂骂咧咧，都很正常。在我们后来的年轻人眼里，离那段历史很远，历史在个人身上都是沉重的，包括现在找不着工作的年轻人同样也痛恨着当下。但往往有些事情只有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客观去看待它，但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还要从多种角度去看，尤其是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
长京
在那个年代，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齐蜀汉
不得不夸上海姑娘小伙的美貌打扮，真的是引领时代！当年，由于支援三线建设，位于四川川北的阆中古城也来了很多的上海人，确实为古城带来了很多新鲜时尚的元素，可惜后来随着工厂的迁移，许多的上海人都走了。
看过一些报道，很多悲惨的女知青啊，那个按千刀的！
乐园
蓝灰两色一脉兴，小资情调女知青。
无缝钢管难下咽，鲤鱼洲里野味升。
三莲湖畔谈恋爱，绿荫浓密不老情。
苦中取乐乐不败，知青精神永传承。
谌岚
江西
1966年取消高考，1968年开始知识青年四个面向（到农村、到边疆、到工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老三届的我侥幸进了工厂当了工人，胞妹是下放知青，我们姐妹工作的工厂有很多上海知青时尚、文明、热爱生活…上海知青到江西，确实如文中最后总结，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虽然他们回到了上海，至今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姐妹。这些鲜明的女性特征，是她们的妈妈、外婆、奶奶们长年累月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她们的，也是在她们的爸爸、爷爷、外公、男友的支持、鼓励、赞许、协助甚至纵容下形成的。岁月如梭，她们如今已成了奶奶、外婆，她们也会将她们身上的女性特质传给自己的女儿，孙女，外孙女。文化就是这么代代传承的。
白杨
说起那年月的往事，一般都是灰暗的色彩。本文不同，读来清爽。这就体现出了作看的境界和功力。现在总喜欢把许多头衘加在作者名上，是和文章有关吗？
与“最大走资派”儿子一道插队山西
老詹小注：这是一篇回忆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文章。作者曾经与当年“最大走资派”儿子在一起，
所以，起了这么一个能够吸引读者的名字，其实，文章中几乎没有详细写有关的内容。这也是时下取标题时的一种常用的手法吧。文章还是写得生动具体，值得认真一读的。
[知青]沙亦强：与最大走资派儿子一道插队山西
沙亦强，1952年出生，北京四中67届初中毕业，山西山阴县插队5年半。其后上过中专、大学、双学位，当过工人、干部、教授、企业高管、记者，搞过行政、教学、研究、经营、管理、咨询、媒体。在电力行业摸爬滚打40余年，教授级高工，退休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有读书之癖，并多有著述。
原题 桑干河畔
——回忆录之五
作者 ：沙亦强
插队塞北
上山下乡曾经是中国数千万城镇青年走过的共同道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端，持续到七十年代后期，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记忆。而从1967年至1969年，是插队人数最多、地域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年。关于上山下乡已经有非常多的专著和回忆文章出版，但由于每个人对插队生活的不同体验以及日后发展的不同层次，如何看待与评价这场运动，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而随着年代的久远和少数知青精英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对此的解读也似乎正在出现微妙的变化。因此，尽可能多的留下对那段生活的真切记忆和真实看法，应该是有意义的。
1968年12月24日，我们乘知青专列出发。这一天记得很清楚，因为就在三天前的12月21日晚，毛主席发表了那条影响我们一生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正是这条指示掀起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应该说这是一条十分含混的指示，对于接受什么再教育？为什么很有必要？要去多长时间？要去多少人？各地农村的同志为什么会不欢迎他们去？都没有说，但我们的城市户口可是被吊销了。我们知道，上山下乡的大背景是这么多毕业生的同时就业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但这种安排倒也相当符合毛泽东一生的思想脉络。他毕生最辉煌的事业是以深入农村和动员农民起家的，因此一直有着很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通常认为民粹主义的两大标志是反精英和反建制，毛泽东从骨子里鄙视那些在他看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大知识分子，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已经从传统的教育者成为要不断接受教育的对象。
