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副总理”如何当好政研室的研究员纪登奎@雄一代_时政解读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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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发关于纪登奎的系列文章？因为纪登奎是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的、可以几乎是无障碍描述评论的高级别人士。通过这些文章，我们或许可以一窥我们平时难以了解到的那部分官场，点击查看《从治丧过程，看一位副总理的盖棺论定》《副总理失势的三部曲》《“正部级”的副总理》】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等四人辞去了局委职务。

在这次会上，关于纪登奎等人的辞职，陈云专门讲了话：

“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的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1980年4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由此，纪登奎正式退出政坛······

1983年元旦前两天，即1982年12月28日，九号院（中央农村政研室）召开全体会议，纪登奎正式出现在这次会上。

这是纪登奎第一次在九号院公开露面。

此前我们内部已经听说，纪登奎将来九号院做“研究员”。这天的会议是在九号院里的二号院会议室召开，主要内容是讲岁末年初的工作。

会议开始，杜润生主任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纪登奎，与会众人报以掌声。纪登奎站起来，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但是一言未发，随即坐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纪登奎。因为我在孩童时期即闻纪登奎大名，这次见到他有些莫名的兴奋，在日记里描述了当天会议的场景。

根据我的了解，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做“研究员”，并没有正式任命文件。

纪登奎来九号院之前，我因为在秘书处为两位部长级干部管理文件，通常可以看省部级文件，但是，没有任何印象曾经有关于纪登奎工作安排的文件。

2013年春天，我与杜润生主任当时的秘书高文斌见面，谈到许多九号院往事，他也说，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并没有文件，估计应该是根据领导人批示来的，但是，九号院也没有人看到这个批示。

高文斌原来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机要秘书，1979年初国家农委成立时，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直接介绍来到九号院，随后担任杜润生主任秘书，后来担任办公厅主任，是当年我在九号院工作时的直接领导。

关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过程，如果我的信息来源有误，那么，高文斌的说法应该比较可靠。

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九号院里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也没有转来工资关系。他的工资关系依然在国务院系统，他家里的后勤服务主要是国管局负责。

从直接观察来看，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工作”的实际含义主要是：

其一，他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来了农研中心，在九号院参加基层党组织活动，因为根据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到一个基层组织中去；

其二，他看文件的渠道转到九号院机要系统，以前则在国务院办公厅系统看文件；

其三，他在九号院期间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明确职责，也很少有需要直接完成的调研任务，主要是参加一些九号院召开的会议，偶尔外出到地方做一些考察调研。他参加的会议，通常是分管的副主任或者主任定，然后由我们秘书处或者具体业务部门发出邀请通知，询问他是否参加，至于是否参加，则由他自己决定。他的外出调研考察活动，基本上是自己安排，有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的意思，一般没有什么明确的调查任务。

纪登奎在九号院做“研究员”为期五年半，即1982年12月首次来到九号院，直到1988年7月突然去世。大致上，他的研究员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

前期有两年多，他主要是参加整党。【参与政党的情况可参见文章《“副总理”的对照检查》】

虽然纪登奎是九号院的党员，参加九号院的党组织活动，但是，显然九号院不是他参加“整党”的真正单位所在。

因为他在整党过程中的“个人对照检查”，还有他的党员登记问题，都是需要中央高层来决定，而不是九号院党组织决定。

在整党这段时间，九号院秘书处与他接触并不多，他本人也较少参加九号院的会议。当时，他从中办带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秘书处通常与这位王秘书接触多一些。

王秘书原是一位中央警卫局的现役军官，后来他离开纪登奎回到中南海警卫部队，担任一个团级单位的政委去了。

王秘书走了以后，纪登奎就没有了专职秘书，九号院秘书处根据领导安排开始具体接手他的秘书工作。从这个时候，纪登奎参加九号院的活动明显增多，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也开始直接为他做一些服务性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纪登奎作为研究员，参加过一些九号院内部会议，但是并不多。单位里议论到他参加会议的表现，一般看法是，发言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说，通常轮到他发言，他还是会谈一些意见，而不是有意推辞或者沉默不语。

但是，他讲话显然很谨慎，通常不多讲，比较简短，尤其不涉及敏感问题。

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风格。就纪登奎晚年的个性而言，个人场合十分健谈，常常口若悬河，哪怕是对我这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闲谈时他都常常一讲一两个小时，特别是我陪他散步时，基本上他从来都是在侃侃而谈，极少默默走路。

我曾经与纪登奎长子纪坡民聊起他的这个健谈特点，纪坡民说他在家里也十分健谈，而且更为突出。

来到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曾有一些外出考察调研活动，前期曾到安徽滁县考察农业大包干，也曾到浙江等地考察私人雇工问题，还曾到宁夏等考察西部扶贫和生态建设问题。