所以，这批被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从文革开始时的造反依靠力量，文革后期要由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改造，接下来去农村继续接受再教育也就不难理解，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目标当然还是继续革命，不过能否实现只好另当别论。
我们这趟车上的知青主要都是去山西雁北地区的，清晨出发，下午进入山西省，到达指定地点的知青开始一站一站下车。大同、怀仁、岱岳、朔县……,有些地方下了火车还要再换乘汽车。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的知青被安置在山阴县（现属朔州市），县城就叫岱岳。
记得我们400多个来自北京的男女学生从火车站出来，走在县城的中心马路上，道路两旁是夹道欢迎的密集人群，等我们走到县委党校先安顿下来，大家或躺或坐在大通铺上，等候下一步的安排时，窗户上也立刻贴满了窥视的面孔。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所有围观的人们主要都是在争睹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之子刘源的真容，这在一个小县城里可是个特大新闻。
山阴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在大同西南方向约90公里，县境内南北高，中间低。西北有洪涛山，南为恒山支脉翠微山，中部为大同盆地的一部分，地势平坦，桑干河、黄水河贯穿其间。战国时山阴为赵国之地，秦属雁门郡、唐为马邑县、辽置河阴县，金大定七年始称山阴。宋、 辽时杨家将故事中著名的"金沙滩大战"就发生在今山阴县境内。岱岳南距雁门关约50公里，从历史地理上已属塞外苦寒之地。2010年全县达24万人，1968年底记得仅有13万人，不过是个很小的县。
我们这批北京知青被分配到3个公社，分别是山阴城、合盛堡、薛圐圙（KuLue）的十几个大队（现在都改成乡和村了）。有意思的是，城、堡、圐圙的含义都是有围墙的居民聚居地，只是形态、规模有所不同。各知青点都在平川地区，离县城近的十来公里，远的可能要超过二十公里。以后才知道，北京知青的插队点基本都是当地条件相对较好的，队里不太穷，交通也比较方便，这里一定有北京带队老师（我只记得有一位叫石磊的带队女老师）为学生力争的苦心。
来山阴插队的还有好几十位大同市知青，据说他们的带队干部就非常左，坚决要求县里要把这些知青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结果大同知青全部安排到山区，实实在在过了几年苦日子。
我曾经跟队里的马车到山区去运过东西，亲身体验到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特别艰苦不说，交通更极为不便，一些山路的坡度经常有达三四十度的，赶着马车上下坡都有点提心吊胆，人爬起来也非常吃力，他们进一趟县城或赶火车回家，来回都要走二三十公里甚至更远的崎岖山路才行。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插队生活开始了。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呆多久？
林间小村
第二天在县城休整一天，县里举行了欢迎大会，晚上招待我们看了晋剧《沙家浜》。我们17个人（9男8女）被分配到薛圐圙公社河曲堡村，第三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所以很容易记住，几挂马车把我们接到村里，当晚就分别安置到社员家，每家2-3人。为了表示欢迎，晚上村里招待我们吃炸豆馅黄米油糕、羊肉土豆拌汤，这可是当地农村只有过大年时、重要仪式上或招待贵客才能吃上的好东西，而我们当时真没觉得怎么样，特别是有的女生根本就没吃几口。很多看热闹的老乡都纷纷摇头，表示不能理解，这么好的吃食，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不过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都视之为美味了。
河曲堡位于桑干河干流的一个河湾边上，故名河曲。桑干河！久仰了！那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名字，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描写了其时农村的土地改革斗争，曾获斯大林文学奖，那在当时的中国绝对牛过诺贝尔文学奖，有点文化的几乎无人不知。
桑干河河床宽阔，河岸陡峭，平日水流不宽但很急；每逢夏季洪水下泄，瞬间便可汹涌而至，浪拍两岸，夜间在村里常可隐隐听见涛声。208国道从小村东侧经过，距县城岱岳约10公里；向北走三四百米，涉水趟过桑干河，河对面不到1公里就是一个叫东榆林的火车小站，绕道走桥到车站则要四五公里，交通已算相当便利。
当年全村200多口人，近3000亩地，主要有郭、杨两个大姓，分成3个生产小队。三队其实是距本村1公里多的另一个小村庄，村名“店上”，由于只有十来户人家，也以郭姓为多，所以划归河曲堡大队一体化管理。我们到的时候正值严冬，一派荒凉景象，而后来令我们惊奇不已的是河曲堡的绿化水平。
村东离交通干道虽不足1公里，但从周围很多方向往里看，都有以杨树为主的成片树林，春夏秋三季都在绿荫掩映之中，基本看不到村子。原来由于地处河湾，适宜造林，这一带较早就有国营金沙滩林场的大片国有林。绿化有效地改变了原有的土壤沙化和小气候，走过不少插队知青点，河曲堡还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2017年初，国家住建部公布全国14个省区第一批4970个绿色村庄名单，山西省239个村庄入选，山阴县唯一的入选村庄正是河曲堡村。该评定标准对村庄以及公共场所的绿化覆盖率都有较高要求，还包括道路、坑塘、河道绿化，村庄周边要有绿化林带，农户房前屋后要普遍栽树养花种草等。这套标准中的主要指标，河曲堡大概50多年前就大都达到了，说明整个山阴的绿化水平虽然在几十年里肯定会有很大进步，但可能还很少能达到河曲堡当年的水平。能在这样一个绿荫环绕、风景优美的小村落插队，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幸运。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国农村还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在集体化的大锅饭体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都很穷。河曲堡的经济条件在当地大约处于中等水平，按当时农村普遍实行的工分制，一个男性壮劳力出工一天一般可挣1个工合10分，女劳力8分。这10分的价值要根据生产队全年生产取得的的可分配净收入决定，而那些年在河曲堡的价值不过在两毛钱左右。有的村可以达到三四角钱，已经是不错的水平，而刘源插队的本公社白坊村，据说工值甚至达八九角钱，但很少有村子可以达到。有些贫困村辛辛苦苦干一年，每个工的价值可能还是负数，也就是每干一天活反而还会倒欠队里的。
刚插队的第一年，我们都分散住在老乡家，生活费是国家按统一标准逐级拨付。第二年，村里用国家发给的建房费为我们建了一排9间宿舍，6间住人，2间厨房，1间做库房，围起了院墙，开始过集体生活。当我一两年后也成为壮劳力时，一年出工二百七八十天，最多时分到过30多元现金，当然其中不包括按人头分配的口粮及蔬菜等实物。
每年每个人大约可以分到300来斤玉米粒、小麦、莜麦等杂粮各几斤到十几斤不等，再加上100多斤土豆、几十斤胡萝卜和几十斤圆白菜，逢年过节生产队杀猪还能分上几斤肉。这就是我们一年的收获和下一年的主要伙食，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菜窖，把分到的菜存进去。
不过粮食还都是原粮，需要自己去加工。开始两年村里还没通电，没有吃的了就得用小平车拉上粮食走好几里路到有电村的加工厂；偶尔没计划好或懒了一下，马上就会揭不开锅，如果不想连着吃煮玉米粒当饭，几个女生只好赶快去推碾子，好歹压点玉米面对付一顿。
在老乡家初步安顿下来后，首先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谁去哪个队？由于3个队之间的工分值有一定差距，去哪个队会直接影响个人收入。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收入如何分配？如果年终集中所有人的收入再按人或按出工天数算出平均标准进行二次分配，就解决了各队工分值的差距问题，谁去哪个队都没关系了，这就是所谓初级共产主义的“大锅饭”分配方式，但只有像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会赞成，多数人都表示反对，方案无疾而终。
实际上，这种方式的实施前提必须是参与人员的高度认同和相互接近的较高思想觉悟，并且有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试验开始时曾普遍采取这种办法，结果无一成功。听说晋南地区也有清华附中的插队集体最初实行过类似方式，最后都以分崩离析而惨告失败。从我们以后的实践看，这种方案也无疑很快就会碰壁。随着经历的逐渐丰富，我越来越对那种看似美好的理想主义抱怀疑态度，理想当然要有，但若上升到主义就需要引起警惕。
既然各算各的账，那就自选分队吧。三个队的工值实际上也差不了很多，主要问题是三队离我们住的本村有约1公里的距离，每天中午要回来吃饭，上下工来回两趟就要多走4公里远，都不大愿意去。最后的结果是包括我的3男2女去了三队。当时看我们是吃了点亏的，但我们在三队都受到了很好的照顾，5年多的时间里，我从一个毛孩子成长为熟练的壮劳力，和乡亲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那些故事真是犹在眼前，数不胜数。
磨砺青春
刚开始插队的一段时间，老乡们和我们聊天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你们到底能呆多久？当时所有的舆论宣传都是提倡与工农相结合，扎根农村一辈子改天换地。我们当然会说，毛主席是让我们来扎根的，要待一辈子。但老乡们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都说你们肯定待不了几年，说不好什么时候就都走了。