纪登奎的这些前期调查，我并不很了解，因为那时候他有专职秘书。据我所知，这几次考察后，他都没有写调查报告。

当然，这些调查的政策研究意义还是清晰的，就是纪登奎参加当时一些内部会议时，根据这些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意见，如提出要允许私人雇工、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等等。

总体来说，纪登奎作为“研究员”，既非正式职称，也非行政职务，其准确含义，应该是“从事研究工作”。他在九号院里做研究工作，并没有具体分工和职责。

就九号院里的领导人来说，也没有人好意思直接指派他做什么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纪登奎在九号院期间的外出调查，真正有特定任务的调研，就是广西和贵州的粮食问题调查，并且写了专门的调查报告，即“关于广西粮食问题的汇报”和“关于贵州粮食问题的汇报”。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纪登奎在九号院工作期间，只写过这两篇调查报告。这两篇报告的总字数约有15000字。

纪登奎的这次西南调研，是九号院当时统一组织的大规模调研活动之一。农村改革以后，粮食产量经历了连续六年的快速增长，但是从1985年开始，粮食减产并连年徘徊，到1987年还没有恢复到1984年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很担心，同时也有一些疑虑，既有对当时农业生产具体政策措施的争议，也有关于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调整的争议，甚至还出现了由粮食减产对农业家庭承包制度的质疑。

九号院为此面临很大压力，专门安排了若干调研组，分头到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的十多个省区开展专门调查。

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根据统一安排到西南从事粮食调研。

从贵州调查回来后，在纪登奎家里，他曾问我是否能够执笔写调查报告，我说自己水平不行。他虽然鼓励了我几句，但是显然也认为我水平不够，说：“那就我自己动手吧”。

所以，就自己动手写了。他大概一个人在家里写了一个月，我主要是为他查资料、找数据等等。

我当时就知道，他对于我的工作并不满意。因为有几次，我们一起核对和整理座谈会资料，我记录掌握的情况还不如他完整，他说：“你对农村和农业太不熟悉”。

其实我不是工作态度不认真，主要是因为调查涉及众多政府部门的工作运行和基础信息，我缺少经验和积累，有些事情弄不明白，记录也不得要领。

有一天我陪他散步，说到粮食问题调查报告，他说：“我发现，你听我讲上层那些事，比听地方上讲粮食问题更有兴趣，这样怎么研究农业？”

我无言以对，只是笑笑。纪登奎亲自执笔完成的这篇报告，作者署名是“调查组”，他本人并没有署名。因为是内部报告，主要是用于对高层领导的汇报，也没有正式发表。

后来，这个报告刊登在九号院里的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上，刊登时间为1987年11月。

对我来说，在协助纪登奎写调查报告的时候，甚至直到报告完成并报送高层，都没有看出他的报告有什么过人之处。

最近，因为写作本文的需要，我重读他的报告，还重读了当时九号院的其他粮食调查报告。我为他的文章所吸引。

显然，他的文章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气势。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作为政策咨询的调研报告，都无疑是难得佳作。

当年我没有发现他的报告的过人之处，一个原因是为整理数字资料、校对打印等具体事务所累，来不及思考比较，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我对于政策报告的鉴赏水平太低。

以下为纪登奎执笔的调研报告片段，主要分析贵州省粮食生产困难局面的原因：

“贵州粮食产量低而不稳，解决粮食问题是艰巨的。解放以来，粮食生产经历了曲折的、徘徊的历程。包产到户后有重大突破，但近两年又出现了徘徊局面。今年（1987年）能否结束两年徘徊局面，恢复到1984年粮食生产的历史最高记录？省里说，还是个未知数。

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像全国一样，贵州粮食生产有了迅猛的增长。近两年，是什么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徘徊呢？

天灾。这是事实。人多地少，土地瘠薄，生态破坏严重，旱灾周期缩短。1977年发生大旱，1981年又一次，1985、1986年又连续大旱。而抗灾能力差。

包干到户调动起的积极性是同一定的物质条件结合，才实现前几年增产的，如果不能保持这种积极性，并且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徘徊甚至下降的局面。

安顺地委书记陈运武同志对粮食生产情况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有迅猛发展。但这两年又进入新的徘徊期。这是因为粮食价格虽有提高，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很大，种粮比较效益降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投入减少，80%的耕地肥力衰退，水利设施带病操作，农业后劲不足。

新的徘徊已两年，今年有可能继续徘徊下去。加以人口逐增，耕地日减，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收购减少，调入增加，更加重了扭转徘徊局面的难度。”

“最敏感的问题，还是价格问题。三中全会后，粮价提高了，农民是满意的。现在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提价了；其它农产品价格放开了（如肉、菜等）；多种经营发展起来，种粮所得利益比较低。发生这种比价的变化，实际上把三中全会后给粮农带来的利益冲销了一部分。各种价格比，粮价又落到了‘锅底’。