说实话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点都没有答案，完全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而农民自有农民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依据无非就是常识。对他们的话我们当时只能半信半疑，含混应付，但事实最终证明，来自最底层的人民智慧往往要远胜于那些出自高层言不由衷的大话。
山阴县这批知青中，年龄最大的是高66届的老高三学生，当年已20岁出头，完全是成年人了。四中学生平时又注重体育锻炼，所以这些高年级学生下乡后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能掌握劳动技能，并在村里事务中逐渐发挥作用，不少身体强壮的初二、初三的低年级学生也能较快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很多人插队第一年就能出工300多天，完全顶上一个壮劳力，也有人甚至可以直接在体能上秒杀全村劳力，以及不少人快速掌握各种生产技能的能力，都让老乡们佩服不已。
据我估计，在山阴县担任过大队或生产小队干部的四中学生应超过20人，这些很快就能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学生，显示出在一个陌生而艰苦的环境中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开创能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农村后，或迟或早都在所从事的领域中展露头角，成为领导者或专家学者。
但对我来说，适应农村生活的考验则要大得多。插队的时候我不过刚满16岁半，个子不高，长得也显小，还真也就是个孩子，村里不少人都叫我“沙娃娃”。刚开始下地劳动时，但凡用点力气或技术的农活，像锄田、铲地、挖渠、打坝等，全都会被甩得老远，当地人戏称为“打狼的”，意思就是狼来了，别人都跑了，就剩你在后面留着打狼吧。
好在老乡们从不欺负我们，干不动就慢点干，常常有人会接你帮你一下。“打狼”打了近两年，人长大了些，技术也基本掌握了，过了18岁，就慢慢能顶个壮劳力了。老乡们有时会忽然发现，不管干什么活，我已经不再落在他们后面，甚至还干得很像样，于是都很感慨，说是农村把我养大成人了。
农业劳动是插队知识青年必须要过的一关。说起干好农活，一是靠力气，二是凭技术。力气是基础，没有力气什么也干不了。比如冬闲时，县电力局要竖线杆拉电线，到沿途生产队派活，挖一个线杆坑给队里1块钱，出工者可以多计一点工分。塞外冬季严寒，地冻没有三尺也有二尺半，力气大也会干的人一镐下去就是一条缝，几下就能撬起一块冻土疙瘩，一天能挖几个坑；而没力气的人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一天连一个坑也挖不出来。
而那时的农业技术说到底主要还是熟能生巧的熟练工种，当然有的人干出活来就是比别人漂亮，那也真是有天份或悟性，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用锄头为谷子间苗。种谷子是用耧（Lou）耩（Jiang）的，小苗钻出土来是一条条密密的苗线。谷子长到二三公分高就得间苗，每棵苗之间要相距约2公分，你得在一丛苗里选出最壮的一棵，前后左右的苗与草都要锄净，稍不小心这个位置就会缺了一棵苗。标准是每棵苗周围锄4下，又要快又要好，由此发展出一套包括推、抹、挑、撇等动作在内的技术，你看着那些高手的锄板翻飞、进退有序、定位精准，身后的苗壮畦平，也是一种享受。
农村出工不按钟点只看日头，当地管太阳叫“老爷儿”，“老爷儿”升起就得出工，“老爷儿”落山才能收工。夏日最长的时候，早上6、7点钟就出门了，中午回来歇两三个小时再上工，傍晚收工已七八点，随便吃点饭天就黑透了。塞外农村的地头都很长，短的二三百米，多的一两千米甚至更长，远远看去让人绝望，有时候锄地得半天才能打一个来回。炎炎烈日之下，这一弯腰就是半天，你还得赶上大伙的进度，即使中间歇一次晌，直几次腰，暴晒脱皮、挥汗如雨已经是小意思，那腰也酸疼得真像要断了一样，就算是那些壮劳力、老农民也得咬牙忍着。
插队第二年夏天，我就出了一次大事，要不是河曲堡离县城还不算太远，性命也许难保。那天队长安排我不用下地，留在队部饲养房起圈，圈里养了几头牛和马，地上垫了厚厚的一层土，每过一段时间要把混着牲口粪便的旧土铲出来沤成农家肥，再换上新土。圈房大约30多平米，起圈时要把地面的粪土用铁锹下挖五六十公分，再从后墙距地面两米左右的一个窗洞抛出去。圈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一锹粪土大约十来斤，这是个力气活，以前也干过不止一次，应该是半天的工作量，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干这样的活我已经不觉得很吃力。
但那天干到快中午时，我忽然觉得下腹部疼痛难忍，再坚持了一会儿，实在不行了，跟队部里的人说了一声就想回住处。那时我们还住在老乡家，走回住处的1公里多真的很艰难，好容易才走到，一头扎在炕上。
别的同学闻讯赶来，一检查发现我的阴囊肿涨并已拉长下坠了20多公分，村干部也来了，一看情况很着急，让赶快往县医院送。村里很快派了挂驴车，三四个同学吆喝着驴车，拉着我往医院赶。十几公里路怎么也得走两个多小时，一路上他们几次试图拦辆汽车车也未能成功。