贵州党政领导做出极大努力给种粮农民以补偿。1986年地方财政对粮食补贴了8000万元；合同定购的粮肥挂钩，贵州每定购100斤，奖平价化肥40斤，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农民以极大的兴趣，两眼盯着这40斤平价化肥（化肥平价一包20元，市价一包30元）。可是，对农民这点好处，中间又几乎流失了一半。

是怎样流的，流到哪里去了？据说：一是干部批条供应；二是平转议；三是扩大奖售范围；四是投机倒把走后门不正之风，等等。由于平市差价的拉大，不要说平价化肥流失了，有的就是议价的也买不到了。

这种粮肥挂钩的办法，收粮的不管化肥，卖肥的不管收粮食，出了差子，都没人承担责任。

农民生气了，你粮肥挂钩合同不兑现，我不卖粮，定购合同不签字。政府和农民之间产生了顶牛状态。但粮食必须拿到手里，于是干部只好采取行政手段，硬性分配任务。退回到统派购的老路，干脆把‘合同’两个字钩销了。改为指令性的发‘定购任务通知书’。”

纪登奎在调查报告中，非常清晰、生动地概括了造成贵州粮食生产连年徘徊的主要因素。报告文字干净洗练，节奏清晰明快，令人读起来饶有兴味。

在报告中，纪登奎还重点反映了粮食统购政策自1985年调整为合同定购以后出现的社会紧张状况：

在收购粮食工作中，不少地方采取强制手段，搞得党和农民关系紧张。

据博白县调查，为了收购粮食，1986年出动1260名干部（其中包括公安干警120名），下乡征粮170天。对交不齐粮食的农户，甚至采取强迫命令手段。其结果有些农村收了“透底粮”。

该县1986年10月间，因修水电站占用农田，被人煽动，曾发生过农民烧了工棚，数十名公安干警被缴械的严重事件，今年初逮捕了九个农民才算平息下去。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如果我们在粮食收购上不解决价格不合理和任务重等问题，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就有可能被坏人利用，类似农民闹事事件就可能重演。

在这个报告中，纪登奎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描述，就我的了解而言，可能是九号院内部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最早报告。

在报告结尾部分，纪登奎提出了解决贵州粮食问题的政策意见，核心问题聚焦于农民积极性：

普遍反映，农村工作出现了“两难”局面（一是计划生育工作难，一是粮食定购难），这就不仅仅是粮食问题，实质上在粮食问题上出现了党和农民的关系紧张情况。这种状况是需要尽快改变的。调动农民积极性，从根本上说有两条：一条，提高粮食价格；二条，工业品与农产品实行等价交换。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纪登奎观察问题的角度，非常注重从农民的角度，更多考虑农民的立场和利益。

如果与当时九号院其他五六个粮食调查报告比较，纪登奎报告的农民视角则显得更加鲜明。

在报告中，纪登奎还谈了如何解决贵州的粮食与生态问题：

我们应向自己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把土地资源的破坏停下来？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执政期间能不能把破坏停下来？”

1985年，国家给贵州调了2亿斤粮食搞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每退一亩补粮食70斤，5元钱。这一年退下来几百万亩，第二年，又复耕了。这个办法，没有成功。

看来，太急了不行。退下来，劳力不能就业，补了粮还是不

够吃。

在这个报告中，纪登奎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在执政期间能否把生态破坏停下来？”

显然，他从粮食角度提出的生态问题，站在了很高的历史高度，流露了一种历史责任感，可谓辞约意雄，令人深思。

在我看来，纪登奎执笔的西南粮食问题调查报告，是一篇难得一见的高水平政策报告。

与当年相比，我已经有了二十六七年的政策研究经验，自己写过一些研究报告，也看过很多其他人的研究报告，还看过很多国外智库研究报告，判断能力有所提升。

我阅读比较了九号院当年那批粮食问题调查报告，共八篇，虽然可以说各有特点，但是，若认真讲究起来，纪登奎执笔的报告更胜一筹。

其他粮食报告，有的说了很多事情，但是过于平铺直叙，结构松散，令人难得要领；有的报告说理过多，且“理”游离于“事”外，有故作高深之嫌，像是给中央领导上课；还有的报告则像政府工作报告，较多官场套话，甚至很多意识形态式样的表达。纪登奎报告的特点是，叙事清晰，论点清晰，政策意见也很清晰，读来令人印象深刻。报告的文字平实、简约，而且活泼生动；行文节奏明快，思路富有跳跃性，但逻辑环节简明有力。

这让我想到胡适讨论文章写法时强调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清楚明白”，“清楚明白”才可能“美丽动人”。

也许因为纪登奎本人担任过中央领导，知道领导人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报告，所以把报告写成这样。

现在，人们正在提倡新文风，特别是政策研究提倡新文风，而这篇报告体现的文风确实值得称道。读了他的报告，使得我想起苏东坡论及文章的一句名言：“文者气之所形”。

文章是作者之“气”的外在体现或者集中表现，而所谓“气”看上去无影无踪，却反映作者的文化修养、才情胸襟、思想关怀等内在素养。