到了县医院好像已是下午四五点钟。医院的几位大夫进行了紧急救治，马上诊断为“嵌（Qian）顿疝”，就是“小肠疝气”发作并且卡住了。经过复位处置等措施，我倒是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不过大夫说由于肠子被卡死导致血液不能流通，要是再晚来一两个小时，可能发生肠坏死，就会有生命危险。看来要是在山区插队，无法及时送到医院，这次还真是凶多吉少呢！“小肠疝气”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基本不能自愈，一般都需要手术治疗。在医院留观了三四天后，同学们就接我出院了。
问题是我以前从未发现过这个病，现在想来，应该是由于正处于发育期，力量不足又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全凭憋着气使劲，导致一时腹压太高引发疝气。按说这个病当然不适于从事重体力劳动，现在想应该完全可以凭此病申请病退回城的，但当时根本没当回事，回村后继续照常出工劳动，连父母都是以后才听我无意中说起的。有意思的是，以后干过很多比这还重得多的活，也再没犯过病。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能种什么、种多少，从县里到公社都有很多要求。“大跃进”时期的共产风，是核算单位越大越好，大工程、大锅饭、大食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实际上害惨了农民，直接导致了以后三年大面积饿死人的悲剧。大跃进的失败使得农村经济核算单位不断划小，从人民公社到生产大队，再到生产小队，并一再明确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调整方针，但即使后退到小队核算，其实质仍不过是从大锅饭变成小锅饭，锅无论大小，都属共有，无非是从这口锅里舀饭的人多一点或少一点。
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基本被捆死在土地上，无从发挥创造性，更无生产积极性可言。我在农村5年多，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干什么活由队长派，集体劳动时，什么时候开始干活，什么时候可以休息，都得听队长的，只要能多歇一会儿，谁都想多歇一会儿。除了队干部，没有人真正关心集体和收成，这是农村贫困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改革发端于农村的大背景，当然更是能把这么多知青大面积安置到农村的体制前提。
村里原来并不缺少我们这十几个劳动力，知青的到来对村里的经济发展不会有多少助益，反而要成为参与年终分配的人头。好在我们的安家费和第一年生活费是国家拨的，也说不好哪天就都走了，所以村里倒也没当成多大的负担。不过，既然老乡们认定我们都是“飞鸽”牌的，待不了几年就会离开，因此在劳动安排上都尽量照顾到我们的具体情况。没有人强制我们出工，有什么轻活也会先安排我们，每到秋收季节，没收割的成熟庄稼还在地里，打下的粮食晾晒在场院上，都需要有人看守，这些护秋看场的活一般都会让我们干，说是我们在此地没家，不会往家里偷，其实也有照顾的意思。
当我们逐渐适应了农村生活，基本掌握了农活技能，会觉得日子过得很单纯。清晨，踏着朝露跟着一队人下地，就算是大锅饭，农活讲季节，抢农时，该干的一样都少不了。黄昏，夕阳晚照，炊烟袅袅，拖着疲惫的步子归来，伴牛羊入圈，似倦鸟归林。
下乡前读过一些陶渊明的诗文，曾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意境所陶醉，也曾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归隐心态所向往。40多年后，我曾写过一首忆往诗，其中关于插队生活的4句是“桑干入梦，伐薪正林间；陇亩难忘，荷锄戴月还”。前一句说的是那时我们做饭要烧柴，一项日常功课就是像当地农民一样，经常要到周边的杨树林去砍树枝，然后打捆背回来，堆在院子里晾干。第二句说的就是下地干活晚归的场景。
诗写完后一段时间，偶翻陶渊明诗集，见到“归园田居（其三）”有句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此乃名句也，应该读过但确实完全忘记了。“荷锄戴月还”意境与此相近，也确实来自插队生活写照。但我们很少会有陶渊明的那种心境。陶诗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理想，我们却始终纠结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经过多年煎熬，许多挣扎着离开农村的人，实际上已是失去理想的一代。
哄哄
俺是大同人，当时很多知青们在那里插队，他们后来回到北京后，包括刘源将军，张弘力部长都帮助过插队所在村庄的发展，我是受过张弘力部长资助的学生，感谢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知青的恩泽
肖勇
桑干河畔，忆往昔，知青岁月如歌。风卷黄沙，寒烟起，遥望雁门关锁。绿野苍茫，林间小村，青春磨砺多。田间地头，汗滴禾下成河。
遥想京城子弟，携手赴塞北，共赴蹉跎。锄禾日当午，披星戴月过。铁锹翻飞，间苗技术熟，乡亲情厚。岁月如梦，再回首，桑干依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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